【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3/2018              

曼维:社会抗争的大陆形态

作者: 曼维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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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抗争(网络图片)

 


 

极独下的时代表证

 

亚洲民主运动的特征区别于在既有情景中进行社会改造的形态,尤其是从大陆视野的当代状况出发,它在实际上并不能构成具有现代性的超越视野,这一点,既体现于大陆的近代政治历史,也因其时代背景的复杂互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削减而非递增的政治格调。这种无法贴近的疏远形态,在事实上产生的,与在现实进程中体现出的民主运动的本质,有着较高的契合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民主转型与宪政精神的落点,因历史沿革的惯性,则始终不能摆脱来自政治的纠缠,也就时刻处于尖锐且灰色的危险地带中。这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极独体系与弱民主抗争的时代表征,但这并不能表示大陆民主具有当代的特殊性,是因为在社会遗产的行列中,民主区别于华夏历史的自然进程。民主运动是近代文明视野中大陆轨迹与世界流向产生碰撞的结果,其中最能说明此症候的区域,即是台湾作为华人地区对华夏历史的全新颠覆进程。台湾以告别独裁、赋予民众抗争优先权利的特征,以民主之实,缔结华人政治公平的当代线索,因此民主不是唯西方的体现,而是世界作为整体的社会创建。

 

重省民主化前提

 

当政治矛盾累积为向社会大幅度扩展的状况时,即意味着基于意识形态的民主理想遭到了来自现实的审视,而不是说,因所属社会机制缺乏对民主理想的关怀,从而使大陆民主运动陷入泥潭。这是因为,要想摆脱大陆现代历史对近代史的惯性延续,就必须明确如下前提:民主并非由社会精英的思想所形成:民主最终体现于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独立个人,它是对神权政治和特权集团的最终抽离。也即,当民主运动对民众苦难无视时,民主既不会确立也不可实现。其二,误判既得利益集团有改良之美,这种乡愿式的士大夫情结不仅固化了社会等级制度,同时从政治和权利的两端,为大陆专制的谢绝落幕提供了足够忠诚的支持。而因误判所形成的,则又必然是对民众无视之后,将民主和共产主义一样送上神的舞台,神化民主的最终目的,其实不过是仍要在下一个历史序列中寻求特别优越感,但是,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却恰恰是民主离开大陆,自由消失于人间。

 

走出并锻造:政治批判之后

 

民主的生成并不依靠对革命的召唤从而形成社会张力,这是现代民主区别于大陆近代史的成熟标志,也是基于对旧民主运动从启蒙到革命无限循环的觉醒。当一切社会思想因过于专注对不公平现状的抗争时,民主运动作为早期的发展轨迹,必然会落入将民主假想为乌托邦的神话与复述(中共早期就是这么干的)。但是,这就是大陆民主转型始终无法找到衔接点的真正危机所在。因为当下的区别在于,并非仅从社会批判进入政治批判,也并非是从资本批判到社会主义批判,而是民主首先需要注重的是进入社会的准备,以在极权控制下的土壤中,先行消除中共作为统治形象的道德标志。换而言之,大陆民主运动要在此一段落中形成力量,则仅指向对中共的抗争是不够的,而是要将民主体现为社会的本质反映,以在同期的对比情势之下,去除政治权力的主体实质。不能将民主反映于社会人间,批判就会显得没有所指,同时也缺乏诚意。由此,亚洲状况中大陆民主的特征即表述为,民主运动如果仍停留在民主运动的书面状态,必然会产生的则是,社会性抗争行动的线索将一定会超过民主运动的停滞状态,从而导致民主在非运动情境中的意义失效。但另一个生成的陷阱是,对未来的某种模糊期望,是使民主无法成就运动的至关重要的根源。

 

如何从当代秩序的变动中,辨识民主行为对社会思想的作用,取决于在何种层面上,将大陆历史处于发展与断层的双重矛盾进行现实决断。须知,民主体制化的形成不仅造成了自由主义丧失了现代话语,同时也因对社会抗争的回避,导致了民主运动长期的停滞。而无力辨识并把握社会抗争是民主运动所要面对的必然趋势,则理所当然,也就使得小团体的民主不仅会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更会流失转型迈进至成熟期的机会。大陆政治的死循环在于,革命思维始终将普罗大众置于需要被启蒙的忽略地位,而忘记了民主的根本即是底层利益和平民权利。一个非平民的民主既不会被引入到民主体系中,更不会成为现实的政治反映,因此,民主运动不但要走出民运,更要走出地下革命的保守形态。将社会抗争锻造为大社会大抗争的超越行为,不仅有益于大陆民主化的进程,更是转型实现和政治进入文明体系的前瞻性铺垫。

 

死灰复燃的苏维埃政权

 

在事实上,当代大陆政治的区分其重点不在于精致的极权主义而在于庞大的专制混合,它带有一种看起来强盛的压迫性质,但这仅仅相对于其统治区域而言,在世界秩序的阵营中,中共在政治格局上并不占任何优势,它深知自身后继无力的先天缺陷。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要拼命鼓吹共产大同美梦,以先于民主世界填平在权力和社会分配之间的绝对不公平。而这又正好造成了改良派追求以稳定和渐进为秩序的社会步骤的空想,同时又使得大陆民主不得不背负要么改革、要么革命的沉重包袱,二选一的状态所导致的其实却是两者皆不能选的事实悖论。它在另一层面上所形成的直接结果是,中共对社会及民众所进行的利益割据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全球化步调扩展至海外,此种特征,即可被描述为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之后,中共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打破自由秩序的进程。但是,不要忘记,其中最深刻的地方在于,改良体系已先于革命体系受到了中共的迫害,这也就是长久以来,所谓温和必死的现实。是在于,中共是一种极端的暴力混合体系,它绝不容许改良以缓和刻意要制造的社会矛盾系数,因为只有通过增加社会矛盾的撕裂强度,才能掩盖自身作为掠夺属性的政治本质。

 

确立社会与政治的民主本质

 

社会运动是一种区别于由启蒙到确立革命的途径。它不依靠精英视野和知识性阶层的介入,也不再服从于某种团体的遥控操纵。须知,要在近代历史的版图上重新引入的,不再是对社会公平的原始欲望,而是首先要明确,在现代思维中对平民确证民主本质的概述,这是从日渐迷失的民运走向社会抗争的真正开始。因为极权对政治公正的消除,和民运对社会底层的漠视,造成的不仅是抵抗力量的消失,而是这两种不对称的表征构成的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的角逐,然而,宪章一词的本意则要求应对普遍民众及底层意愿,由此,对政治权利的解读,也就不再从至高无上的绝对服从,变更为异议和反对。但是,这绝非民运仅指出反对和作为反对的属性,而是说,现代民主的基石,既要解除一切特别权力,也要为民主服务于社会提供现实机会,否则,无论是宪政和转型,则依然在历史的死循环中难以突围。更何况,中共对神化自身的嗜好一直存在,中共不仅将自身引申为大陆救星,亦无限放大,视自身为宇宙真理。

 

维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对极小权利的争取,它始终处于退踞状态的表征明确了维护一词的被动性,在另一方面,因受制于思想禁锢的体制下对下一秒的恐惧,由此导致的就是维权的发展无缘于对政治格局的改变。也即,维权的后时期状况和民主运动的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它们共同地在社会抗争此一领域中出现了空白和盲点。而如果无法将民运和维权推向对社会抵抗的开拓,那么,这种与现实社会不多的关联就会被完全切断,也就是,一切为了社会公平的思想和行为,恰恰在此一阶段以令人意外的方式,主动地切割了对政治公正的意愿,从而不得不继续挣扎于中共极权的碾压中。而现代民主之所以具备当代元素,其原因在于,它不以幻想公平为基点,而是要重塑社会与政治之间的时代关系,以更改亚洲大陆无法存放民主体系的历史宿命,同时也将致力于更改社会阶层的分离制度,以融合并进入平民权利的民主属性。又正是在这一点上,并且也只有通过对民权的现实确证,有关大陆的民主运动和宪政转型才具备真实性。是在于,它首先消除了特权和特权意识的霸道性,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虚妄民主和共产美梦的双重揭示。

 

转型验证

 

产生社会性民主凝聚力的根源,不仅取决于民主抗争运动其确立的愿景是否具备真实性,同时也受制于运动作为现代要素的不同反应。而理解运动一词的本质,则又将能够形成的是对既有框架的突破,这就是从旧制度到民主确立的当代线索,它是在摆脱了既不能改良也不可革命的困境后的现代重建,区别于民主运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障碍。当社会抗争以细微的生命力度被引入民主视野时,这种确立将会作用于自由话语的发展。如同现代民主是对政治属性的世俗开拓一样,平民民权时代就会构成对虚无民众政权的颠覆场域。也即:中共的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类,所依据的对底层的利用(实质是特权吸附)不仅会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也因此从反向逻辑的改造中,为民主运动进入社会潮流,提供必要而充分的途径。

 

启蒙思想的社会变动将作为一种终极性质退出当代大陆的舞台,并且从政治秩序的绝对性一面,折射着中共和大陆历史的不同区块。就实际而言,所有的一切民主运动都充溢着对独裁者自我假设的美好愿望,但时代和事实却极其清晰,大陆底层民众的苦难一日不结束,民主浪潮的转型和实现就一日不能得到验证。习近平以穷凶极恶之势,再次发动社会文革,说到底,其实不过是验证着国际共产主义流毒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和血腥屠杀。因此,与其幻想说服独裁者放下屠刀,不如投身并迈入现代民主的时代潮流,视社会民众为一切民主的源泉和推动力量。唯其如此,民主运动的场域才能在现实和批判的困境之后重返自由的大地,以终结共产意识形态所统治的黑暗纪元。

关键字: 曼维 转型 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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