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报 】  时间: 5/20/2018              

裴毅然:从习近平重拾《共产党宣言》回眸延安整风

作者: 裴毅然

新华社4月24日报道,4月23日下午中共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委员重温《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宣言》乃中共党员必修课,要求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中共理论源头……

估计当今中共政治局(包括王沪宁),大概只知“延安整风”,不知延安整风的细节,似有必要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延安整风何以成为“党经典”?

起于1942年4月的延安整风,包括延伸至1945年的“抢救审干”,统称“延安整风”,中共奉为圭臬,颂为党史经典,层层镀金。因为,毛泽东虽在遵义会议回到中央,但还只是参与中枢,尚未确立一把手地位,整风时期才获得“最后决定权”。

1943年3月20日,依靠“整风”,毛泽东完成实权的书记处改组,将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留苏派”排除出局,由自己與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政治局主席兼书记处主席,同時明确刘少奇、任弼时只是助手。3月22日新书记处议决:“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毛泽东自授“最高决定权”。

对中共来说,整风以抗战与革命的名义公然转向集权,成为明显有违旗帜徽号的重大拐点。整风以“统一思想”收缴自由、铲灭个性,革命高于主义,功利大于原则,通俗压倒高雅、普及凌驾提高……浮露种种“大事不妙”的苗头。但整风却使毛泽东获得集权,打赢内战,对毛共“居功至伟”,故被尊奉“党经典”——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整风的政治目的

延安整风达到毛泽东的两大目标:

一、上层打掉两大反对派——觊觎大位的“教条主义”(王明、张闻天等)、党内实干派的“经验主义”(周恩来为首)使他们处于随时可批判的留用地位。   周恩来从重庆赶回来参加整风,非常痛苦地写检讨式自传,集会上领呼毛崇拜口号。毛泽东要求人人都写自传,说自己也要写,但却始终未写。

二、下层(胡乔木说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则“打掉他们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或‘螺丝钉’。”整风后期,上层政治权争结束,运动矛头主要针对下层,“普遍整风”主要整下层知青的自由主义。2 代表人物:“五人反党集团”(王实味、成全、潘方、宗铮、王汝琪)、萧军、罗烽、李锐、童大林……

整风名义上反对教条主义,实质以“毛泽东思想”的土教条去反对留苏生“国际派”的洋教条,从而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威。教条主义乃意识形态起家的政党先天之疾,不以教条开路,革命党人如何出门?还有什么依凭?如何迈出第一步?拿什么引导自己的行动?

整风“转向下层”后,伤及大批红青,“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的延安,揪出七千特务。推推搡搡是轻的,一周不让睡觉的车轮大战也还算文明,吐痰于脸、绳拴两指吊起来那才怀羞终身。1943年8月,“抢救”进入高潮,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说特务如麻,行政学院除一人外,教职员全是特务,学生过半也是特务;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共200余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党校已挖出250名特务,但估计不止此数,恐怕得有350人。刘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妇委)大部分干部被打特务,包括凯丰、邓洁之妻。10月,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说边区已抓特务七千,但恐怕有一万,各根据地合计有十万特务大兵。3任弼时也曾宣布延安有特务三千。4

1943年底,“特务”实在太多,各机构无法运转。电讯部门挖出千余特务,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不通了。5边区四万余干部学生,肃出 1.5万余特務。6绥德师范开了九天控诉大会,挖出230名特务(全校人数73%),都是十几岁的孩子。7后来还扩大到小学生,最小的据说只有六岁。81944年初,绥德“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团内一位十二三岁小女生,上台坦白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9

马列主义不香了

今天的中共政治局也许不信:整风时期,金光闪闪的马列主义都不香了,原先抢都抢不到的马列书籍竟被抛出窑洞,论斤卖了废纸。延安整风亲历者、1950年代张闻天秘书何方(19222017)——

整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学过的,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倒还干净些,起码不用检讨……甚至有些老干部,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竟将一些马列著作仍到了窑洞门外……原来人们感到很缺的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无用而多余,于是就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废纸论斤卖了。

马列主义被说成「教条」,课程被取消,有关书籍(那时翻译出版的还真不少)也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会去读了。一切书本知识被挖苦得狗粪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当然没有人再去「言必称希腊」了。至于什么是实际知识,怎样去学,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两三年抢救运动期间学习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关文件,还有某些中央决定、临时指定的什么文章和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解放日报》某篇社论等,联系实际就是思想斗争和反特抢救。10

《宣言》难救中共

实在不理解习近平怎么会回身乞灵《共产党宣言》?估计实在没招了——“共军没子弹了!”(红色战斗影片常用詞)胡时代要求中宣部中科院“理论创新”,为邓时代恢复私有制的改革开放寻找理论依据,既要符合马列主义,又得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奈何“社”“资”不兼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南辕北辙,一届届中宣部长、社科院长均无法完成党中央的这一重任。想来王沪宁也囿于无法“论创新”,为接承此前的“不忘初心”,只得请习总捡拾《共产党宣言》,穿马恩古装上演当代新戏。

中南海应该很清楚当今的民心党心,深知八千余万党员不再信仰“共产”,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无非要求全党进而要求全国)重新朝拜共产主义。惟如此才能勉强对接毛时代与邓时代,才能将毛的滔天罪恶说成“不成熟的试验”、才能“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才能将邓时代说成对毛时代的修正补充、才能维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才能解释一党专政的必要性、才能……这点司马昭之心,自然路人皆知,何况接受七十年“党的教育”的全国革命人民?

不过,习总也许忘了“今夕是何年”,马克思主义已不是当年神秘彼岸的未来时,电子时代已不可能关起门来做皇帝,网封的“金盾”再厚再防火,国人还是能听到墙外的“反革命叫嚣”。要求国人再信一次共产主义,除了让中外嘲笑“黔驴技穷”,岂有它哉?!

 

5/10/2018  Princeton

 

注释:

1.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册,页236。参见李东朗:〈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载《北京日报》2007-5-28。

2.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册,页214、247。

3.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上册,页115~116、121、124、126。

4.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页183。

5.《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18。

6.胡乔木:〈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页280。

7.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解放日报》(延安)1943-9-22。

8.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载《炎黄春秋》(北京)1992年第5期。参见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版,页176。

9.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页178。

10.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册,页283;下册,页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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