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报 】  时间: 5/27/2018              

裴毅然:重庆谈判真相——破裂主责在“共”

作者: 裴毅然

1945年8~10月的重庆谈判,乃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大契机、民主转型的最佳档口。重庆谈判表面上搞出《双十协定》,实质谈崩,重开内战,毛共夺国——吾华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伟大毛时代”,前后至少六千万国人非正常死亡、二十亿国人非正常生存,包括今天习近平整出走回头路的「修宪」(搞终身制)、「改动中小学教材」(改变文革叙述),令寰内读书人一声潼关长叹!

  有关当代国史重大关口的重庆谈判,大陆今天八十岁以下均被灌狼奶——只接触到中共版叙述,从资料到结论均被误导,正确判断当然只能建立于史实真相。

《双十协定》

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43天),重庆谈判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似乎射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曙光。但国共高层都知道,《协定》只能维持短暂和平,内战必定重开。因为,最重要的裁军未谈拢,中共未接受国府的“和平建国”,而是意在中原逐鹿,继续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双十协定》要点:

1、双方确认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中共承认国府领导地位,国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以对话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坚决避免内战。

2、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宪法。

3、国府解散特务机关,严禁司法机关以外部门有拘审处罚权,释放除汉奸以外所有政治犯。

4、中共缩编部队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

此时,国共都不愿承担「首启战衅」恶名,争扛「和平」大旗。《双十协定》虽打出「和平建国」横幅,但只是一份「和平」意向书,民主建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军队国家化、议席分配、政府组成……)均留给接下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尤其实质性的裁军,如此含糊,显存玄机。

此外,中共根据地问题上,国府坚持抗战前为中共占领的陕北保持不变,其他根据地一律收回(既然只是为了「抗日」)。但中共只愿交出南方13小块根据地(因很难保持),北方五大块根据地(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则寸土不让。

 「彼岸」迷惑性

此时,由于中共尚在野,马列主义在中国尚为彼岸的「未来时」,朝野上下、左右士林都不清楚中共「坚决拿下中国」的决心,更不清楚尚未放出潘多拉魔盒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专政。英美知识界(如「中国通」费正清)也认为中共初心不坏,只是一批土地革命者,只想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直到今天,西方汉学界仍将江西闹红译成「土地革命」。重庆谈判后期,北洋老吏、64岁的章士钊(1881~1973,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在毛泽东手心写一“走”字,政治倾向「一字了然」。

抗战时期,中共内修守战之具,外行扩张之策。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陕北对斯诺说:「无疑中国革命现在正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通过抗日运动取得政权。」「假如抗日运动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独裁权几乎一定会被剥夺(丧失独裁式的控制)。」抗日战争展开之日,乃是蒋介石开始覆亡之时。」克里姆林宫明确指示:利用抗战扩大部队,最终推翻国民党。1939年5月5日、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至少两次在党内明确方针:「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中共这一「抗战有利观」,甚至渗透这一时期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学士论文:「抗日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共产党越有利。」但中共的统战与宣传一直做得很好,长期迷惑中外舆论。

  关键的裁军

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重庆谈判」关键细节:国府额定全国军队50个师,中共要占19个师,国府最初给9个师,一直让步至15个师,只要求签约后立即缩编。周恩来同意,毛泽东不同意。主持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远比中共讲团结,更维护「统一战线」。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吴国桢(1903~1984):

从蒋介石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中央宣传部到政府控制的新闻界,都下令说不要发表有关共产党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消息。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

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

1946年初,蒋介石召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至重庆,要张放中共东江纵队北撤,语重心长面谕:

经此八年抗战……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在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于上述原则,我们不能不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俟共产党加入政府后,我们的困难自会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我们不必忧虑,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余人的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千余人的琼崖纵队亦未加围剿。而且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裁军。张发奎认为马歇尔明显偏袒中共——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马歇尔的无知促成了中国大陆迅速「赤化」。

主责在「共」

按《双十协定》,国府召集国民大会,1946年5月5日延期至11月12日,再推迟至15日,一直在等待中共出席。开幕后,55人主席团仍为中共留席九座。中共拒绝出席的理由:国务会议40席中得占14席(包括左翼党团),以便握有否决权(所有决议通过均需2/3票),国府同意给13席,认为只要你能争取党外一席,便可否决议案,中共坚不让步。

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提交的宪法草案「比十年前准备的那个草案要民主得多,它标志着委员长的思想进步了。」

马歇尔也说:

不幸的是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不宜参加这次国民大会,可是宪法却已经把他们提出的一切主要要求包括进去了。

张发奎批评蒋介石败在战和不定——

不肯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然而又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就是他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这是咎由自取。如果我们真诚地接受马歇尔的调停而中共拒绝并进攻我们,我相信美国人会在军事上提供援助。结果是和谈破裂后,美国政府宣布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并禁售剩余军火予我们,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因缺乏补给而影响士气,以致国军不战而退。

红士评赤国

重庆谈判未能避免内战,主责在「共」,次责在「国」——未能利用有利形势「艺术地」降伏中共,竟至败台,大陆赤沉。

2008年,前新华社副总编、1947年加入中共的穆广仁(1925~ ):

19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从未料到中共解放后一段时间实施的「左祸」。在我所接触到的那个同时代人当中,极少对他们当时的追求有所悔的……这就是我所以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语深为感动的原因:「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1946年加入中共、1957年右派、「六四」后开除党籍的许良英(1920~2013):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但是,想不到我们后来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国家,我非常沮丧。

 

4/10/2018  Princeton

                                                  

注释

 

1.(美)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周恩来谈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179页。

2.(美)爱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北京)1973年,第70页。

3.吴国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4.〈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1939-5-5);〈毛泽东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12-20)。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5.徐百柯:〈七十年前中国青年的理想与见识〉,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1-9-28。

6.《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0~194页。

7.《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8.《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326~330页。

9.(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62~163页。

10.《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329页。

11.穆广仁:〈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载《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29。

12.张敏:《穿墙的短波》(记录红色中国),溯源书社(香港)2012年,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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