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16/2018              

陶渭熊: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

作者: 陶渭熊


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共产党以学校党组织的名义将数万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1617岁的中学生,甚至12岁的小学生打成右派分子。那时的学校,就是不折不扣的审判庭和大监狱。

               

校园审判庭

 

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的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

 

1、大字报围攻。在党的授意下,班委会、团支部组织大字报专栏,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到处张贴:从寝室到教室,从食堂到办公楼,揭发你的“右派罪行”,把你置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无数仇恨的眼睛盯着你。那种感觉,就像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你的全部隐私让人恶意窥视,使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置你于惊慌、无助、恐怖之中。

 

2、批判斗争。党事先定好你的“罪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这当中,就塞进大量党的私贺,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似是而非,恶意篡改,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等等。把你揪出来站在台子上,大轰大嗡,呼口号,挥拳头,用最冷酷、最恶毒、最无耻的语言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全身是屎一无是处,打掉你的“嚣张气焰”,再审讯逼供,按党的要求承认“罪行”。如果你不承认,稍作辩解,就是态度顽固对抗运动;于是群情激愤,遭来更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加班加点无休无止的斗争,直到把你批倒批臭,使你面子丧尽,人格丧尽,尊严丧尽,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无力对抗不得不承认“滔天罪行”。

 

例如笔者因写信检举家乡一生产队长奸污霸占女地主而“堕落”成右派,但斗争会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逼迫承认四条“罪行”:诬告干部;为地主家庭翻案;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审讯,以死抗争。例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一个女同学被斗争后愤而投嘉陵江自杀身亡(因封锁消息不知姓名);生物系602班欧维俭,我的同班大姐,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跳楼……。

 

3、非法搜查。除了斗争会审讯逼供之外,还进行非法搜查获取“罪证”。这种搜查不经法律程序,只要党员授意,争当左派的积极分子就一马当先。搜查内容主要是日记、信件、文稿、发言提纲之类。搜查方式是勒令你“自觉自愿”交出来,或者命令你打开抽屉、箱子让积极分子翻箱倒柜;更无耻的是趁你不在之时偷看你的日记、书信;还有明火执仗公然撬锁开箱子形如窃贼的。

 

19578月底,我暑假后从家里回到学校,走进寝室就发现我锁着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书信被人拿走,书籍、衣物、床铺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就这样被非法搜查了。

 

4、监视、隔离。只要把你定成右派,党团组织就会对你进行监视,限制你的自由:只能在允许范围内活动,不准上街,不准到公共场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右派分子之间更不准私下交谈;来信必须交组织审查,有人来访必须批准……把你弄成瘟疫病人一样,人人躲着你,不敢招呼人,更无人招呼你,使你处在孤独、冷漠、歧视、仇恨之中。同年级的刘和璧,受不了这种孤立,偷跑到北温泉公园找个地方冷静一下,结果全班出动抓“逃犯”,逮回来斗争升级处分加重。笔者同班右派李登域忍受不了被监视孤立的环境,竟然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宁愿加重处分被开除离校……

 

5、栽赃陷害。先以言者无罪诱骗,后以言定罪把你打成右派,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把说“俄语用处不大应该学英语”之类的正常谈话,无限上纲成反苏反共反人民,也是一种栽赃陷害。还有更赤裸裸的,略举两例:(1)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学生曾清经与某党员吵架,曾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对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敢杀共产党?曾清经说,老子就是要杀你这种共产党!于是《曾经清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他差点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而逮捕判刑;(2)数学系57级乙班,大家都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随心所欲地写画,未擦黑板就走了。有人趁大家走后,悄悄把所有板书擦去,只留下“毛主席”和“阿Q”两个词语。本来这两个词语各在黑板的一端毫无联系,但班上反右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结果把写字的张克继、胡国良两位同学打成右派分子。

 

6、道德审判。右派分子不单政治思想坏,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也都无不“资产阶级”。于是道德审判接踵而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等等。

 

翻开《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集》(第一集),可以见到许多道德审判的记载。如某右派“解放前,抽烟赌博,无所不来”;某右派“与堂嫂通奸”;某右派“生活作风恶劣,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女人”;某右派“道德败坏、奸狡巨猾、阴险毒辣”;某右派“经常与某某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畅谈女人和下流之事,有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恋爱观”;某右派“为了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不惜用许多时间来写稿和翻译外文”……通过这样的人身攻击肆意羞辱,把一切人性之恶强加于右派分子头上,使其污名化、低贱化。

 

7、党的判决书。经过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等来一纸写着右派“罪行”和处分等级的判决书。这判决书不是出自法院,也没有正式法律文本和公章大印,竟然出自班上的反右小组。而反右小组是由党员操纵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超越了法律,代替了法院,以党的名义对学生进行司法裁定,开创了群团组织非法审判群众的先例。

 

8、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继大学校园反右之后,毛泽东把他的魔爪伸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

 

据《五八劫》载:1958年寒假,毛泽东酷吏李井泉,将四川省高中应届毕业生集中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用启发诱骗、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分化瓦解、检举揭发、批斗示众、整人发配、劳改入监等对敌斗争办法对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进行残酷迫害。当时全川高中毕业生不到万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高达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学生。由于不少地市县把运动范围扩大到初中学生,被划为三四类的中学生竟达万人之多。而最小的“右童分子”,达县城关小学学生张克锦,年仅12岁。面对这样幼稚的少年儿童,共产党竟如此手毒心狠!在整人记录上创造了人类之最。

          

校园监狱

 

反右斗争把学校办成了法院,接着又把学校办成监狱。

 

1、校园劳改队。反右运动在高等学校清理出来的数万名右派学生,除一部分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之外,剩下的按当时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签署的文件,分别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免于处分戴上右派帽子等四类处分。接着又把一类右派学生押送劳教场改造,再把二类右派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所以反右过后的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劳改队。例如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就的一个120多个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劳动(劳改)队,从事种地、运输、基建、掬粪等苦力劳动。与西师毗邻的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则在校办农场、饲养场劳动改造;重庆大学的右派学生则押送工厂、农村劳改;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所有大学也都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右派学生劳改队伍。

 

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虽然名义上可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班级监管的劳改对象,那个时候学习并不重要,政治运动多。政治活动是不准右派学生参加的,这个时候右派学生就是劳改苦役犯。

 

除此之外,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有右派教师劳改队,许多教师被无端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所以那时的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这又“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2、权利剥夺。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只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权力。但是反右后的学校,党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例如剥夺右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将他们驱逐出课堂强迫劳动改造;剥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凡节日庆典、游行、演出活动,右派学生都无权参加;外宾接见、学术交流、演讲会、外出参观、甚至文艺演出等活动右派学生也无权参加;师范学生的试教、参观实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代之以劳动改造;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公休日,则是右派学生的受难日,被严加看管或者监督劳动;以工种定量的粮食政策也被剥夺,右派学生干着劳改犯人的重体力劳动,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金就更无权利……总之,右派学生就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只要“党”说不准,一切都成泡影。

 

3、经济剥削。右派学生的劳动全部是无偿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全部被共产党拿走。以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改队为例,该劳动队自19589月成立至19618月解散,120多名右派学生整整劳动三年,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我们的所得仅仅是每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救济费”,偶尔有毛巾之类的奖品外,分文未得。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烂了自己买,生活零花自掏腰包。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烈日下劳动,竟没有钱买一顶草帽,光着头当“抗日英雄”;在寒冬下雪打霜的日子里劳动,穿破衣打赤足是常事;再加上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大饥荒到来,他们因极度饥饿而浮肿、干瘦,卧病不起,有的竟成饿殍。这群在政治迫害与生活煎熬中的学生,经历三年劳改,被折磨被压榨被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衣衫褴缕,神情沮丧,形体枯稿、面色憔悴,无论走那里,一眼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右派分子。他们是命运最悲惨、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共产党对这群莘莘学子的非法迫害令人发指。

 

4、无端的怀疑与搜查。一旦学校发生了盗窃、反标之类的刑事案件,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这群无辜的右派学生。这时,他们的寝室会被悄悄地搜查,锁着的箱子会被有特殊技能的保卫人员打开,通信、日记、书籍被偷看。一旦成为怀疑对象,就遭审讯、诱供、逼供。安全感时时遭受威胁,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5、随意加重处分。在劳改过程之中,如果管教人员认为你态度不好,违纪,随时都有加重处分的危险。在西南师范学院120多名右派学生劳改队员当中,就有十多名被加重处分开除劳教:还人一些人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不准复学。第一个被开除劳教的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其“罪行”是:私自会见反动文人吴宓: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加里福利亚。这样一些无足卦齿的小事就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因拣到一块手表未马上交出来,就被定为盗窃罪而被开除劳教,押送劳教场后,劳教场认为他不够劳教“资格”,把他作为“代管犯”,强迫劳改20年。中文系58级的黄鹏先,被学校开除劳教押送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认为他“罪行”轻微将其“教育释放”。可见西南师范学院对右派学生的惩处比司法机关还要残忍。

 

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

 

 

关键字: 陶渭熊 反右 暴政
文章点击数: 5318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