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8/2018              

闵良臣:“听”李慎之讲“反右”

作者: 闵良臣

李慎之(网络图片)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去世十五周年: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记得当时正值美国打伊拉克,广东《同舟共进》主编在寄给我的纸质邮件中还在希望上天能保佑李先生逃过这次病魔劫难,认为中国实在需要李真之这样的人。当然,最终我们的希望落空了,上帝还是把他接走了。不过若按照周有光先生的话说,这也未必就是坏事,起码表明上帝是喜欢李先生的。2005年10月,周有光快到100周岁的生日了,有人去采访,“一落座,周先生就风趣地说:很高兴你们来。我到一百岁了,基督教有一句话,上帝爱的人,先到天堂,反过来我是上帝不爱的人,天上不要,地下不要的人。”(赵诚《百岁学者纵谈天下事》)周有光心情好时,喜欢开点玩笑。

 

近日从手机转发的微信上读到网络大V杨恒均先生一段话:“伟大的政治家甚至都不应该是理论家与思想家,更不应该是哲学家、诗人与理想主义者。他应该是博采众家的实干家,允许不同哲学、诗人与思想的存在,成为众家的保护神。华盛顿没给人类留下一篇像样的文章!严格上讲,理论家思想家都具有排他性,可以做学问,却不宜当领袖。领袖一有思想就糟糕了,他会让所有人只听他的思想;领袖不需要思想,但需要包容所有的思想。⋯⋯如果一位领袖自认为是思想家、作家和诗人的时候,全国的思想者、作家与诗人就要遭殃了。”

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说到底,就因为有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领袖”。有个美籍华人说,如果哪个美国人说“深入学习特朗普总统的讲话,紧紧团结在以特朗普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周围”,估计第二天就会被人送往精神病院。可在华夏,类似的话几乎天天出现在报纸上,为什么呢?因为精神病患者不会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

 

退休后,每天夜晚睡得早,没有特殊情况,九点左右躺下,一觉醒来就睡不着了。躺到凌晨两点多感觉还是没有要入睡的意思,只好起身夜读。近段时间一直读的是《李慎之文集》,且有些篇章读的不止一遍,今天读的是《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也正是他的这篇文章让我对这二年一个既有形容词又包含了动词的汉语词组抑或短句有了重新认识,直到这时似乎才明白它所蕴含的一些深意,暂且按下不表。

 

在谈这篇文章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李慎之: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为右派之前他是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按级别是副厅(或叫副司、局)级。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国际部同事搜集整理国际消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参”,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尤其是毛泽东做参考,因此也就可以间接听到毛的有些指示,了解毛的有些思想。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第一条罪状竟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他本人想的是“我本来还以为这是我的功劳”呢。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中的“主张要大民主”的“司局长”,指的就是李慎之。李慎之在《“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中也说:“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

 

现在来谈他的这篇文章。只要你读了文章,就不难深入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为何会有“打右派”这种荒唐之极且更是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的运动的核心了。相比之下,湖南的朱正出版的《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还是没有触到核心。而著名电影评论家钟店棐先生(即小说《棋王》的作者钟阿城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前,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事实上毛泽东自己都早已承认了,只是他的那些话,包括钟店棐在内的中国人长时间不得而知罢了。

 

毛泽东当年把包括胡绩伟、李慎之在内的一些人召到他的床前训话:“所谓百家,实为两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一家。”朱正当时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且翻手云、覆手雨的人,用胡绩伟给李慎之先生的一封信中的话说,毛的一个最大本领就是“赖账”,而“赖账”,在中国民间,其实就是“痞子”。想想,有多悲哀,这么大一个国家,用一个“痞子”领导几十年,而且还是“绝对领导”,也不知中国人的祖宗八代都造了什么孽,才让他们的后代遭到“如此报应”!

 

毛泽东说他搞的根本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李慎之文章也完全可证明这一点。岂止不是阴谋,而且早就告诉当时中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了,只怪这些知识分子太善良或说也太愚蠢,总是把“伟大领袖”往好的方面去想,对“大救星”一百二十八个放心不说,还无比热爱,无比敬仰,无比崇拜。领袖金口一开,说什么都是对的,再胡搞也都是为了中国人民。

 

据李慎之在文章中讲,特别是当“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尤其是毛主席公开号召‘共产党员头上要长犄角’,‘要敢唱对台戏’更是使我心潮澎湃,以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又说:“就因为这个命题(指人民内部矛盾——引者注)的提出,毛主席的威望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同人办报’、‘司法独立’、‘无罪推定论’……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实际上都是在对毛主席无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中最有头脑,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志士仁人’,内心想的是:革命政权可以改变为法治政权了,中国从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长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与经验带领赫鲁晓夫、铁托、哥穆尔卡……走上一条正常化、民主化的道路,使马克思的理想进一步实现。”所以毛在他的纪念堂有知,说不定也还会讲一句:谁叫你们的脑袋瓜子都是榆木疙瘩不开窍呢。活该!

 

尽管现在很多人对那场运动的起因、结果都已听腻了,也还是让我们跟着李慎之来看看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吧,算是给那些今天还没开窍的毛左们再来一次启蒙。

 

据说1957年6月8日被公认是从大鸣大放到毛开始反击的转折点,可李慎之有不同的看法:“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会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

 

即使针对有人认为很可能是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李慎之也还是认为:“这些同志也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多少。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

 

所以,在李慎之看来,“《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将近半年以前的既定决策。这个决策才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才是中国命运大逆转的转折点。”

 

这里李慎之明确地告诉读者,毛泽东早在1957年初就有了之所以要搞“鸣放的意图”。这个意图就是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李慎之在毛一月十八日和二十七日两次合共有两万字的讲话中挑出两段,就能“比较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采取主动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还说:

 

“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自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吧。所以李慎之在引了这些话后紧接着就说:“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发动反右派斗争前半年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包括党的干部在内)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后来的右派们当时若能听到这些话,估计有很多都会闭嘴,躲过一劫;同样,很多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读到这些话,很难说没有后怕。

 

也就是读到这里,本人一下明白了,近年来新国王为什么一再表态要永远高举毛的旗帜,原来正是要从毛那儿获得智慧和力量,努力向毛学习,把他的某些做法移植到今天。

 

你看,薄熙来不是也逮捕判刑了吗;纪念宪法多少周年的大会上不是讲了要落实宪法吗;在国际上不更是大讲要“和而不同”吗;后来又去北京大学与汤一介教授不也促膝谈心了吗(据善良的人讲这是施放出一种美好的信号);……然而怎么样了呢?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都感受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炎炎夏日,丝丝寒意,有网友甚至说,最近感觉就像又到了冬天。

 

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只要一联想到要永远高举一个人的旗帜,也就没什么难理解的。还有人对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张也不理解,可看看毛泽东当年,一边说着“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似乎自己强大无比,可不也还是害怕知识分子的“猖狂进攻”吗?不也还是害怕中国出“匈牙利事件”吗?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大脑除了思想,什么也没有,因此,不论是毛当年还是今天,紧张,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或说是不自信的表现。

 

现在“反革命”一词已经取消了(只是在网上看到有人透露,至今监狱中仍关有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的人),可一个又一个代替的罪名正等着国人,比如“敌对势力”,比如“颠覆政府”,比如“寻衅滋事”,随便一个罪名,就可代替当年的“反革命”罪。

 

这与斯大林毛泽东的认识高度一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说:“……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现在当然不好再提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那样就太落伍了;现在改成了“海内外敌对势力”——只要你不满,你就是“敌对势力”,不是海外的就是国内的,反正是敌对势力;不是敌对势力,怎么会说我们不好呢?

 

据李慎之在文章中说,苏联当年在城市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苏联社会就只有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劳动知识分子三个社会集团,在理论上已不能再说还有阶级斗争了。可这时的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反对还是层出不穷。怎么办呢?难不倒斯大林。他把这些“敌人”一概定为外国间谍或其同谋,而且一旦定罪,往往处以极刑。而“毛主席则别立新义,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可以成为敌对分子。”所以在本人看来,独裁者都是痞子。

 

半个多世纪过去,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主义、思想也在变。可偏偏在有人那里,他的“旗帜”就是不肯变。这让自己又联想到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坦白说,本人很喜欢波普尔的文风,尽管读的是译文。不论读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都是一种享受。作者即使在著作结尾处还用了中国有些文人喜欢用的一种“杂文笔法”:“归根结底,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如此不能合理地对待批评,要别人如此听从他们的教导,难道不是由于害怕变化吗?的确,历史决定论者似乎因为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而希望获得补偿,从而倾向于相信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受一个不变规律的支配。”对照一下,可不可以说,要永远高举一个人的旗帜,实际上也正是一种因害怕变化而倾向于相信只要旗帜不变一切也就不会变呢?

 

2018年6月修订

  
关键字: 闵良臣 李慎之 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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