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 】  时间: 9/4/2018              

陈永苗:政治表达的无能与打民国牌

作者: 陈永苗

(参与201894日讯)批判共党体制,当在改革已死,没法推动的时候,就只能证明批判者是共党体制的失序者,被统一战线甩出来的,改革分赃体制的失意者,想加入而不可得反而被排挤出来的,也就是挤不上公交车的。至少处境和身份,以及说话方式思维习惯是这样的。所以会围绕着共党,中南海,就像月亮围绕着太阳,没有主体性。在议题设置上,共党抛出一个议题,一窝蜂一样围上去,啃呀啃,然后回写两篇文章以为自己下了蜂蜜。被牵着鼻子走,被动应牌,整天很忙碌,清点起真正收获,却如竹篮子打水。就像朝三暮四故事众的猴子一样。拿破仑说过,我每三个月给我的人民一个故事。我看共党每三天给一个议题。

 

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体现出来的效忠关系不同。你一直对共党体制进行主义的批判,说明你效忠于共党,说明你是党的人,不过是劝谏。为什么我不批判共党批判国民党,批判公知不批判共党,在于自己人动用的批判的武器,敌人动用的武器的批判,对敌人一直进行批判的武器,要么你是认敌做父做友,要么你就是一个神经病,以为笔就是枪和匕首。批判的武器,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只会被撕裂,要么是这一方的打手,要么是另外一方的喉舌,自以为超越于敌对两方之外之上的第三条路,就是一个幻觉,就像被买春的妓女在金主面前撒娇一下。我在讨论民间主体性的时候,经常被质问为啥要穿戴上民国标识,我说根据历史背景百姓好理解好辨认,类似于索雷尔直观的政治神话,而最强烈的反对,即使动用暴力,也可能是兵谏武谏,还是没有民间主体性。武器的批判,动用暴力诉诸于行动的激烈反对,肯定要比立场上的口炮,更具有民间主体性,但还是没有完成别人对你的识别。身份认同的政治,不能光靠自己们的渴望认知,而更需要外在社会的普遍渴望认知。简单的一句话,你批判共党体制久了,你反对共党体制久了,你就是共党的人,编制外的共产党员。除非你动粗。

 

所以以简单的标准:民国一边,还是共党一边;动不动粗,行动不行动的。就是有没有行动,有行动的就算当下是党的人,迟早也被党干掉。没有行动呢,那么为了和党的人区分开来,就简单地做一个民国人。

 

在香港,有新世代港独作为在党的领导下香港民主回归运动的超越,在台湾,有台湾新世代天然独作为共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否定。而在大陆,一波又一波的往前走的突破是被淹没,真是长江后浪盖前浪,一波又一波从体制反叛出来的新人,带着体制烙印,把半体制半人,半党性半人性的自己推己及人。在以前,谁要带着体制胎记都会不好意思得自动剖腹。而最近一些年,党内民主派复辟为保皇党的规模越来越大,体制怪胎成为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是一种荣耀,以此对抗激进立场的兴起。也就是说自由派两极分化,一头收缩为保皇党,一头激进为口炮党。披着改良与革命之争的外衣,本质上维稳与崩盘的争议。谁支持维稳,就要自动日减保皇。谁乐见崩盘,就要日趋于革命口炮。与香港台湾比较,港独和台独是政治想象物的创造,而大陆的不仅前浪没走出共党设定的“改良与革命”框架,而且被不断从后面气踹嘘嘘赶上来的退休老头老太太体制怪胎,作为后浪拍死沙滩上。就如大妈广场舞成为我们文化讨论的核心议题一样,每天就只能讨论它。

 

无关性

 

有一个故事说,96年申奥成功,北京举城狂欢,有两个红二代在北京饭店阳台上喝着红酒,品着咖啡,冷冷地看着街上狂欢的市民,说这一些傻逼觉得关他们有事一样。叫好者是林语堂口中的奴隶做主子想。批判共党与批判叫好的,都被卷入一种有关性中,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批判他做什么,好像你有资格批判共党一样,和你一家人一样。

 

批判带来的有关性混淆,导致自己的权力意志的幻觉:拉平了身份的不可逾越性。哥也是有微博的人,姐也是有微博的人。有一个朋友和我说,他给一个副省长的儿子做过家教,关系较好,有一次喝酒醉了,副省长的儿子怪罪他:你怎么生在那样的家庭。共党体制给了他们优越感,自以为神,众生为蝼蚁,众生就是原罪之子。

 

政治表达的无能,受挫感,无效率。 说真话很勇敢,然而没好果子。而且节节败退,屡战屡败,有战必败,还不如不战。不战而另起炉灶。只有自我圣化自我牺牲的道义英雄,才喜欢无用功。真理感取代胜利,同时构建作为社会的例外,不与社会同构的少数人,例如异议分子,例如反对派。

 

政治表达的无能,无效率这并不是中国政治进入法西斯主义时期的特有的,而是在八九改革已死时就有的,所有要求进步的呼吁运动,一旦成气候成规模,一定导致退步,成为热点就意味着原来空白地带被补上管制。这是八九后保守主义批判激进主义的原因之一,不管是九八民主党,还是维权运动中的各种小高潮,零八宪章,都是掀起一个波浪,然后宝塔镇河妖,打倒河里再也不能出头,这种做法是英雄王成式“向我开炮,老子出名啦,牛逼”。2003年命名维权以及对维权政治化的反对,也在政治表达的无能无效力,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行动优先,打口炮没用,能做就好。必须看到我说的节节败退,是民间是往上走,往共党体制走以求改良或翻转的,就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输赌一下输光,赌一下输光。而节节胜利,碎步前进的是社会,社会重建,这是往下沉,往下沉的在进步,在做大。社会重建以社会的存在为目的,它假设上层建筑的摧毁和大爆炸,也能活下来。往上走,围绕中共体制变革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除了浪费时间装悲情祝圣人之外,啥作用都没有,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相抵。

 

你可以看到从直接的政治表达退后到反讽的社会运动,从政治退到社会,不敢对其锋芒,游击地走。然而没用,一波又一波的,最后都与共党慢慢变老,就像雾霾一样,最后都变为长久的非常态。故,社会运动只有重建社会或者阻挡下坠的作用。要有政治上的突破,还是需要例外状态的力量,例如美国的地缘政治,还有例如民国。

 

我不管共产的,而是管站立在共产议题上的社会反应,这一些中产阶级只围绕共党产生反应,刺激和回应,吸纳和排斥,只围绕共党发牌和共党主体性发生,是为被动性,其所开展的社会运动或者反讽,都是被不断格式化后退的,可以说异议的花瓶用来装饰共党体制,综合矛盾统一体,虽然从中生长出民间社会空间,就像市场化于体制。拿市场化来说,做生意往往是维护体制,看不出有破坏体制的意图,非意图效果在于市场化的负面,例如我们搞的占房运动,抗税,挤兑,这一些能引发经济危机,然被格式化得并没有大规模发生。总结一句话,大凡能发生的社会运动包括网络舆论,都是无足轻重的隔靴搔痒的,不值得去背书的。舆论场上出一件事热闹一阵子的公知消费模式,它处在一种被格式化,隐形被中共体制化的必然性中,脚踩西瓜皮。对被体制格式化和决定的被动性,没有自觉,能干的是共党能对付的,或者需要的,想干的,例如占房运动,却没有舆论市场,因为舆论只随共党的脚步走。

 

我深切体会到维权时代出现的这一些人 真是层次太低了。个个街头卖艺,还以为自己是武林大宗师。四五一代四五运动都是太子党准太子党,八九一代广场上也是八十年代精英。局内人造反,层次就高。

 

维权自己名声做得再好,道义资源弄得再高,不外乎维权人士而已。维权的进步,就像以前你小学时多个十块二十块零花钱,就觉得不得了。可是你有一个亿时,会觉得十块二十块了不起吗?中国的问题在于总体转变,就像你有一个亿时怎么翻转为十个亿,一百个亿。停留在十块二十块的快感里做什么。维权就像摆地摊阶段。摆地摊有了第一桶金之后要做公司开工厂,然后做大销售,然后上市。天天想着摆地摊干啥。政治方案而言,对于90%以上的国人,成王败寇,你有本事成功了,就认你,管你道义资源高低,好人坏人。天天被挨打,也能被打成胜利?天天装悲情,悲情出胜利?

我的维权-民国,与本雅明的东西是吻合的,最近在把本雅明用来论证维权-民国,民国作为被共党镇压的,从而例外于共党体制,也例外于改革的知识分子-官僚王朝政治。民国作为本雅明说的弱的弥赛亚,对中共体制格式化中国例外的救赎。

 

像女权运动这样的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各种无政府主义,过于作为少数派的,作为社会例外同时支撑以真理感的,为什么会被共党体制所容忍,因为被格式化,其之所以被容忍,和有真理感,一个原因在于超前的与“世界潮流接轨”,乃至于说自己造的,投射的,并不存在的世界潮流。拿市场经济学说来说,这个地球上有那种抽象的,纯净水般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学说么?没有,投射出来的风月宝鉴。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说,共党已经在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方向超现代化的内卷化收缩,普遍主义走向特殊,是自我保存(政权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因为其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内卷化,在危机恐惧中首先注意自我保存。可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话语启蒙运动,所谓的社会运动,是扩张的,要求更强更大更多的,虽然非意图结果可能是自我保存的。如此扩张才能自我保存的困境,就像不做人上人不掠夺就过不上小康生活,是妨碍迫害公共利益和集体富祉的,是毒药。其公共剩余价值不多,公共性不强,因此内卷化也是必须的,以民族国家为为其边界,为公共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模仿你的说法中共的国家化,社会运动也必须内卷到民族国家维度上。也要国家化。

关键字: 陈永苗 民国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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