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日报 】  时间: 9/5/2018              

练乙铮:令我失望的梁振英及城中若干事

作者: 练乙铮

上月14日,国家领导人梁振英向《立场新闻》和评论员钟剑华发律师信,大家也许见怪不怪,但该信劈头第一段铺陈的,却是我2013年的一篇《信报》文章。拙文题目包含「梁特涉黑实可双规」几个字,律师信说当时要求《信报》撤销有关的「错误指控」:

 

...took action when Mr Joseph Lian(练乙铮) published an article bearing the heading〈诚信问题已非要害,梁特涉黑实可双规〉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in January 2013. On behalf of our client, we wrote to the said newspaper demanding the withdrawal of the wrongful allegations in that article, the newspaper apologized publicly on 7 February 2013. Mr Lian has since left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这位躬体力行提倡重大活动多穿「华服」的国家领导人,其御用律师向领地内的中文刊物发警告信,用的却是英文;如此继承殖民主义那一套,如同今年7.1党庆那天他没公开穿「华服」,皆令我稍感失望。

 

当日梁氏是否涉黑、应否双规,公众心里早有清晰答案,不必在此重提,但上引文字有两点却大可商议。其一是当年事件里,《信报》为免无谓争拗而作出的简短道歉并非指向梁氏,故律师信有掠美误导之嫌。再者,引文「一气呵成」,继指《信报》道歉之后,就说我离开了。此迹近含沙射影,把二者混为一谈,受众一不小心便会以为有因果关系,那对《信报》不公平。其实,该文出版之后,《信报》顶着压力,继续让我频繁执笔写政论凡三年半;我后来离开是20167月的事,原因是与后来的《信报》新老总的编辑路线多有矛盾,完全与刊出「梁氏涉黑」一文的前尘往事无关。

 

英国法律传统行文贵一丝不苟字字清晰,中国法律则可以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依有关法例」而置人于死地(例如近日欲取缔香港民族党、指控FCC一事上清楚显示)。律师信是英文写的,却体现中国特色。不过,其不堪之处,与其说是源于梁氏个人德性,倒不如看作是反映了国家领导人的普遍心术内涵。律师信如此引喻不义,目的不外大石砸死蟹:看!当年《信报》招牌硬底子厚,也一样跪低,你《立场》算老几?

 

当然,如果靠那段文字还能在以后的官司里把法庭也糊弄了,那是非常划算的。

 

 

 

陈浩天、港独和FCC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小小香港民族党陈浩天表现出非凡勇气;底气不足却沉不住气的,却是北京和香港的全能型党国领导人。后者众口一词指摘陈浩天倡港独,违反国家宪法和中国、香港的有关法律,必须马上封艇拉人,但特府中的执行者、本地当权派诸公却面有难色,慌忙提醒那些忘乎所以的党国领导人:香港并没有足够严酷的条文法理可以把陈绳之于法。

 

至于党国领导人当中的激进派更认为FCC刻意配合民族党播独,必须收地赶人作惩处,本地当权派听了更着急,不得不进一步提醒:那样做无疑会在国际上被指作政治打压,一旦实行,必置香港于险境,西方对香港因行一国两制而表示出的善意和给出的优惠,势将一笔勾销;此刻中国正面临美欧日联手对付和孤立,更有必要对香港作全盘打算、长期利用。 (不然,一些爱国资本家们的大湾区梦如何做下去?在香港发财唯恐不及的中国太子党平民党的家族利益怎样保得住?)

 

这些都是本地当权派中少有的言论,鬼拍后尾枕,真是不可多得。相比,老民主派和西方媒体反而失焦,把事件单纯看作言论自由的问题,焦点于是从陈浩天现象本身的解读,转移到FCC的权益上面:陈一人的言论自由,怎比得上整个FCC数以百计外国记者会员的言论自由那么重要?

 

TIME》的报道尤其贬低民族党,认为陈的讲话没有新意,提不出港独运动的方向标、路线图,没有新闻价值,言下之意就是FCC犯不着为陈而得罪中国领导人。这种批评其实都是拾老民主派的牙慧。

 

香港民族党论述单薄,方向标、路线图欠奉,或然都是事实;不过,公平点说,现在哪一派的香港民主人有清楚明确的方向标、路线图去争取什么呢? 8.31之后,两大党的老民主派提出过面对北京那个响亮的「不」的相应对策了吗?没有。除了「坚持原则」,其实一筹莫展,都是见步行步而已。人才济济,教授、智囊、运动老手多得不可胜数的政党尚且如此,何可责难人丁单薄羽翼不丰的陈浩天?

 

再来一些比较。孙文建国之前,有完整的方向标、路线图吗?显然没有。例如,他的遗著《建国方略》,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差不多十年才写成的,其中的「孙文学说」要旨乃「行之非艰,知之维艰」,讲的就是这个:没有见步行步的成败经验累积,怎可能有方向标、路线图?至于那本以提倡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而闻名的《建国大纲》,则更是要迟至1924年(民国13年)才面世。推翻满清,是意外的早,因为清朝比革命党想像中更腐朽,以致孙文根本来不及搞什么方向标、路线图。如果建国是一个MBA project,他肯定不及格。但就算后来搞了又如何?靠的还不是几十年后忽然出了一个李登辉,80年之后才忽然进入宪政?那与孙文晚年搞出来的方向标、路线图根本无关。

 

再看世界最大教会即罗马公教的发展。至智全知的耶稣传道多年,升天之前有为他的门人留下一套方向标、路线图吗?也没有。他只是说了一句"Go ye therefore, and teach ye all nations",便冉冉升天。如果当时有位《TIME》的记者采访了耶稣复活之后有什么发展蓝图,显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而认为浪费了他的宝贵时间。事实上,耶稣创立的宗教,是要到四世纪初的时候,被罗马接受为帝国国教了,才有可观的组织力和执行力;那说明为什么罗马公教叫罗马公教而不是更确切的巴勒斯坦公教。到了那个时候,方向标、路线图以至诸如SWOT之类的玩意儿才有意义。此之前,耶教的发展,靠的主要是其道德感召力。但那是睥睨当时耶教的好理由吗?

 

因此,前不久我读到一篇民主派写的文章(作者其实不很老),以《TIME》的负面意见为意见,语带轻藐地谈论陈浩天,我心中就有点感慨。老民主派当中,还是戴耀廷教授对港独看得最通透,难怪梁某也要为此对他大动肝火。

 

港独运动如此初步,陈浩天如此年轻,如果他提出一整套MBA式(if not thatwhat else?)的建国方略而说得头头是道,我倒会很替他和他的民族党担心,但《TIME 》的记者却会很高兴,会觉得发现了一位比孙文、比耶稣更有天才的革命家,有无比的新闻价值。我的天,一个廿零岁石头爆出来的小子,一个资历两年上下的「政党」,一篇半小时的演讲,竟令世界最强势领导人神经兮兮语无伦次暴跳如雷要拉还要锁,没有新闻价值?没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需要发掘和报道?

 

民主派的大乘与小乘

 

在上周的文章里,我假借大乘与小乘的说法来区别新亚系和明月系对中国政治命运的态度。同样,这一对概念也可以借用到分析目下香港民主派内部的一个主要分歧。为求清晰,我把分歧推到极致;现实中,此分歧像一光谱,而不仅仅是两个对立的极端。

 

一个极端认为,民主化的支点在中国,香港的民主运动不可独善其身;最终,中国民主化了,香港的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因此,相关的民主派必须参与到中国民运里尽一分力,加速中国民主化,从而有利香港。此观点我称之为香港的大乘民主。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人的事,香港人既帮不上忙亦毋庸费神,搞好香港民主运动,已是功德无量。此即香港的小乘民主。

 

老民主派倾向大乘,独派服膺小乘,众所周知。二极之间,过去争论得面红耳热,一如佛教史上的。佛教出现之初,并无大小乘的概念,形态上却属于小乘,后来出现大小乘的分歧;到了中国,分歧更上升到水火不相容的那种地步,最后由大乘胜出。在中国如此,乃与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天下观有关;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道德信念与普渡众生之说相通,遂让大乘佛教在中国成为主流。当然,老民主派与独派的分野,说到底也就是接不接受传统华夏天下观的问题;民主分大小乘,便直接由此派生。但我认为,为此分歧而两派反目,其实不必;更应注意的,是各自的乘里的大弱点。

 

先谈独派。独派要建构政治论述还不太难,更困难的,是如何面对华夏文化,单纯抗拒难有出路,而这方面的论述尚付之阙如。美国思想史家Larzer Ziff在他那本研究美国立国初期知识分子思考和实践文化独立(指从英国文化独立)的名著《Literary Democracy》里,提及爱默生有一次在英国与一众该国大文豪饮宴,谈到美国文化,有人语带轻藐问他:「到底美国人当中有没有一位提出过一个美国观念的呢?」爱默生支吾以对,只能从《圣经》里找出一个近似不抵抗主义的典故马马虎虎应付过去。

 

Ziff因此写道:「England still stood as parent. What had the youthful nation to show as compensation for the rich cultural inheritance it had forsaken when it cut the family ties?」

 

同样的困难,香港独派不能不老实面对。美国文化承先启后而终能独树一帜,端赖一关键时期(1837-1862),期间贤才辈出,伟大的文化思想艺术原创源源不绝,目不暇给。那段思想史非常珍贵,体现了当时十分年轻的美国文化人如何继承英国精粹却能华丽转身实现文化独立。此诚港独论者、本土文化界和知识界尚欠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继而谈老民主派。此派讲的大乘民主,概念华美,批评独派冷待中国维权人士振振有词,占明显道德优势,但坏在带有双重标准,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对法轮功在中国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法轮功被中共打压之广泛惨烈,远远超出对个别说得出名字的维权律师和国际周知的人物如刘晓波、刘霞等。中共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里遍设维稳办反邪教等名字好听的机关,最大最长久的打压对象就是法轮功。但是,香港的老民主派人士,无论在什么场合,一遇法轮功的人就弹开,避之唯恐不及,遑论到中联办扯横额为法轮功的遭遇抗议;他们谈起法轮功,仅止于标准的流言蜚语,却鲜会同病相怜。如此厚此薄彼,何解?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香港老民主派成员一般早年就读本地名校,而那些名校泰半都是耶教主办的,所以信奉耶教的甚多;法轮功带有若干中国原生宗教色彩,中共的邪教指摘遂于无形中生效,强化了老民主派对法轮功的偏见,尽管后者标榜真、善、忍,是遵守和理非非抗争原则的典范。看在独派青年眼里,老民主派带着这种大细超取态,却不断批评独派对中国其他维权人士不闻不问,当然欠缺那应有的道德力量。这是非常可惜的;老民主派也有必要老实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字: 香港 中共 练乙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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