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A 】  时间: 9/7/2018              

高新:财政供养人口比例越高,政权越稳

作者: 高新

公款养党是中共政权“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原因。(Public Domain/资料图)
公款养党是中共政权“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原因。(Public Domain/资料图)
 

我们本专栏的上次节目播讲的文章《公款养党是中共政权“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原因》援引了穆正新在《北京之春》发表的文章中客观依据由中国统计年鉴的提供数字,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院、校、系、所、军、师、旅、团党委等等。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

上个月早些时候,海外数家华文媒体都转载了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缺钱?辽宁裁冗90%后 中国“官民比”终于算清楚了》。文章中说:多少纳税人供养一个吃皇粮的,长期是笔糊涂账,争来吵去好几回,一直算不清楚。不提防,大刀阔斧的辽宁省机构改革,亮出了两个数据,让真实官民比浮出水面。 

该文直接援引中共地方党媒《辽宁日报》提供的硬数字,称辽宁省直机构659家公益性事业单位,已整合为65家大型事业单位,精简比例达到90%。八月底之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要完成90%以上的精简。还特地将1:39的官民比定为奋斗目标。辽宁有事业单位35000余家、事业编制超编110万名。而且,2017年年底,辽宁省人大通过草案,超编人员不得办社保发工资。如此看来,要裁掉这110万,官民供养比才能达到1:39。有了这几个数据,改革前的供养比,只需要算道简单算术题就可以了:

2016年的数据显示,辽宁省有人口4378万,按照1:39的供养比,改革后辽宁有112万吃官饭的。那改革之前吃官饭的,就是112+110=222万,用4379除以222就等于改革前的供养比,答案是1:19.7。

在中国大陆,“官民比“或者说”国家和地方财政供养比“曾经有广为流传的几个版本,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透露,中国公务机关人员官民比例1:26。同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表示,官民比1:18。

早在2005年,中共人民网即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们该如何看待1:26的"官民比"?》。文章中批判说:26个百姓养1个“官”养出了不少社会疾病。其一,增加了财政支出,埋下了“扰民”隐患。其二,在不少地方,已发展到官多为患的程度:办事推诿扯皮,敷衍寒责;比待遇、比享受、比“能耐”,吹经验、造数字。其三,造成了干部队伍素质滑坡。“十羊九牧”,官多为患……。某个镇的镇领导成员竟高达数十人!此可谓许多地方机构膨胀和“十羊九牧”的典型缩影。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我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已到了极限……。

该人民网的文章还分析说:分析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就可以发现,原来美国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却是“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奇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比如,中国目前每年公务用车耗费3000亿元,超过了一年的国防费用。

如上这篇文章在中国内地的公开网站上仍然可以搜索出来,不久前一个内地网友把此文翻出贴在自己的博客里,并注明“全国每年公务用车耗费三千亿人民币“是十好几年前的数据,现在肯定是六千亿也不止了。

肯定是因为习近平当局日益恐惧“官民比“和”财政供养人口“的议题会引发全社会”非皇粮人口“的强烈不满,”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笔者在内地的记者朋友几年前曾透露,2016年年中,中共曾有内部指示,不准在公开文章和新闻报道中出现”官民比“、”吃皇粮人口“、”国家和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之类的话题。

但是,往往是官方的“正面“新闻报道还是会不经意地暴露出中央和某些地方的”官民比“。比如陕西的省级党媒曾 有一篇报道文章中说: “昨日上午,礼泉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一间崭新的教室内,整齐地摆放著一排排的电脑。来自全县94个镇区及部门的426名党员干部,正在参加由县上统一组织的综合知识考试。作为全县2万多名党员干部“大考”的首批考生,他们的这场考试被全程视频直播。”

有中国内地网友立刻发现“这就为我们计算判断‘官民比’提供了典型实例“。陕西省礼泉县是一个中等县,人口在45万人左右。如果干部有2万人的话,那么这个县的“官民比”就是1:22.5。

2016年中共宣传主管部门奉习近平之命把讨论中共政权治下的“官民比“和”财政供养人口“也当成”敌对势力的别有用心“之前,内地的《经济参考报》曾刊登文章说:财政部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估计准财政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第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提供的一个最新数据是,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

任玉岭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前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结论是:“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所以中国的官民比例实际应该高达1对18。

穆正新先生文中所批判的“公款养党”中的党指的是“打了江山自然要坐江山的共产党”。事实上“公款”也就是“国库”供养的除了共产党,更还有它身上的一群“寄生虫”,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曾经把一些思想“极左”的“民主党派”成员主动提出的从组织上解散“民主党派”的要求,斥之为“短视”,并要求将所有“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开支,同共产党各级组织开支一样,全部由“国家”包干,列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开支的一部分。

决定了“民主党派”由国库开支供养之後,便有了一个具体花多少钱养的问题,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民主党派”成员的工资待遇问题。既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成员在干部级别上自然要比共产党成员低一格。於是,考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中央与共产党中央机关的部、委平级,於是各“民主党派”便有了套用的标准。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所有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都被定为享受正部级待遇。其下级单位以此类推,都要比所在地的共产党党委和地方政府低一级,比如“民革”在某省的支部,就享受正局级待遇。

不过,与中共中央的多数部级建制中的第一把手都是由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兼任一样,从多年前开始八大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都会被安排出任副国级职务,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是政协副主席。依此类推,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一把手,也会被安排为同级政权的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近些年来,中共政权又象民革之类的规模相对大一点的几个民主党派施以进一步的政治恩惠,安排其内部的一把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二把手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依此类推,其第三把手,一定是享受国家正部级待遇的所谓“专职副主席(委)。”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中共政权供养八大“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机构”所付出的巨额开销虽然同共产党自身的开销一样,均是来自亿万纳税人的劳动所得,但若没有共产党政权的独裁、专制统治,“民主党派”凭什么让国库支付它们的组织开销?仅基於此,“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这句歌词,确实是唱出了那些“政治花瓶”们的心里话。各“民主党派”内部之所以也同共产党政权内部一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说到底就是因为一旦熬成“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政治实权,但至少还有生活待遇上的巨大实惠……

依此类推,从省至县的各级地方财政也都供养着一大批“民主党派“地方分支机构的“专职人员”。这批人员的具体数字中共政权从未对外公布过。更具体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关键字: 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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