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 】  时间: 9/10/2018              

陈永苗:49猪圈之自甘沦陷与民国国体危机

作者: 陈永苗

(参与2018910日讯)1980年后的知识界,哪一点光环,来自民国,至少薪火相传来自民国。顶多是黑夜里从太阳那里折射光辉的月亮,可是漆黑的夜里月亮要把自己当太阳。所以“我要代表太阳消灭他”。

 

这里有三代爷父孙的关系,就像五四青年联合其爷爷对抗其老师一辈,民国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早就应该生活在白天里,青天白日耀空,还把我们拖在黎明前的黑夜里,用一个月亮冒充太阳,给个启明星虚假希望。

 

自甘沦陷的偶玩山庄

 

古龙武侠小说《萧十一郎》中讲了一个逍遥侯“玩偶山庄”的神话故事。逍遥侯的武功是超人级的,他把武林级顶尖的高手抓来,催眠,让他们看一个微缩的玩偶山庄模型,就像我们去售楼部看楼房一样,玩偶山庄也有着微缩的武林高手,于是这一些人觉得自己被逍遥侯微缩了,住入极小的玩偶山庄,成了逍遥侯的手中的小人国玩偶。再也没有反抗的勇气,因为反抗是平等主体或者接近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一些武林高手被催眠自以为自己已经变为微缩极小的玩偶,武功再高也打不了逍遥侯了。这个“玩偶山庄”的神话,经常被我来形容49后的自任“我党,我国”的知识分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在“小人园里”自己讲“党内民主”,“改革开放带来进步”,“历史会审判你们坏统治者”。这一些抵抗首先预设了和强化了逍遥侯毛泽东关于“玩偶山庄”的神话,就注定不可能如萧十一郎一样,轻轻一撞破墙就打破神话的魔咒。更重要的是心中贼的打破,不要自甘于沦陷,然后于沦陷时间内生出自我为义的历史感,和价值体系。

 

1942》的叙述角度,苦难的幸存者站在已经安全的岸边,对冥河里面的亡灵进行消费,当做生意,把自己导师化。觉得宪政是建立在死亡之上的,如同《圣经》说的坟墓般坚固。而不是幸存者的消费之上(例如文革受害者在改革中的翻身解放)。大叔养了几条鱼死了,悲伤不已,他不想土葬,他说想给他火葬,把鱼灰撒回海洋让它回到母亲的怀抱……谁知道越烤越香,后来他就买了瓶啤酒。很多事情,走着走着就忘了初心。

 

我原来办过一个案件,一个妻子丈夫被撞死了,妻子索赔,一开始明显是为了公平正义,为了夫妻之义,后来明显变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然后嫁给他人。这种心理转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冯小刚和说他说真话的那一些幸存者,就像这个妻子。

 

文革偌大浩劫,邓小平给了一些人补偿,这一些人就呼喊着向前看,打着人权的名义。可是其所代表的人权,为什么就没有死者的,都是活下来的人分赃,从共党施舍恩赐下来的东西的分赃。没有人与死者在一起,担负他们的死亡。都变味为活者的遗产,为他们所有的财产。

 

我再揭发一个“罪犯-忏悔”导师化的现象。能在文革中活下来的,很难说是清白的,更别说是干坏事的。可是从胡耀邦时代解放出来的“文革受害者”,到最近些年登上舞台“红二代文革造反派”,都把自己的和别人在文革中的罪孽当做教材,用来教诲后来“文革别再来一次”,以否定文革来推进改革。别人的罪孽是胡耀邦所解放出来的人搞出来的教材,自己的罪孽是红二代文革造反派的教材。教材树立的过程,也是他们成为导师的过程。先说后者,因为比较清楚,明明是应该绳之以法的罪犯,应该忏悔以求宽恕,但是他们揭发自己过去恶行,旨在告诉年轻人,你们别造反,剥夺后来的“革命权”,罪犯的身份没树立起来,反而成为灵魂导师。再说前者,我强调他们并不是无辜的,这是在中共体制的框架之内说的。还有一个更加清楚的框架是,他们加入了黄鹅,是民国的敌人,也是国内殖民的殖民者组成部分。这一些人明明自己参与作恶,即使打着党内良知的名义,打着人权的名义,只要在党内,具有党内性,就是作恶集团的,就是邪恶一方的。这里有敌我之分,敌人中的好人,或者想做好人的,还是敌人集团的,除非他彻底叛变。有一个段子说,斧子来到森林,木头们极为高兴,说他身上有部分斧柄和我们是同类。斧柄是砍木头的好不好?

 

过去民间没有选择,只得相信共党能改革,能变好,否则还怎么活动在这块土地上?但是八九改革已死后,破灭了,虚假希望了,此时“黄鹅”之本来面目,“罪犯当导师”的本来面目就暴露了。近一些年关于汪精卫和胡兰成的翻案美化文章极多,大概说明了暴露了,只能以更好的招数来自我辩护。这时候就从灵魂导师之启蒙积极态度,退到汪精卫式苦衷的防卫辩护。有个基督徒一方面坦陈,自己是罪恶深重的罪人,一方面却以真理在我的姿态,言之凿凿,做上帝的卫道士,我就搞不清楚,既然你是罪人了,又有何资格做卫道士呢。

 

我最近一些年有点疏离厌恶人权话语。明显的没有身体在场的被攫取处境,或生或死的绝对处境。计划生育说成人权问题,明显高高在上,而不是被决定生死,被一辈子攫取到对敌人的仇恨中,生死敌我是一辈子的处境。

 

还有我极为讨厌“夹边沟记事”“软埋”这样苟存者的视角,带有活下来的庆幸和骄傲。什么人权问题,只要是你被活埋,你就只有仇恨能够复仇的问题,而不是人权问题。能说出人权两个字的,就已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搞计划生育议题的艺术家和学者,基本不靠谱,根本就没法把“从娘胎就结仇,仇恨内在于生命”的小郑这种深刻揭发出来。可以叫做“在娘胎里共党就寻死仇的一代”。

 

共党体制之内讲人权,讲人性,能不能讲呢,我觉得作为自我辩护,自我防卫,是可以的,也就是维权。可是从消极防卫转变为主动启蒙时,就有着“罪犯做灵魂导师”的问题。即使是罪人,当然还是人,还有人性,不能因为其党性就完全否认其人性,比较还是个人,不是畜生。但是其人性并没有启迪意义,没有导师意义。他们是污水沟的人性,是灰暗地带的苔藓。这段历史注定要像汪伪政权和满洲国的时间和人性,被翻过去被遗忘被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场里。他们冒充普世价值,就像一只猴子穿上西服,说自己是绅士。我把这段时间命名为无历史性的历史时期。这个说明,污水沟里面的“人性”不足以作为普世价值,不足以要求809000后继承。他们总是恬不知耻地说,这一些年轻人不像我们在八十年代那么有理想主义。

 

越战老兵之文艺关怀,与农民工上央视一样,是给予希望。造梦术。而且中国的大规模群体维权问题往往是到没法解决了,没能力解决了的时候,再由领导出来给予精神鼓励安抚,打一针镇定剂迷魂药,然后继续不解决。凡是体制讲真话的,态度很好的,都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欠你的巨款,没法还债也不想还债,但是总得维持关系,或者没有能力把债主杀了一了百了,总是要出来表示一下真诚的态度,越高级的领导越好。这个就是中国梦的安抚术。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心理革命解决,这是法西斯主义政治的本能。

 

来自四九后历次的大灾难大浩劫,说成“政治运动”,进行人性或者人权捍卫的解读,就会不自觉的生成这样一种自私,死难者与未来的世代都出局,不用考虑,都是活着的人,已经在世界中的人的人性与人权,唯一的尺度就是活着的人。死去的,留下的只有遗产,死者已矣,就不会成为伸张权利的主体,未来的世代,正如邓小平说改革是吃子孙饭,改革是吃人口红利,给予排除出去。活在当世,当世最大程度的膨胀,掐头去尾,毁灭了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死者,生者和未来者的合伙关系。改革的道德败坏人心崩溃就根源于此。

 

庇古.帕里克指出,假定人们寻求的是良好的道德行为,这种人的范围已经缩小了……未来是假设的,不存在的,因此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性的是那些活着的人的未来,而不是那些尚未出生的不可计数的一代又一代。由此时间的三维变成了仅仅现在。

 

而底层的生存空间,未来世代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小。我提出49后“受难”到底是应该“人权”解读,还是民国解读,提倡后者,在于恢复“死者,生者和未来者”的伙伴关系,即承认当世活者的正当欲望,又要遏制其过分膨胀。改革开放之人性解放,到今天可以发现,极度压缩了底层人民和未来世代例如809000后的生存空间,这种压缩与中共去民国化息息相关,因为前文革对民国要素镇压的惯性和结果,导致改革是百年以来民国国体危机最深重的时刻。而且随着改革带来的中共合法性的破产,底层和未来世代的生存空间需要攀附民国国体或者民国在大陆的残留因素才得以强有力的批判武器,人权需要打民国牌,需要划分敌我把共党再次界定为“黄俄”。正如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把统治阶级界定为外敌,不是民族的组成部分一样。正如孙中山的排满“驱除鞑虏”。底层和未来世代的生存空间,与民国的生存空间,成正比。

 

49后苦难的人权解读,它是去政治化的,去民国化的。一个清楚的例子是改革开放的知识分子反思,止于文革和反右,不敢延伸到之前民国要素被镇压的镇反。没法突破到敌我关系中,人性和人权始终是“我们内部,具有同一的,我们族类的”,非我族类的,内战的,人权人性话语能否延伸,是成问题的,至少很没有力量。如果镇反运动可以翻盘,那么民国与共党的对立就变为清晰,这一些加入共党的,共党体制内的,就会被打为“黄俄”,会当做民国的贼臣逆子,会被“惩治汉奸条例”清算,就给自己挖掘了坟墓。而且也完全否定了其人生价值,从头到尾都是错误都是罪恶,甚至其最对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寻找中国自己的“复国神学”时,读到倪柝声的复国主义内涵,在政治上,他明显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圣经》意义上的复国主义者,民国派。由此,我联想到49中共建政后除了镇压土匪,镇反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是复国主义者,进行明显和暗中的复国战争和复国主义运动外,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复国主义运动潜流。例如傅作义就致信蒋介石,要为反共做内应。49后之起初,肯定不是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似乎“一劳永逸”地确立共党秩序,而是民国要素被暂时压制住,随时反正。所以共党得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加以镇压屠杀,毁灭民国要素,以至于今天觉得“民国已死”,我认为“改革开放是百年来民国国体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苦难的“人权解读”,也是镇压的结果和配合,只有兴起“人权解读”,才能去民国化。49后民国要素的强大,可以从历次残酷政治的民国性看得出来,例如毛泽东起草文革的第一个通知,第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右的最初对象,是民国过来的法政系。

 

我观察到,未来的新世代对现在掌权掌握资源的而极速挤压后来者的四五一代(包括6070后)的战争,是生存空间争夺的,因此必定不可调和,因此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内战。我把它叫做代际战争。过去的内战,例如国共内战,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因此内战有着一个内在精神结构的嬗变,由兄弟之内战替换为父子之内战。香港和台湾新世代走上历史舞台也是如此。父子内战一开始的战场是话语霸权争夺战,然后朝各个方向延伸拓展。它否定四五一代的“把人生观当做世界观”启蒙导师的权威,一个病人居然教诲正常人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世界,狼奶与三聚氰胺毒奶粉居然冒充牛奶粉。进而否定他们受害的价值,启发意义,也就是把他们的体制受害者的身份都给磨灭,认为他们活该,是报应。

 

民间高于官方的主体性位格。辛亥革命人民主权的确立,意味着人民为主人,公权力为仆人保姆,可是在现代宪政政治的启蒙过程中,发生了主奴颠倒,例如清楚地体现在孙中山的宪政三段论。每次看到听到主奴颠倒的言论,我心里一万个羊驼冲过去。而且对自己是否符合这一原则,也有着强迫症,以一己之力对抗身边的逆人民主权洪流。我十几年前写基督教宪政主义时,想把基督教会之贬低世俗政治的政治精神,用来对权力政治崇拜的百年格局进行价值重估,返本,返还人民主权中人民高于政治参与者的原初原则。等到后来基督教知识分子一出现,价值重估的梦想破灭了,围着共党体制阐发公共神学的,改革宗的,凯撒对其的心灵捆绑,表面是基督徒,本质上是敌基督徒。

 

我在维权中反对维权的知识分子化,维权的政治化,民运化。知识分子启蒙,就是要构建起导师身份,人上人身份。我从事过媒体行业,改革时代的媒体预设保姆对小主人的领导,在党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党,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两头的师爷嘴脸,其基于必需性和承认美化强奸的既成事实,迫使民众听党的话,听党的改革措施,上智下愚,主人被保姆的喉舌搞成襁褓里的小主人。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之王朝政治复辟,与人民主权的原初主奴关系,是对立的。因此在维权之民众解放的前提下,我提民国当归,就是给普通人,人下人,知识不多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批判的武器:你们在殿堂主席台之上的,人五人六的知识分子,公知,是民国的乱臣贼子,是黄俄的走狗。从而拉下神坛,在这个过程里,实现主奴关系的恢复原状,进一步靠近人民主权的原初性。

 

 

               

 

 

关键字: 陈永苗 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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