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7/2018              

谭松:刘雨涛:土改和反右我都遇上了

作者: 谭松

刘雨涛(作者提供)

 

讲述人:刘雨涛(1923年生)

 

我出身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一个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

 

明末清初,我的祖辈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四川(注:古麻城的孝感乡在如今湖北省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我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年轻时是打长年(长工)出身。他在一个姓高的地主家干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儿嫁给他。我高祖这个人很勤奋,也很老实。

 

我们沾高家的光,就这样起家(以前家里瓷碗上面还有“高”字)。到我曾祖父和祖父时,家里就有点钱了,但是,祖辈们一直都保持勤劳的本色,我爷爷就打长年,到80岁了还在操田——放水灌田。

 

解放前我没有呆在家里,在外面读书。1940年春,我考上了四川省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时,课外我很喜欢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我认为,现代中国,很需要具有哲学思想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我以北宋理学大师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43年秋,我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指导我的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还有著名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蒙先生后来很不幸,文革时他是四川大学的教授,红卫兵把他胡子剪了,斗打他,我见他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红一块,身上有没得伤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被折磨死了。

 

土改时我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我父母被抓起来关到大队部,说我们家做了很多违背农民利益的事,要赔偿——赔20担米。当时一担米是320斤,值200元,20担米就是6400斤,4000元钱,父母赔不起。我被从学校叫去,我刚说一句“农民弟兄们”,马上就打断我:“不准喊‘农民弟兄’!要喊‘农民老辈子’。过去你喝农民的血汗,农民供养你上了大学,农民是你的老辈子!”

 

我只得喊“老辈子”并答应赔钱。当时教师工资是200斤米一个月,我根本赔不起。我妻子很好呀,她把她的100多个银元,还有金戒指、金项链等等全拿出来折成价,再加上亲友们寄来的钱,才把这4000元钱交清。

 

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压榨钱。他们把父亲吊起来打,双手吊爪了(即扭曲变残)。母亲也被吊打,她的右手膀遭吊脱臼了。土改工作队挑动农民斗地主,鼓励农民动手打,工作队的那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农民就是他们的帮凶。

 

我有个妹妹高中毕业后在崇庆县料场(音)小学教书。那天,农民武装队背着步枪,押着我母亲到料场小学找我妹妹拿钱。她的手是被吊断了的,一路走一路呻唤(呻吟)。刚到那儿,农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母亲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剌激。妹妹没得钱给她,母亲又被押回来。回来后,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绝望,已经没得钱了,交不出还要吊,还要打,怎么办?

 

我父亲关在大队部,每天是我妻子提个篼篼(篮子)去给他送饭。解放前我们家乡老人婆喊媳妇是喊“女”。那天母亲说:“二女,今天你不要给爸爸送饭,我去送。

 

天快黑的时候,母亲提着篼篼出去了。

 

她穿过几块胡豆田,到了小河边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绳子把自己的手腕绑住,另一头系在树枝上,然后身子翻过来,将头埋在水里,强迫自己呛水而死。

 

她用绳绑住手腕,是怕水把尸体冲走。

 

后来他们放了父亲,我们全家被赶出来,迁到河边上一个曾经当过长年的农民家里。

 

再说个事,是我亲眼目睹的。

 

曾国藩当年有一个弟子叫黎庶昌,曾有四大弟子,黎庶昌是其中之一。黎庶昌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公使和参赞,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黎这个人特别喜欢书,也特别喜欢买书。他海外十分注意搜集已在中国绝版或失传的中国古代典籍。他一生搜集了善本书共6000多册。

 

黎庶昌后来曾任重庆道台,相当于今天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最后他终老于成都。

 

黎庶昌去世后,他的子孙打算将他的藏书出售。他们找到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彭举(云生),历史系教授蒙文通和叶秉诚等人商谈。蒙文通他们到黎庶昌的寓所参观了全部藏书,认为很有学术价值,书又很完整,但是,以他们的财力,最多只能购买十多二十部。这样就会使这套书残缺不全,丧失了它完整的学术价值。蒙文通提议,物色一位家庭富有的藏书家,将这套书全部买下来。

 

不久,崇庆县一位大绅龚泽浦到成都旅游。龚既是崇庆县拥有一千多亩田的大地主,也是酷爱藏书的文化人,他与彭举和蒙文通教授都有交往。经彭、蒙、叶三人的说合,龚泽浦以3000个大洋买下了这套书籍,并搬运到崇庆县中南街他的家里。

 

这套书我见到过一次,那是1947年7月。当时彭云生、蒙文通等著名学者到崇庆县讲学,他们就住在龚泽浦家里。我在聆听了蒙先生对经学的讲解之后,又到龚泽浦家向蒙先生进一步请教。在那儿,有客来拜访蒙先生,说到某一部书,龚泽浦就从书库中取来一个长方形木匣,其中藏有十多册书。这正是黎庶昌从日本带回来的一部善本书,每册书上都有明清两代名人鉴定的印记,十分珍贵。

 

解放后搞土改,龚泽浦被抓起来,要他交钱退押,龚泽浦交不起,说钱都花销了。交不起就打,打了后他回家用药酒擦身,第二天又打,又用药酒擦。龚没办法,只得卖书。华西大学故意卡他,只出150担米的钱。太便宜了,正常情况至少要值500担。龚泽浦舍不得,不愿意卖。这下好了,土改工作队的人干脆给他定个罪名——“恶霸地主”,并以这个罪名一枪把他打死了。

 

龚泽浦死时50多岁。我记得清楚,那是1951年冬天。

 

他死后,他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其中,那批十分珍贵的藏书被四川省图书馆用几辆大卡车拉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丈夫无罪,怀壁有罪”。这句话说,你本来没罪,但如果你身上揣了一块壁玉(壁是玉中最好的),你就有罪了。

 

龚泽浦之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

 

还有没有哪个受害?有呀,我的伯父被枪杀了,他也是地主,同我们住一个院子。啥名字?刘祖宣。唉呀,这些事你不要管算了,往事不堪回首,我都不想给家人讲这些事。共产党掌权,冤枉死了好多人。

 

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几十万人,这个帐严格说来应当算在邓小平门下,因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正是在整个土改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他的过左政策下,四川土改搞得很血腥,那几十万冤魂,债主就是邓小平。

 

1957年反右运动,在会上叫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根本没敢提母亲自杀、伯父被枪毙的事,半点都没提,我只对党要反的“宗派主义”表示了赞同。

 

1950年到1952年10月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时,学校对教师在政治上分好几个等级,等级低的,不管他们业务水平如何,都受排挤。学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师,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但只因为他们是民盟成员,就把他们统统调走了。1957年我提出,当年不该这样做,把这些有本领的人挤走是教育的损失,也是崇庆县的损失。

 

我因此被划为右派,说我要分裂共产党。我说,我一个书生,关心教育,我咋个分裂得了共产党?幸好我没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我就会被划成极右,以后那几十年的日子,就会更悲惨了。

 

采访时间:2007年2月2日

 

  点:四川省广汉县

 

补记,刘雨涛先生于2012年1月去世,终年89岁。

  
关键字: 谭松 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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