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8/2018              

刘自立:两希价值观对立浅说(一,续完)

作者: 刘自立

希腊(网络图片)


在《致希腊人书》里面护教者说到希腊政治和政治人士的内容大致是千、八百字——而这里,参据《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估计为证见民主,作者汉森写了三十万字——而他提到的、关于致希腊人书里面贬斥和忽略的所有这些人物,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笔下何止撰写千万言。比如说,他提到地米斯托克利,阿尔西比亚德和特拉叙布鲁斯。提阿菲罗认为他们和薛西斯,大流士和居鲁士一样不足成训,不以为史……因为历史也不是像埃及人阿波罗流斯说的有“15X10375年”,而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测算历史何以精确到如此地步。这都是一些噱头。而地米斯托克利的出现和复现说明了希罗多德历史的成型。这部历史据言开创了希腊历史走向世界的端绪。这个开始也可以说是“时间开始了”——因为,世界上第一个放眼世界且如此撰写历史者据言就是希罗多德。而地米氏在他的笔下,成为历史上海洋文明的第一个实践和传播者。

这个证据就是,地米在关系到雅典命运的海战前,让雅典人弃路入海,置之海洋而后生。因为雅典人的优越之处就是海洋。这也是希罗多德说过的,波斯女将阿尔特米西亚之所以劝说薛西斯不可恋战海洋与地米,可是她的劝阻未能生效,继而导致萨拉米海战波斯之失败。(维基资料——阿尔特米西亚一世为公元前480年,欧亚交接安那托利亚地区卡里亚小王国的女王,在她丈夫死后她继承王位成为女王。她曾与波斯国合作,共同进攻希腊,她也是在作战会议上唯一认为不需打萨拉米斯战役的人,结果波斯军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果然失败,她换希腊旗帜伪装成希腊船逃脱,但由于她战前指出此海战对波斯不利的判断正确,波斯王薛西斯一世让她回家照顾儿子。/而美国那部关于此番海战的故事片完全没有呈现这个基本历史细节。呵呵,啥好莱坞!)

其二,是否可以说,海洋主义也就是蓝色文明成为这场海战的结果继而成长起来。蓝色文明带出的不仅仅是雅典民主和地米氏的个体历史,同样带出了希腊世界城邦世界的政治范式。希腊千百个城邦,成为那个时期的希腊民主文明之载体,之滥觞。因为民主在忒休斯的神话意义上和人文意义上,都不是雅典这个独一无二的模型可以概括和删略的,很多城邦或者一致之,或者类似之,是那个典型雅典政治模式明确或者潜在之的前国家模型——所以认为希腊世界只是雅典一个小小民主城邦可以了结的说法,就像说地球生存于万千宇宙那样及其渺小,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希腊自治城邦的千百个雏型国家,和以后罗马帝国千百个自治城市,乃至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之产生自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城市一样,在地理和政治概念上都有通达修同之路——正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正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通途。

地米氏的出现和后来的阿尔西庇亚德的出现(有译亚西比德的等等),还说明了一个有趣的课题。这个课题也就是波斯人曾经通过民主游戏的方法掷骰民主而失算……这说明了我们以前常常说起的,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你听说希特勒会掷骰民主吗——而列宁刚好是消灭苏维埃和议会……)而阿尔西庇亚德的故事,有开创了另外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后来有人说,就是最早的希腊式马基雅维利主义——虽然,地米氏,抑或其他希腊人如波桑尼阿斯甚至地米斯托克利,都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背叛罔道之嫌,但是其中尤为典型者就是阿尔氏。这是公认的评断。在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笔下,在其他希腊历史作者笔下皆为如此。尤其是普鲁塔克,对于这个人物的撰写,是和克利奥兰纳斯,双向比较之,希、罗双取之。因为他们都是祖国的英雄,也是敌人,是敌国闻风丧胆和恭敬有加之人物,也是本国群众呵护和敌对之辈。我们看看这些克利奥兰纳斯究为何种人物?(维基资料—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是罗马将军的名字,因为他在针对罗马政府挑战各种起义方面取得了足够的军事成就。在这一成功之后,科里奥兰纳斯积极参与政治并寻求政治领导。他的气质不适合流行领导,他很快就被废,了,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进行了调整。他在这条路上建立的联盟导致了他的最终垮台。)

这样的经历在希腊和后来的罗马似乎是无独有N。比如地米斯托克利,波桑尼阿斯,阿尔氏等等都有背叛国家行为。于是,这里出现了关乎于此的很多议题。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论题的挑战。再是就是,像黑格尔说过,雅典抑或斯巴达人的道德归宿和个体自由其终极目的何在?是个人服从城邦,抑或相反?道德标尺的第一衡量原则,究在国家,还在个人。国家利益和国家原则,是不是可以在个人遭遇国家枉害和涂炭之时,可以背叛之?抑或,在遭受平反后,再为之效力。等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阿尔西比亚德,而后。也许马氏成为第二个抑或第三个。也是修昔底德笔下一个重要人物。

而在色诺芬笔下之特拉叙布鲁斯,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牵涉到关于苏格拉底和专制僭主克利提亚斯之关系,一如前述,更重要的,是牵涉到雅典一次罔顾原则的误导审判,枉死了很多将领;而特拉氏最后解决了那次著名的僭主政变。扬弃了那次审判,成为人们后来寄望于特拉氏的一个原因。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赘引资料如兹——(维基)色拉西布洛斯(Θρασ
ύβουλος;公元前388年)是一个雅典海军将军和民主领袖。在前412年年雅典一次寡头政治政变后,萨摩斯岛的亲民主派水手选举他为将军,把他变成民主派成功抵抗那次政变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作为将军,他负责召回逃亡的争议性贵族Alcibiades(阿尔西比亚德),然后两人一起在以后的几年里广泛地合作。在前411年和410年,色拉西布洛斯与Alcibiades和其他人一起指挥并获得了多次关键性的雅典海军胜利。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色拉西布洛斯领导民主力量抵抗新的寡头政府(三十暴君),该政府由战争的胜利方斯巴达人强加于雅典人身上。在前404年,他指挥一小股逃亡者部队入侵。

Attica 并且在随后的战役中击败了先是一个斯巴达要塞然后是寡头政府的部队。这些胜利随后,民主在雅典被重新建立。作为公元前4世纪这次重生的民主的一个领袖,色拉西布洛斯鼓吹一项抵抗斯巴达的政策并寻求恢复雅典的帝国威力。他在前388年科林斯战争领导一支雅典海军部队时被杀。

这里重复提到僭政(类似三十僭主政变乃及民主和王政转化……)的课题,希望那些混淆专制和极权者类注意之!

比如古希腊老寡头笔下的oligarchy,僭政tyrannos等(还有despotism,autocratic……)都不是极权制度/主义Totalitarianism;虽然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是僭主国家,民主是僭主选举制度(见帕雷托),但是,总而言之,僭主可以很不好,却也可以做好事,还是希腊贤人,是文明建筑者。就像马基雅威力是最伟大的共和主义者,而又是无道权术的鼓吹者。其中奥秘在于,含僭主政治在内,专制政治在内,君主政治在内,都还是好、坏各执的文明政治形式,但是,唯独极权主义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本人无法实行极权主义,只能说说而已;亚里士多德也只能谴责僭主的非法地位,却无法否认他们的历史功德(他们也不太坏),

(以下是一些众人皆知的僭主简介(维基资料),且,此地出版了四,五十种古希腊著作中译,有专门论述僭政的,此不一一。

最有名的僭主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英文:Peisistratus),他先后与公元前561年和公元前556年两次当上雅典城邦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支持平原农业,增加农民,制造大量橄榄油出口,由此他和他的马拉松客户获得巨额贸易利润。他通过雄心勃勃的工务计划,通过鼓励节日的创作,强化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崇拜,以此达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庇西特拉图参选时号称他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他没收贵族的土地并奖赏给穷人,削弱贵族的特权来抬高自己的特权。这可以看成是民粹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的早期实例。

前7世纪,科林斯由僭主库普塞罗(约前657-627)和他的儿子佩里安德(约前627-585)统治时期,该城派遣殖民者建立许多新的殖民地,其中包括:埃庇达诺斯(Epidamnus,现代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叙拉古(意大利)、安布拉基亚(Ambracia,现代莱夫卡斯)、科尔库拉(Corcyra,今科孚岛)和阿纳克托里翁(Anactorium,今亚克兴)。佩里安德还建立了阿波罗尼亚城(今阿尔巴尼亚的费里)和波提狄亚(Potidaea,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科林斯还是九个出资在古埃及建立殖民地瑙克拉提斯的希腊城邦之一。该城建立于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在位期间,以促进希腊世界和埃及的贸易。

佩里安德是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他统治期间铸造了第一枚科林斯币。他是第一个试图打通地峡以建立科林斯人和萨罗尼科湾的海路联系的人,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没有实现他的想法,不过他代以建造了一个石造陆上斜坡“Diolkos”。库普塞罗王朝的统治结束于佩里安德的侄子普萨美提库斯(Psammetichus),以亲希腊的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见上)的名字命名。这段时期是科林斯城的黄金时代。

阿加托克利斯在叙拉古的统治十分开明。他的治理深得民心以至于他在前304年开始使用西西里国王的头衔。在对外政策方面,阿加托克利斯征服了西西里岛上的几乎所有希腊城邦,并与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结成同盟。阿加托克利斯于前299年侵入意大利,征服了亚得里亚海中的希腊殖民地克基拉岛(科孚岛)。前289年,阿加托克利斯在向南意大利进军途中去世。

阿加托克利斯统治时期是叙拉古乃至整个西西里在古代最繁荣的时期

狄奥尼修斯一世是叙拉古城邦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一位僭主。公元前405年,他因在对抗叙拉古宿敌迦太基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掌握政权。之后,又通过一次次对迦太基的战争巩固政权。在他统治时期,不仅解放了众多受奴役的希腊城邦,而且把迦太基势力范围局限在西西里岛西部小范围地区。此外,他还开创了叙拉古历史上的一个盛世,被称为“叙拉古霸国”。叙拉古成为西部希腊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版图最盛时包括西西里的绝大部分和意大利南端,政治影响远及希腊半岛及小亚细亚地区。

Thrasybulus (Greek: Θρασ
ύβουλος Μιλήσιος) was the tyrant of
Miletusin the 7th century BC. Under his rule, Miletus fought a lengthy
waragainst Lydia. This war ended without a decisive victor (a result
thatHerodotus credits to Thrasybulus's tricking Alyattes II into
makingpeace). Following the war, Miletus and Lydia concluded an
alliance.

Thrasybulus was an ally of Periander, the tyrant of Corinth.
Hefeatures in a famous anecdote from Herodotus's Histories,[1] in
whicha messenger from Periander asks Thrasybulus for advice onruling.
Thrasybulus, instead of responding, takes the messenger fora walk in a
field of wheat, where he proceeds to cut off all of thebest and
tallest ears of wheat. The message, correctly interpreted byPeriander,
was that a wise ruler would preempt challenges to his ruleby
"removing" those prominent men who might be powerful enough
tochallenge him; this story gave the name to Tall poppy syndrome.

(译文:色拉西布洛斯/特拉叙布鲁斯
希腊语:Θρασ
ύβουλοςΜιλήσιος/这个特拉氏,不是上述雅典将军特拉氏——自立注)是公元前第七世纪米利都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米利都与吕底亚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结束时并无决定性胜负(这一结果,相信希罗多德认为AlyattesII(阿吕亚泰斯二世)采信了色拉西布洛斯的欺骗
致使出现停站)。战后,米利都和吕底亚缔结了一个联盟。色拉西布洛斯是Periander(佩里安德)的盟友,科林斯的暴君(僭主)。希罗多德的《历史》记叙一个著名故事,Periander请教色拉西布洛斯给他一个统治办法。色拉西布洛斯并无回应,而是漫步麦田,在那里他砍断长的最好和最高的麦穗。这个提示就是,Periander必须除掉所有的贤人,以巩固统治,击败挑战。这个故事以高罂粟综合症取名。(见希罗多德《历史》))

僭政比起民主的历史出现据言早了一百年,也是我们考虑雅典乃及希腊民主的必备之“科里奥兰(纳斯)序曲”。这是僭政研究学者麦格琉的观点,他的《古希腊的僭政与政治文化》一书中,同样提及了包括科林斯僭主库普塞鲁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等人的系谱。他的叙述十分精确。因为他给出了僭政并不一般的只是坏专制这个简单的否定。我们依然可以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得出与他一致的结论;专制是可以包含民主的,就像僭主庇西特拉图和库氏,都是雅典和科林斯文化的缔造者,而极权主义是没有文化的。一如梭罗没有完成他的改革由庇西特拉图完成一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又是从庇西氏之子希庇阿德那里继续延伸的——而厄菲阿尔特没有能够完成对于雅典的改革,他的取消战神山贵族议会的举动只能以失败告终,让位于伯利克里——而伯利克里这个雅典和希腊也许是第一个改革、民主战士,又同时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者类。而所谓激进改革领袖厄费菲阿尔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要由伯利克里加以继承,则又说明,僭政和民主,民主和,也许是民粹之间的异同。于是我们看到,至少在希腊民主诞生的时候,忒休斯是所为贵族民主捍卫者而不是平民派而产生,而神圣的(他是人也是神?)。重复而言,从梭伦到庇西特拉图之路线图说明僭政的所谓民主作用,是很难厘清的;以致于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是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我们看到,人们很难解释何以梭伦的改革要由庇西特拉图来完成——他的僭政和梭伦的民主之间间性判定究竟如何?

一言是,梭伦的改革对于雅典之民主载体之民众中贫富不均难以整合——有一种说法是,梭罗对于穷人释放而不是帮绑缚权力同样是处于敌对和两难状态。再就是,梭伦的法律至上没有实施余地(还不是就像柏拉图的法律也分成可以实施和不可以实施之二?)这是他所谓诗歌中和法律中,乃至他所谓诗歌里神谕之声的蔓延。虽然梭伦懂得法制原则会让僭主无所适从,不得善终,但是他还是做了庇西特拉图的忠诚臣民。呵呵。有谁听说民主丘吉尔可以做希特勒的臣子?(笑话)最后,这个民主和民粹的处理,在另外一个改个家厄费阿尔德那里是倾向平民的(他的主张是——(维基资料)大约在这个时候,Ephialtes和他的政治盟友开始袭击Areopagus,一个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理事会,这是一个传统上保守的力量。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一些现代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470年以来,雅典在Cimon的领导下,根据非正式的“Areopagite宪法”进行管理。自从公元前486年以来,Areopagus(战神山)已经失去了威信,因为当时执政官被抽中选中。Ephialtes通过起诉某些成员的行政失职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削弱了议会的威望,Ephialtes提出并通过了人民议会,这是一系列的改革,将阿列波古斯传统上在布尔民主理事会,埃克莱西亚人民党和民众法院之间分配的权力进行了分割。Ephialtes从Areopagus手中夺走了他们“附加的权力,通过它监护宪法。”……Ephialtes不会看到这种新型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公元前461年,他被暗杀。)

从政治上讲,僭政的缘起是僭主创造的某种建国/权和立法的元创性。而僭主建政以后的某种我们所谓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会与之并起;所谓的“多数富庶的城邦,一旦经历过僭政,都会大兴土木,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急剧扩张。……僭政治下,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兴旺发达,公民意识也觉醒起来。”接下来就是“僭主们不得不给自己的权力设置界限的条件。实际上,允许僭政存在的同时,城邦邦民们也在学习用以反抗僭政的手段”。于是,关于僭政——专制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可以反抗和确有反抗的历史。这也就是后来福柯撰写关于僭政文字时所言——“这是一种被行驶的不是被占有的权力。他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者占有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这效应——是由被统治阶级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一种效应”。(《规训与惩罚》福柯)这段话用来解释僭政的缘起,复兴和灭亡是十分精准的。因为僭主崛起时期所采纳的所谓所谓正义处罚权限,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自我设限,因为僭主必须考虑的不是他的权力的无限延伸,而是他们找不到权力转换的机制——就像梭伦所谓,僭主不知道如何找到下台之路。因为正是索伦自己禁止了授予他的僭主的权力。而雅典人选择了僭主庇西特拉图而见弃了梭伦。有一种说法,僭主不可能放弃权利回到邦民生活。“僭政末期,当僭主权力被去私人化并重新整合,而城邦作为一种政治统一体发挥作用时,主人与奴隶的角色就被有效地颠倒了。但在这种颠倒中,自治和自由的古典观念萌发了。”麦氏说,“僭政不仅仅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为公民的不当提供了生动形象,还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模式及个体公民见得纽带存在。”因为雅典曾经有杀死僭主无罪的法律程序试行。“而雅典最具帝国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伯利克里(伯里克勒斯),雅典人的帝国已经成为僭政帝国——这一承认意味着雅典人要确信,雅典要像僭主所要求的那样,行动时必须谨小慎微、坚忍不拔,因为没有什么比僭主放弃权利更让人自由了。”(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那么,平民是不是在今后的世界历史上无缘崛起而陷入民粹主义,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是问题的基本提法。之所以雅典审判会在近代历史上兴起,并被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纳入负面政治成果(恶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20世纪前后,世界政治、历史学界为了这宗公案所发起的平反雅典民主之运动。其中潘恩所谓的雅典小民主版,就是美国大民主版的再现,是为最好的证明(见《雅典审判》J.T罗伯兹)。而汉森著作更加认为雅典民主和直接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民主(!!!)——且,在现代技术成果覆盖之世界,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而代议制民主,早在十九世纪就被约翰.穆勒等人置疑和评判过(见其《代议制政府》约翰.穆勒)。我们直接看看汉森的话,其中有二。——一是,他说直接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民主,“于是经过一番考证我们回到雅典,把他视为有分量的直接民主统治政权的最佳范例。这种政府由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8年——507年首创,当马其顿人于公元前322年——321年征服雅典后被废除。我们知道有许多希腊城邦都有民主宪法;但是,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和雅典有关,所以雅典民主是我们唯一可以描述的民主,尽管在某些重要方面,雅典又是一个另类,而且雅典的民众统治也并非希腊人所知道的唯一民主类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的一种民主类型,其公民大会的唯一职能是选举行政官,要求履行其职责,而所有的政治决策由行政主管做出,其他人都无发言权;这当然是“非直接民主”,所以,通常认为希腊民主总是“直接”的而现代民主总是“间接”的,这种更多是一种谬误,必须摒弃。不过,无论如何,雅典的确是直接民主制,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制”。汉森饶有兴致地从援引欧里庇得斯《祈援人》一剧中那个忒休斯所谓的:人民政府!这是汉森一切论据的开始。

再是,我们看到,关于希腊雅典所谓奴隶制民主的真谛何在?用一句笑话来说,雅典人是让奴隶先富起来而实现民主的。他说,“把奴隶认定为一种剥削阶级是错误的,因为奴隶中也有少数剥削阶级;……把公民认定为剥削阶级也是错误的,因为许多公民是无产者,剥削阶级也包括很多外邦人和奴隶。据说雅典最大的企业是一家盾牌制造工厂,有100名左右的奴隶,业主为吕西斯(Lysias)及其兄长博雷马克斯(Polemarchos),都是外邦人;公元前4世纪的首富是银行家帕西翁(Pasion),他由奴隶变成外邦人,晚年终于获得公民资格”。(有關銀行起源的歷史描述可謂五花八門。有人認為銀行起源於古埃及。也有人認為“現代銀行業”始於12世紀的熱那亞。但我發現,最有趣的描述出現在羅賓•威廉姆斯(RobinWilliams)編輯的《Money: A History》(1997年出版)一書中。該書是為配合大英博物館(BritishMuseum)錢幣文物展出版的,說教的內容很少。該書提及的最早的銀行家出現在公元前四、五世紀的雅典。這些銀行家是由在集市長椅上用外幣兌換雅典錢幣的兌錢商發展而來的。不久之後,他們又增設了一項貴重物品保管箱服務。接著,他們開始發放貸款,通常收取12%的利息。在這些早期銀行家中,最為知名的是曾身為奴隸的帕西翁(Pasion)。此人於公元前370年去世,去世前極為富有。然而,他在事業初期卻幾乎破產,因為當時有一位不滿的客戶告了他,而且我們聽說那時其它許多銀行也陷入破產。雖然滄海桑田,但這一點還真與現在沒什麼兩樣!”(《金融时报/專欄/塞繆爾•布里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雅典的政治先自由起来和经济先自由起来是相辅相成的,而并非政治经济分开切,独数鳏棍——这种分切,似曾相识,此不赘言。当然,汉森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记叙,分成很多章节。最为重头的就是他关于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的记叙。读者可以光顾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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