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  时间: 10/3/2018              

吴称谋: 戊戌的开局与定鼎

—— 《中国变革之路》文集导论

作者: 吴称谋

从1838年清国发生戊戌禁烟以来,社会变革一直是中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不变主题。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探索如何社会变革的历史。然而,2018年的戊戌修宪,是一部毅然决然要开倒车走老路的历史;上溯60年的戊戌公社,是一部将七亿民众通往奴役,制造饥饿的历史;上溯120年的戊戌变法,是一部中华民族如何救亡图存的历史;上溯180年的戊戌禁烟,是一部文明与落后、保守与开放激烈较量的历史;再上溯960年,公元1058戊戌之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一部华夏民族如何发展农业文明以抵御游牧文明侵蚀的历史。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围绕着四个戊戌年的碰撞与诅咒所形成的破局,如何破除历史的诅咒,如何解除千年的困局,如何实现从破局到开局以及未来的定鼎,过去中国变革经验如何,当下中国理应变革之法,未来中国将会变革之路,一直是民族精英们持续思考与探索的主要历史课题。

当下党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已是不言而喻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精英们未竟的历史使命。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画作《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及汴河两岸社会繁华的盛世景象,随着1127年的靖康之耻而永久地画上了休止符。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所描述清国奢华没落的宫廷生活场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而烟消云散。当下红朝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的盲目吹嘘,无法演奏出一片盛世祥和之音,历史开始重演1838年以来的中外较量,而“四个伟大”的新造神运动,似乎更是一种历史的诅咒,党国上下再次陷入文革式的高压恐惧与钳制囚禁。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再度来临,旧梦浮华的自我膨胀,不许妄议的刚愎自用,不顾百姓死活的对外撒币,还真让国人忧心。新造神运动能否再度得逞?文革是否即将再来?党国将走向何方?民众将被引向哪里?中共党内外,党国海内外,人们内心的恐惧与彷徨愈发浓烈,不安情绪也愈发躁动。

自北宋以来,华夏匮乏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自明朝以来,落后的不是军事与经济,而是政治与文化;自清朝以来,缺乏的不是帝国的荣耀,而是社会的活力,缺乏的不是人的忠君思想与奴才心态,而是浩然正气和气节尊严;自红朝以来,泛滥的是理论思想与响亮口号,多余的是伟大领袖与主义真理,稀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丧失的是人的良知与道德。极而言之,当下中国是一个人性扭曲,道德堕落,光怪陆离的互害社会。虽然中国经历几次戊戌的破局,几次变革的开局,但至今没有出现定鼎式的社会转型。这既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实现的挑战,更是未来的期待。
 
回顾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其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其教训是深刻的,其使命又是紧迫的。1838戊戌禁烟,由于不遵守贸易规则且蛮横粗暴,引发了一场清英之间的贸易战争,其失败的正面效果是清国打开国门,随后被逼发起了自救的洋务运动;1898戊戌变法,其失败的正面效果是十三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国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1958戊戌公社,惨败的负面效果是饿死三千万百姓,随后升级引爆了痞子政治---文化大革命,其正面效果是二十年后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2018戊戌修宪的负面效果,国内政治倒退,思想僵化,言论窒息,造神崇拜,个人独裁,官员怠政,举国闷怒。国际上引起西方国家形成遏制战略,一路一带的撒币战略受阻(既不懂历史又了解现实,根本走不通的一个经济幻想)。民间有樊立勤的大字报,董瑶琼的泼墨事件,学界有清华大学许章润的公开呼吁等。其正面效果必然会迎来名符其实的自由、民主、宪政,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

鉴于上述分析,似乎历史上的戊戌年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若隐若现,且又不可分割的渊源。这种历史现象背后的哲学和易学的深层逻辑,本人在《戊戌的脉动》一文已经做了粗略的分析论证。除此之外,在中国上溯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历代文字狱 迫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促使中国文明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公元十二世纪的金朝开始,特别是从十四世纪的明朝以来,统治者们大兴文字狱的过程就是皇权登天人权落地的独裁史。皇帝愈加控制官僚臣子及知识分子,使得人们的思想越来越禁锢,人格越来越扭曲,精神越来越颓废,社会越来越窒息,最终使得中国社会逐渐丧失自我革新、突破创新的活力,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从此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易经乾卦》的“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的专政独裁的穷途末路,也踏入了《易经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囚禁专制主义的历史阶段。

然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处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 签署了《自由宪章》,主动限制国王对教会和贵族的权利,给予教会和贵族一定的自由。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确立了英国贵族享有的一些政治权利与自由,同时保障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同时改革法律和司法,限制国王及王室成员的行为。大宪章运动使得欧洲社会获得了自由,自此西方文明逐渐崛起并影响了世界。1778戊戌年前后,清国正在大兴文字狱迫害运动,统治愈加专横暴虐;而1776年的美洲大陆,却起草并签署了《独立宣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朝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演变。至此西方文明进入了《易经乾卦》的“群龙无首,吉” 的宪政民主的人间正道,同时也迈入了《易经坤卦》:“利,永贞。”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上,或许历史学家们可以认为公元十二世纪是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分水岭,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东方的“文字狱”迫害和西方的“大宪章”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明朝统治者的自卑,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和尚做过贼,怕知识分子揭他的短,抖他的丑,朱棣的异常残暴;清朝统治者的自惊,满族是胡狄蛮族,少数满人殖民统治多数汉人,内心恐惧,便以滥杀的淫威震慑;当下红朝当权者的自虐,毛泽东是从山间走出来的乡下痞子。毛曾在北大图书馆做零时工时被歧视训斥,性情孤傲,内心仇恨,后来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用外来的思想主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道统,大搞愚民政策,企图异想天开地在其有生之年搞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故而,中国文明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字狱迫害的蹂躏摧残。

同样,西方文明经历了英格兰的《自由宪章》,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线的,在同一文明形态相承之下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再经过后来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后和解,上帝的博爱与宽容造就了西方文明领先于世界潮流,也使得美国独领风骚地强大崛起。相比之下,中国的南北战争---国共内战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厮杀,哪怕战争结束了还要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地进行政治迫害。那种成王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文化心态,以党为中心、以权力和利益为基本点的文化形态,使得中共党内外,党国海内外,至今都无法真正彼此信任,平等和解,和平统一,文明互融。至今中国大陆与台湾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与西方国家还是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

从公元十二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各自种下的因,在十九世纪以来各自结出了完全迥异的果。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造成近代东西方文明发生近距离的碰撞与较量的历史因果。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四个戊戌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引发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发展命运的持续思索与探讨。鉴于先总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乃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依旧不成功,更是为了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目标,使得近百年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有很多关于变法、改革、转型、宪政、宪法等方面的研究论述。

如何将零散的花火聚成火炬,把闪烁的智慧汇成智库,将分散的能量化为动力,在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天问学会基于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将这些淹没在互联网中的零散文章,通过一个主题给找寻出来,将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芒和智慧火花的珍珠,用一条主线给串连起来。将这些文章汇聚成文集出版,在当下或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寄希望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或如航海之灯塔,其社会转型的价值或如宇宙之晨星。

天问学会此次征文及遴选文章的主题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其主线是“中国社会变革”。《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文集》共收集了27位专家学者的优秀文章,有些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字数达几万字,由于文集篇幅有限,编辑组只能忍痛割爱做整段删节,但内容文字未作任何改动。文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海外的宪政探索;下部:海内的政改期待。上部有10篇文章,下部有17篇文章。

文集上部的文章顺序,编辑组原本将严家祺先生的文章放在第一篇,但严老获悉后来电话特别强调应该将本主编的拙文放在前面。严老的理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主要针对120年里面的一段历史进行分析,而本人《戊戌的脉动》一文是对四个戊戌180年的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甚至是对近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宏观剖析,故而放在文集最前面比较恰当。陈奎德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反戊戌运动》,指出戊戌变法后的120年间的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与当年似曾相识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各种博弈的主角都依稀可见慈禧、光绪、康梁的历史身影。文章强调,当年的国是,是戊戌变法维新。如今的国是,是屡仆屡起的康梁、光绪们开启国门进入宪政秩序之道的“中国梦”。

严家祺的文章从遗传生物学的心因概念出发,推导出英雄的种子和历史的种子,从而论证出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英雄创造的。他提出马克思是一颗改变世界历史的“种子”,但是中国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传统农民革命的现代版,由于根源不同因而造成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不同步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八二宪法的缺陷是导致了八九六四的悲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第二次大转型,就是要最终结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作者提出未来需要制定一部《中国第三共和宪法》,以及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构想。

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主报告》,本文集节选了前面两部分。文章从大背景的百年中国现代制度转型的角度,中背景从中共建政以来党专制体制的角度,小背景从八九六四以来中共党专制的困境与变异,三个不同层面的历史背景出发,回顾了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百年历程,并从不同时间意义上分析了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这个专题研究报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建国方略。不过有学者认为,百年中国只有宪政理想,并无宪政体制,毫无宪政改革可言。故而此报告分析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中共的专政体制,提出的方案是如何解构专政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祺和张博树的观点有一定的共识,而张博树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建构“中华第三共和国”的构想。

罗慰年的《中国宪法的困局》一文,指出宪法有正确的,就有错误的。中国宪法其实质是为中共一党统治服务的党法,故而是一部错误的宪法。戊戌修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错误宪法中的错误,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治国的困境。冯胜平先生写给习近平的三封公开信则属一家之言。公开信的行文风格独特,内容丰富,苦口婆心的劝谏使得海内网络并未对其屏蔽,正因为此,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非同一般。公开信提出党主立宪、党内民主、依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其实,中共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已经实现“党主立宪”了。现在是何时依法行宪,如何真正行宪的问题。

谢选骏的《戊戌变法120周年三题》属于随笔性散文,但文章的思想深刻,观点独特、犀利。作者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提倡普遍流行的共和政治,当属另一种类型的方家之言。固然,这种不同观点,不同思路的百家争鸣,值得读者去比较思考。文章指出了上古时期及西方语境中“革命”的真正本义。近百年来,中国人犯了“革命幼稚病”。他认为革命无法口头告别,而只能通过法律来结束。中国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日吉秀松的《后文革时代权力交替的变革》一文,指出中国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文章以史为镜的角度,间接地论证了戊戌修宪是违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

台湾学者朱云汉的《国民党与台湾的民主转型》一文,分析了台湾政体转型的三个支柱因素、四个特质,以及国民党双重转型的两个原因等。作者给读者总结并提供了台湾转型的宝贵经验,对大陆的社会转型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台湾另一位学者钱永祥与大陆著名独立学者陈子明合写的《台湾为何能和平完成宪政转型?》一文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台湾的宪政转型经验。台湾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并非出于蒋经国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文集下部共17篇文章。第1-4篇,主要是对当下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与建议,以及当下思潮的辩论与思考。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一文出自其回忆录《改革历程》第六部分的第四节。作为一名真诚的、有良知、敢探索的共产党人,赵紫阳先生曾经提出了几个主要的改革设想,但遗憾的是,这种设想直到他过世还只是停留在他的脑子里,历史并没有给予其机会去改造共产党,去改变中国的专政体制。杜导正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中认为,根据当下党国的形势与走向,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强烈的迫切感。解决中国的危机,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政改步骤应该是中共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实现过去的承诺和主张等。值得强调的是,所谓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政治承诺,根本不是什么 “历史的先声”。只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共出于夺权的需要和统战的策略,所做出的虚假宣传而已,并不是其真正的政治主张。建政以后,当然不可能指望其兑现了。多年来很多人拿此说事,其实是很幼稚的。

张千帆在《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一文中分析了时下流行的一些新提法。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毫无新意可言,而“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含糊,内容矛盾。他指出,没有宪政,民主只是招牌。没有民主,平等只是梦想,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文章有力批驳了那些玩弄概念,企图别出心裁的一些浮躁思潮。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改革参与者,蔡定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分析显得很接地气,他指出政改的关键是中共与人大分开,分析了当下的两个阻力和新动力。作者的观点一针见血,大胆独到,非常值得品读思考。

第5-13篇文章,偏重于对宪政民主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对于如何推进改革有很强的警钟和借鉴意义。体制内学者应克复的《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是在胡温执政晚期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写成的。因为深入了解体制,作者非常大胆地开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应该说非常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他指出集权的危险性不在党外而在党内,并提出改变党内集权的五个具体建议。他的观点与海外冯胜平的“让党内先民主起来”的思路有相通之处。两头真的老共产党人杜光的文章《宪政民主在中国的百年轨迹》是以书信的形式,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大胆地表达出来。他的“有宪法而无宪政”,一言道尽百年中国立宪史。他还认为目前的宪法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的。海外学者罗慰年与其观点亦有共识。

萧功秦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分析了近代史上发生的六次政治选择。那是中国人追求富强,探寻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过程,但却千回百折,跌宕起伏。如果沿用作者的分析方法和标准,2018年已经出现了第七次政治选择,那就是中共重走老路,强调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超极权模式。王铁群的《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将近代史上的宪政民主历程分为十大内容。文章对中共建政后的历史避而不谈,但文章借古喻今,以史为镜的良苦用心非常明显。文章最后强调,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主题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体制内学者梁统锋的《中国第一次多党制的尝试及其教训》中,介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统一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的一些社会活动,文章难能可贵地部分还原了民国时期复杂的政党活动的真实面貌,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活得最本真自由的年代。由于政治立场的考虑,作者在文章最后明显有些违心之言。

耿云志的研究虽然只局限于分析中共建政前的近代史,但他在《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中却把1949年后的政治乱象活灵活现地影射出来了。百年探索与抗争就是专政独裁换人不换曲,陈词滥调轮番登台表演的历史。他指出:“在中国,对人立法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握有军政实力的独裁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法律。” 还有:“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宪法,搞了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一部宪法真正经过人民的认可,没有一部宪法真正实行过,兑现过。”其实何止那般,不仅仅是从清末到民国如此,直到当下的2018戊戌修宪,中国依旧如此!

郭世佑的文章指出“百年宪政”的说法欠妥,质疑“洪宪”和“党宪”与宪政的关联。他尖锐批判“革命”添乱,鼓吹告别革命的奴役论调。他通过胡适等人起草的历史文献,委婉地提倡当下中国要有“计划的政治”来推行宪政,还强调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意义。王占阳的《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一文指出,中共建国的目标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对中华民国的否定。从近代、现代到未来,中国的建国理想和目标始终都应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者含蓄地指出,当下的中国,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既是新中国,又是旧中国。应该更直接了断地说,当下中共党国是物质形态上的新,而制度形态上的旧,中华民国才是货真价实,名符其实的新中国。同样,雷颐的文章认为中国并没有提供新式独裁的条件,并引用胡适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这恰恰指出了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表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的本质。

文集下部第14篇收录了段振坤出版的《政治五原则》一书的序言。他认为凡是民主,必然包含民有、民治、民享这三项永世长存的基本原则,做到了这三项才能算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民生五项原则的真正民主。他还认为,上古大道是中国实行宪政最根本的文化和精神资源。根据上古文化和三民主义之间的逻辑传承,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本土文化之正道,更是中华之大道。官伟勋的两次巨变的观点和秦晖相似,文章概括地将中国历史分为两次大变局,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间,第二次巨变是从鸦片战争到当下。他们都认为第一次变局是秦始皇的帝制,第二次是辛亥革命试图建立的共和制。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官伟勋和秦晖的观点也符合本人的历史观。

文集最后收录了2018年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两篇檄文。一篇是樊立勤先生于五四青年节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共有二十四张纸,七个方面的内容。在恐怖气氛笼罩,犬儒风气盛行的当下,樊立勤的勇气和胆量无疑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壮举。尽管大字报的部分内容似乎论述得不太妥当,但很可能是作者出于避嫌或某种自我保护的策略,故意而为之。因此,编辑此文时作了删节处理,但整个内容瑕不掩瑜,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大字报是当下的醒世恒言,是悲愤中的告诫,绝望中的呐喊。就如鲁迅所言,总会有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随后董琼瑶女士舍身泼墨,此举之意义非凡,犹如近代的秋瑾,当代的张志新和林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更多越来越彻底失望且明白真相的人们,终于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地、勇敢地对极权体制大声说出了“不!” 紧接着,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死水一潭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终于涣起了些许波澜。尽管文风朴实,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内容针砭时弊,尖锐且又不失中肯理性。

可以认为,上述这些民族脊梁前仆后继的抗争,正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文集中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算不上是改革家,但他们都是勤于思考,敢于表达,有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有些海外学者,文风粗犷,逆耳告诫,肝胆赤诚,直言不讳。体制内学者,则委婉含蓄,往往是借古喻今,字里行间透出点到为止,言不尽且意不止的无奈心态。在中国历史上,有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吴起,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些著名改革家所面临的改革阻力几乎都是来自权贵利益集团,虽然不少人物的结局悲壮,但历史影响巨大;虽然有人当时失败了,但后世名垂青史。文集的作者们都是先贤追随者,薪火传递者,精神继承者,家国守望者。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爱国情怀,似乎千古不变,且又后继有人!

近120年来,关于中国变革主题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这些优秀作品淹没在文山书海或互联网中,天问学会无法逐一找寻到,也无力全部收录于此部文集。天问学会本着对中国问题追本溯源的朴素精神及公益出版的原则,在民族转型的关键时刻,仅以此文集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中国变革这一历史主题。另外,大部分的文章作者无法及时联络上,文集注明了文章来源或出处,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文章作者和相关刊载媒体谅解。

《中国变革之路》文集的出版发行,期待当下和未来中国在结束假共和,实现真共和,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给予那些敢于担当民族使命与责任,内心拥有道义与良知的优秀中华儿女,作为研究之用,参考之书,治国之鉴。

正如一首词所言:

《虞美人﹒开局定鼎》

四个伟大何时了,思想有多少?
慈禧垂帘毛还魂,故国造神几度起狂潮。

一尊论调今又闹,独裁不害臊。
戊戌脉动玄又妙,终迎开局定鼎宪政肇。


天佑中华,诚如是,则足矣!


注:本文出自天问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学术文集》
关键字: 吴称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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