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4/2018              

谭松: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刘文彩,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地主刘文彩,整整两代中国人脑海中邪恶凶残的形象;
恶霸地主刘文彩,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和无数文学家艺术家打造的地主阶级总代表;
……
当年,山呼海啸的宣传报道、怒火中烧的控诉现场、传遍神州的《收租院》泥塑,在中华大地上扇起了惊天动地的仇恨风暴。
于是,大地主刘文彩和他的庄园,成了中共阶级斗争仇恨教育的一个重头戏,一提到刘文彩这个名字,人们脑海里便出现阴森的水牢、黑暗的地牢、恐怖的刑具、破烂的血衣;出现冷妈妈悲苦的泪水、罗二娘痛苦的呼叫、出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这一切最后化归两点:一,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二,对“新社会”共产党毛泽东的无限热爱。
因为,是共产党毛泽东推翻了如此黑暗残暴的“旧社会”,带领我们进入了幸福美好的“新社会”。
这个五十多年前的巨大“恐龙”,此时并没消隐在历史的长河。泥塑《收租院》仍在展出(包括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每天观者如潮;其变种《威尼斯收租院》在国际最重要的艺术展览之一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金奖……
从2008年起,我前后八次前往刘文彩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共采访了五十多名各类人士,其中有当年刘文彩的长工、雇工、佃户、厨师、丫鬟以及一些相关人士如坐“水牢”的冷月英的儿子、收租院泥塑的创作人员、原《收租院》展览馆馆长等。
下面是其中的几位: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刘文彩当年的雇工陈克明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1928年生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X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我们穷人送点啥呢?凑了只鸡,一个小盒盒,拿去给总办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嘛。
我们下面还有一家也是刘总办帮忙修的,还在我们之前。那是刘清云(音)家,他家是烤火时把房子烧了。
1943年,我还不到15岁时就去给刘总办干活——修文彩中学。买木料、买板条、买石灰,全是我去,没叫泥工师傅去。我三个口袋,一个是我自己的钱,一个是师傅的伙食钱,一个是主人的钱。钱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账。
我们在学校干活,刘总办来转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头干你的。你停下活来招呼他说:“总办您来了”,就整拐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不喜欢拍马屁。现在当官的,乡长、镇长,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兴)你。刘总办正好相反。中学修完后,我又在老公馆(现在的陈列馆)里干活,他也是这样,不喜欢人拍他马屁。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一亩田交一石谷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户人家狡猾,把谷子打了后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儿。来收租的先生——解放后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够,就说:“你要坐班房(牢房)哟。”那个人就抱一床烂棉絮,叼一根水烟,来找到刘总办说:“我今年种出来的谷子交不够租,先生说要坐班房,我来坐班房。”刘总办说:“哪个喊你坐班房?交不够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点。”
我在刘家干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学习土地改革。这个时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后来我回来,听说老公馆里有水牢,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还坐过,此外还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馆干过活,从来没见过。还有,收租是真的,但那个“收租院”是假的,哪儿整得那么凶?那个弹子风机也不对,那是廖家的,我们租种过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别个做的事,他们搬到刘文彩身上。这都是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给他安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做的好事一点不说,不给他展出来,比如他修县中学,用了那么多田地,修好后他又捐了90多石谷子。
但是,我不敢说,老公馆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你敢说没得水牢?那些干部不整你呀?你说句真话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来参观,干部就要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乱说话!”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动员说:“你对毛主席有意见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脱!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句话不对头就把你抓出来,好多人都不敢说话,我敢有啥说啥?但是,人家刘总办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说,我只得什么都不说。
当然,敢不敢说我要看什么地方,还要看是啥子人。今天到你这儿(指他的朋友吴世跃家)我敢说;是合适的人我才说。政府来调查的,我知道说不得,你晓得对方是啥子人?万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现在我也是这样。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原刘文彩佃户唐学成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相逢

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唐学成与刘文彩孙子刘小飞相见时。
 
他救助群众

 
当年刘文彩雇工陈发洪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 82岁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那个生活还差了吗?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大饥荒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    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
 
你敢“造谣”!
 
1964年,当局打造的“庄园故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下,开始轰轰烈烈推向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庄园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可是,在庄园附近,居住有不少认识刘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向参观者说出真相,于是,从1964年秋起,一场专项镇压和驱赶行动在庄园附近展开(该行动姑且称作“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行动”)。
“行动”先以抓人、打人、批斗、判刑为前锋,制造恐怖气氛,接着下达驱逐令,驱逐庄园周边一些当局不放心的农民。该令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而且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感受过“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们要遭受当局怕他们说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这些被驱逐者们都被定为“坏人”,在发配地他们被歧视、挨整、克扣口粮等等。
此外,对凡是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长工,还是“阶级兄弟”的贫农,中共当局一律加以“造谣”的罪名,并以铁腕镇压。
 
该“行动”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和亲友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首当其冲的人叫刘福田。刘福田曾是抗战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战整整八年。后来他又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1949年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鉴于刘福田与刘家的关系,当局认为他最有可能说真话,便决定拿他开刀。1964年9月,刘富田被抓起来,罪名是刘文辉的“伪军官”。他先是遭到一阵暴打,然后被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刘富田被当众宣布逮捕,判无期徒刑。
 
 
一个起义军官的遭遇
 
刘文彩的近邻刘福田

讲述人:刘福田
1913年生
 
我最初在刘湘部队里当兵,跟着他出川去打过日本人,还随国军解放了香港,抗战后回到家乡。1949年时我是24军刘文辉手下的一个连长,当年随刘文辉起义,投奔了共产党。
我是本地人,对刘文辉、刘文彩很熟悉,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十分清楚,他们的为人我当然也相当了解。
也许是太了解了,他们对我不放心。1964年他们找个理由,说我是刘文辉的伪军官,把我抓进了监狱。
那时的政策是:凡是国民党部队里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反革命。但我是起义的军官,不应当算是反革命。可是他们不由分说,硬说我是伪军官,是反革命。
他们把我捆起来,到各种会上去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法办。
把我抓走后,我的家人也被从民安队赶走。我大儿子刘德均已经与我分家,他妻子马上就要生产(生小孩)了。因安置地连床都没有,他们哀求宽限了几天。生了孩子不到十天,他们就被赶出了家门。
我入狱后,我老婆拖着另外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只得送给了人家。
1979年后,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觉得对我量刑过重(无期徒刑),于是把我放了,这时我已经劳改了十五年。
量刑过重不等于没有罪,现在都没给我平反。不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军区发给我一张起义证书,民政局据此每月发给我几百元的津贴。原因嘛,是因为我曾经是起义军官。
 采访时间:2008年6月8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五星村

 采访后记
 
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完后,我匆匆赶到安仁镇,听说刘福田已经95岁高龄,便立马赶去,路上,真担心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采访。
没料到他虽然耳朵有些聋,但视力仍佳,身体仍健,每天,还能骑着电动三轮摩托在乡间的路上穿来穿去。他说,当年整他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了,而他还健健康康地活着,每月,还在领取几百元生活费,享受“起义军官”的待遇。
只是,他和他的家人,从1964年起,再也没能回到他们以前的家园。
 
 
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    点:安仁镇川湘路
 
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讲述人:刘明忠
安仁镇个体饭馆老板,52岁
 
我在安仁街上开饭馆,同王大妈很熟习,王大妈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人。
当年外面来人参观,特别是有记者、学生来,总是找那几个女人去诉苦,一个是冷妈妈(冷月英),一个是罗二娘,还有一个就是王大妈。
王大妈诉苦时说,当年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又不给钱,剥削她、压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们给我讲,刘文彩这个人很对,去交租,都请吃饭,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挥手,免了!穷人过年吃不起饭的,他(刘文彩)还叫人拿给他几斗米、几块腊肉过年。
王大妈来饭馆吃饭,我当面问她:“你去讲阶级教育课,说刘文彩怎样坏,你真正是啷个看的?”她亲口给我讲,她说的全部是假话。她还说,我也是没得办法,要讨碗饭吃,如果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还对我说,冷月英说她生了小孩后几天被刘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这可不可能?
我们当地风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绝对不能迈入别人家门的(否则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会,就是一般人家对此都要忌讳。刘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个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进家门?在提到她本人讲给刘文彩喂奶的事时王大妈说:刘文彩那么大的家产,不可能来剥削你的奶吃?但是当时必须要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斗。她还说,每次她们讲了(忆苦思甜)课之后,政府就请她们去吃顿饭。
龟儿子(骂人的话)编些谎言!完全是栽诬(诬陷)人的,王大妈自己就说她是栽诬刘文彩的。
我还晓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记者来参观庄园,上面叫刘元树(音)的妈去上阶级教育课,刘元树当时是队长(他现在还在),他对他妈说:“你千万不要说刘文彩对(好)哟,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说,你要是说了真话我就要下台,乌纱帽要被整脱。”他一再要他妈按当局的要求说假话。
当年你只要说了真话,说刘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坏右”,要拿个尖尖帽子(高帽子)给你戴起,让你跪瓦渣子,所以,当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敢说真话。
王大妈本人就亲口对我说,她不敢说真话。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    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关键字: 谭松 地主 土改 刘文彩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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