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开放杂志 】  时间: 7/3/2009              

香港人为什么能创造奇迹?

作者: 蔡咏梅

● 香港人风雨不改二十年如一日纪念六四,每年维园烛光晚会数十万人悼念,创造了奇蹟,平凡的港人为何有如此不平凡的义举?

  

香港学联在今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发起六十四小时绝食纪念。(本刊记者)

六四维园之后,接到好几个寓居在大陆和海外亲朋好友的电话和电邮,都说为六四维园场面感到震撼,及为香港人感到很骄傲。六四二十周年香港十五万人的烛光晚会使全世界都印象深刻。海外民运几近凋零,但二十年来香港人风雨不改,年年六四之夜,都有数万、十几万人参加。为了纪念一个历史惨案,呼唤历史正义,香港人二十年的坚持可说是一个世界奇蹟。记得多年前,一位美籍华人来到维园烛光晚会时,感动之余,不禁感叹到:「做人要做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六四的一部份

香港人的坚持,首先是出於一种亲历者才有的六四情结。就如香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所言:北京的八九民运,香港人不是看客,是参与者。我们香港人就是六四的一部份。港人与大陆同胞的前途都受到同一个专制政权的威胁,命运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大陆同胞有难,港人岂能坐视不理。

记得当年六四在北京採访时,一个香港记者接到一家八卦周刊的电话要她代为访问吾尔开希,说要做封面故事。我们当时非常诧异,一个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与香港专登社会上层名流影视名星八卦新闻的刊物有甚么关系?这时,我们才知道全香港都在关心着北京学运的命运。

随后我们听到更惊人的消息: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支持北京学生,然后又是一百五十万人上街,连特种行业、夜总会的小姐们都在支持学运队伍中呼喊着口号。

那时只有左派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可以带过海关进入大陆,我们从这两份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时,非常振奋。记得北京的学生还把这两份报纸贴在北京的街头,让北京人了解香港市民对他们的支持。

再后来北京戒严,港人冒着八号风球的狂风暴雨上街抗议、支联会成立、三十万人参加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六四屠城后全城黑衣哀悼,最后是黄雀行动,将大批逃亡中的学生和知识份子救离险境,接来香港。

可以说,六四是港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难以磨灭。很多港人的命运因六四而改变,有的更留下了至今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创伤之深甚至不亚於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当年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蔡淑芳在六四那一夜,与天安门学生守在广场,写下了绝命书。最后逃得一命,回到香港患上忧郁症。时过二十年,当年的青春少女已进入中年,但痛苦及忧伤仍然未离去,还需要治疗伤痛。

李柱铭曾针对香港人的处境,调侃道:「民主能说不能做,反共能做不能说。」顽强地纪念六四,不断地提醒世人北京专制政权(港人戏称为阿爷,一个令人联想起暴虐专断的封建大家长的称呼)是如何地残暴不仁,岂不是无反共之名,但实际上最令中共难堪不安的反共好题目吗?可以说这是香港人的政治智慧。

在道德的天平上,港人义正辞严,使北京无言可对、佔尽上风。所以连香港一些土共也要感叹说,香港的泛民主派拿六四做文章,是「抢佔道德高地」,尽显港人的道德优越感。

香港人的常识理性

对港人纪念六四出色的表现,讚美中也包含着许多困惑,有人不能了解看似平庸的港人(有外论甚至说香港人是自私、琐碎的市民),为甚么会有这样了不起的二十年如一日的择善固执?港人的平庸与如此崇高的义举相比,岂不是很矛盾吗?

确实的,与中国大陆同胞相比,港人看起来似乎相当平庸和琐碎,十足的小市民。记得九七回归后,金紫荆广场的升五星旗仪式成为大陆同胞参观的景点,但他们惊讶地发现,仪式简单,不够庄严,在场的港人也没有受到「爱国情操」气氛感动的样子,有人在旁边走动说话,有清洁工在旁边扫地,还有人吃东西,谁也未把升国旗当回事。於是大陆客气愤投诉,引致特区政府十分紧张,立刻将官方升旗仪式搞出一个排场,逢节日高官必到。但作为市民的港人则依然故我,官方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港人与大陆人的差异,因为没有被任何官方宏言大义的意识形态洗过脑,人性没有被专制主义的铁腕扭曲变形,因此港人本色朴实、不扮高深,不作矫情之态,表里如一。但他们也有做人原则,不过是以常识过日子,以单纯的事实与普通人的良知来判断是非。

对於六四,他们看到的事实就是北京学生的示威和历来港人上街一样,是和平的,政府却派坦克大军进城镇压,杀害平民。「人命关天」,「不论学生有无错误,政府杀害平民就是天理不容」。一位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在维园对採访她的记者这样问道:「即使儿子做错了事,做父亲的难道可以用刀来砍儿子吗?」

这种常识理性往往比许多貌似高深複杂的甚么主义,或理论更接近事实真相和事件的本质。保持这种常识理性的人在黑暗中也往往更有坚持人性善良的一面的勇气。

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都提到这种现象:在政治迫害最疯狂人心最恐惧的时候,敢於公开或暗地里帮助或同情反革命的,反倒是受教育不多或乾脆是文盲的社会下层民众。这正是因为这些人缺少教育,因此接受官方阶级斗争理论说教的污染也较少,因而能保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良知,见人落难的恻隐之心,会不顾当时政治的压力而给予帮助和同情。

平和理性但择善固执

港人的精神状态与此类似。近两百年来,港人生活在相对自由、平和、安定、有法律、有社会秩序,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中,因此养成了比较健康自然的人格素质:勤劳朴实、奉公守法、敬业乐业、平和理性,不浮躁、不虚矫,不极端狂热。他们不会被华而不实的宏大话语或徒具形式的庄严崇高(比如国旗升旗仪式)所感动。相反港人还特别讨厌虚假矫情的豪言壮语,这一点受党教育多年的大陆同胞特别擅长。大陆出身的亚洲小姐利智初出道时,在选美会上讲些大陆人习惯的冠冕堂皇的话,却听得港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由此利智给港人留下虚伪的印象,很不受欢迎,直到多年后,这位美人洗尽铅华回归平淡,港人对她的印象才有了改观。

但面对基本的是非善恶,港人会变得非常的固执和坚持,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良知,一步也不退让。可以说,支持北京学生、反对六四镇压已成为港人的「政治正确」,任何人挑战港人这一基本立场都会引起全社会巨大反弹。去年已故的民建联主席马力、今年的特首曾荫权等,都因为发表歪曲事实的言论引起社会舆论大哗而自找苦吃。另外,港人一旦认准了一个理想,就会持之以恆、理头苦干、竞竞业业的坚持下去,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香港泛民主派中的政治领袖、社会活动家个个都是几十年如一日,长途跋涉行走在这一条道上,绝没有「忽然民主」、「忽然爱国」之类的投机者或风头家。

我认为港人这种健康人格,正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人格,我生於大陆,移居香港三十年,对此感受很深。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建设公民社会,实在需要向香港同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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