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8/2018              

金陵毕康: 我及“我们”

作者: 毕康

 
吴宓日记

“我不要更高的标准来证明自己所需的幸福是正确的。我的幸福不是通向终点的中间过程,幸福本身就是终点。幸福是幸福自己的目标,幸福是幸福自己的目的。 我既不是别人想要到达的终点间的过程,也不是供人利用的工具,不是供他们驱使的奴隶,不是包扎他们伤口的绷带,不是他们祭坛上的牺牲。 我是一个个体。“我”这样的一个奇迹只属于我个人,供我个人保存、守护、使用、前进。 我是不会交出自己的财富的,我不会和别人分享...”安·兰德《一个人》

我们自幼接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从小被灌输要热爱集体、热爱班级等集体主义意识,从小习惯于用“我们”一词表述“我”这个字眼、习惯于人云亦云、丧失自我独立思考意识及能力,惧怕被“我们”所拒绝、孤立,从小自大,逐渐养成了“抱团”及“扎堆儿”的习惯。

在安·兰德的《一个人》这部小说中,作者虚构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集体,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一个符号加一串数字来以区分,人甚至不知道“我”这个字眼,但凡要表示“我”的概念,都用复数的“我们”来代替。

主人公“平等7-2521”与众不同,虽然自出生起就被灌输集权的思想,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也不能如其如其所愿地进入研究机构,反而被判做终身的清道夫,但他依旧凭藉直觉与天赋,不懈地追求着知识和理性。

睿智的主人公在无人察觉的情状下发明了电灯。可是专家、学者们“欣赏”了他发明的电灯后,胡乱给他扣上一项罪名,欲置他于死地。愤怒无奈的平等7-2521只能落荒而逃,遁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兽吞噬的命运。

而在这里,他发现了“我”这个词的存在。

在既往的苏俄或纳粹式的极端岁月里,多少次,“我”从“我们”的队伍中被清除出来,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者直接送入奥斯维辛的焚尸炉,被最终判定为“阶级异己、阶级敌人”或者“种族清洗对象”:以此名目落入“可耻的下场”,或者成为“我们”手中批判、谩骂、讽刺、玩弄的对象。

学者吴宓先生在其日记中记述着那些岁月他是如何惊恐不安的度日,如何接受当局的“思想及劳动改造”,努力使自我成为隶属于“我们”而不是“阶级异己”的“我”。吴宓先生在1967年的日记中如此记载当年三月三日、三月四日的生活场景:

 
“三月三日 星期五

办法又改变昨令(宓未解,夕私请询耿君,承答如下),今后每星期仍必须写交文件二次(星一与星四晨),《交代材料》如无,可不写,但某次(星四)如不交《交代材料》则必须写交《汇报》以代之。《交代材料》以揭发他人与自述错误为主,宜简短,毋须每篇数千言,云云。上午8—11:20宓独扫除三教楼内部。正午,至员工二食堂依次(久候)就膳食科熊家璧购买三月食用之米饭票十五斤,面食票十五斤,共值5.11元(现金付清),菜票尚存九元余,未购。

然后取午餐,肴馔已尽,只得米饭四两,回舍,佐以酱醋,食之。寝息片刻。下午2—6菜圃劳动:宓偕郑思虞同坐肥料室整理韭菜苗(同前)。夕5时后,休息,在工具室收揽锯木之刨花,又洗拭用过之一锄。晚餐,因欲食面条,在员工二食堂依次久候,乃得“小面”二两,回舍食之...


三月四日 星期六

阴,雨,寒。5—13℃ 晨4:40起,入厕。写日记。早餐,二糖馒。

7:10冒雨(戴草帽)出,一教楼外,候八三一陈运生来排队、点名,命今日上午学习(见下),下午或写撰《交代材料》,或自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又宣布凡欲见彼(陈运生)请假或商洽事件者,可在每日晚6:30p.m.到八三一总部寻彼,可也,云云。上午,在中文系教师阅览室学习:8—10宓遵令自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0—12坐谈,耿君主席(彭维金记录)命各说“劳动改造半年以来,今对自己罪行之认识,思想改造之进程,及今后工作与生活之盘算(计划)”,发言者七人。宓以第六人发言,以1957之宓与今1967之宓作一比较:昔1957只知在《外国文学》教课中,检寻自己之错误;今1967则始能认识到,宓生世七十二年(1894一1966)之生活与享受,全由劳动人民之恩施与惠赐,劳动人民以其血汗之所得供养宓,给宓以安与自由。而宓乃犯下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罪行”以为报,惭疚何极!只此一点认识,一丝觉悟,一分感痛,是宓半年来劳动改造之收获与成绩。盖宓在菜圃劳动中,初知稼穑之艰难与劳动人民之伟大,而始生感激之心也。至于今后衰老余年,只有仍赖党与劳动人民恩赐生活之资,虽每月十五元不为少,比如老马伏枥待死而已,更有何盘算(计划)之可言哉?…”


在今天这个时日,翻阅吴宓日记绝不是什么“翻成年旧账”,而是对过去历史地苦苦反思:我们何时被奴役、被“我们”当作操控及利用的一件工具,怎么在“通往天堂”的路上走上被毁灭、被奴役的地狱:人类历史上遭遇过苏俄式的或者纳粹法西斯式的破坏。它们不仅破坏与毁灭一个民族的传统及文明,试图建立起一整套通过洗脑、大一统方式建立起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建构如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这一切看上去多美妙啊,取消了、推翻了旧有的制度、阶级压迫、实现了公平、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仿佛这一切只有在《圣经》所及的天堂里才能看到。这种乌托邦的愿景无疑吸引了大部分极权主义的受众去努力通过暴力破坏既有存在着种种不公、压迫的制度,去努力实现乌托邦...?这些需要仔细反思和梳理,才不致于重蹈惨痛历史的覆辙。

我何时可以成为真正隶属于自我的“我”:可以真正体验庄子式的逍遥自在、大自在,做一个不喜做老生常谈、不被奴役及被利用:被当作他人及一些令人不齿的“我们”达成其政治、社会及经济目的的工具、拒绝成为“我们”及“他们”祭坛上的牺牲、也不愿奴役他人的真正的自我。虽然在这里我是一个人,但我确定是这个隶属于自我的个体是“我”。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找寻着我。

“我”需要与“我们”保持某种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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