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A 】  时间: 11/26/2018              

高新:“知青岁月”的习近平因“流窜犯”罪名被关押劳改达十一月之久

作者: 高新

1973年,习近平(左二)与知青好友在“三间房”前合影。(Public Domain)
1973年,习近平(左二)与知青好友在“三间房”前合影。(Public Domain)

我们在在本专栏上次的《当今圣上习近平青年时代的“外地盲流”和“拦轿上访”经历》一文中已经对当年的习近平在文革之初曾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的说法高度存疑。

当年为王震彻底平反的文件下发的当月,也就是1978年2月,被胡耀邦派人从洛阳接回北京的习仲勋被邓小平恩准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衔并被通知“恢复党组织生活”。至于习仲勋在政治上被正式宣布平反,都已经是1979年8月份的事情了。之所以拖到这么晚,除了高岗的原因,也还因为在此之前邓小平一直未对否定康生表态。在胡耀邦和叶剑英联合陈云在党内会议上就揭发批判康生的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摊派,邓小平被迫同意抛出康生之后,当年“错整“习仲勋的责任就可以完全归咎于康生,而当时的习仲勋本人也是竭力配合,自己亲自撰文强调他和他的全家多年所受的”残酷迫害“都是因为康生一人。而习近平本人接受采访时,把自己少年时代的文革经历也说成是康生老婆对他加以迫害。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和习近平的母亲齐习曾都在中央党校任职。

关于习近平自己对他自“文革”之始到下乡插队之前的那段经历的描述,当年亲自采访了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本人的杨筱怀 发表于他自己当社长的《中华儿女》月刊2000年第7期的文章《专访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的介绍内容,应该是最为权威。该文章中记录的习近平回忆内容是:“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
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上山下乡的地方)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由习近平自己回忆的内容分析,他到陕西插队之前曾被计划送进“少管所”,但事实上并没有被送进去。所以外界关于他文革中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进了“少管所”的说法完全是借题发挥。

习近平的官方正式简历说的是他1953年6月出生,1969年1月“参加工作”,那就说是他是1969年1月才去陕西插队的。因为“文革”结束后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所有上大学或者返城“参加工作”的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参加工作时间”都从下乡插队时开始计算,换个说法就是“上山下乡插队”的时间也“计算工龄”。

由如上时间推断,习近平自己回忆的“文革”中被中央党校造反派当作“黑帮家属”揪斗的时间大致应该是1968年初,从那以后到去陕西插队之前经历了什么,他当年的同班同学,日后的“棋圣”聂卫平的《围棋人生》一书中的“我的四次遇险”曾被外界媒体冠以《聂卫平忆文革:我和习近平去打群架》标题传播。聂卫平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 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 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 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 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 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 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什么叫“老红卫兵”?按照《戚本禹回忆录》的说法,“文革”初始,以“革命干部子弟”(简称“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北京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戚本禹回忆说:当时的北京王府井的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文革初期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戚本禹还回忆说: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在他们(红卫兵)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上了。在听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老红卫兵”们的罪行汇报之后,毛泽东和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泽东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老红卫兵”们嚣张一时的时间段是1966年“文革”之始,而习近平全家被抄家并被迫适至中央党校是1967年下半年或者再晚一点的时间,而“文革”之初的习近平虽然还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但按照聂卫平回忆录中的说法,因为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影响才把感情明显转向了“老红卫兵”,足以证明习近平和刘卫平均属于那个“老红卫兵”群体。

聂卫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68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和习近平、刘卫平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 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 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 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如上聂卫平回忆的和习近平和“患难之交”维持了一段时间,习近平在学校报名“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闹革命”,聂卫平则称病留城。

2000年习近平对采访他的杨筱明回忆说: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当时的北京无论是所谓“倒流人口”还是外地的无介绍信进京人口被统称“盲流”。而所有“盲流”被收监后的个人身份就是“流窜犯“,以区别于”盗窃犯“、”流氓犯“等等。从时间上计算,习近平是1968年1月到了陕西的梁家河,几个月后“流窜”回京,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获释,获释后赶上北京一年一度的国庆节例行“人口大排查“,又被关进派出所四、五个月。也就是说,中共官方拼命渲染的习所谓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梁家河知青岁月”,事实上是把他回到北京当了“流窜犯”被关押劳改“”长达十至十一个月的时间都计算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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