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A 】  时间: 12/4/2018              

高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时间都是假的

作者: 高新

年轻时代的习近平。(Public Domain)
年轻时代的习近平。(Public Domain)

我们在本专栏上次的《“知青岁月”的习近平因“流窜犯”罪名被关押劳改达十一月之久》一文中介绍了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当年“复出工作”之后又拖了较长一段时间才被宣布“政治上彻底平反”。之所以拖到这么晚,除了高岗的原因,也还因为在此之前邓小平一直未对否定康生表态。在胡耀邦和叶剑英联合陈云在党内会议上就揭发批判康生的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摊派,邓小平被迫同意抛出康生之后,当年“错整“习仲勋的责任就可以完全归咎于康生一人了。但事实上邓小平才是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康生只是打手之一。

名为刘白的网络作家曾经在邓小平孙女婿吴小晖被习近平下令收监判刑之后撰文分析说:共产党是人治社会,没有规则可言,高层恩恩怨怨由来已久。在共产党高层,邓小平与习仲勋结下的矛盾很深,这对两人、两个家庭的命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年,习仲勋在与邓小平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习家全家跟着倒霉;现在,习近平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要报邓家当年一箭之仇。

话说1952年,毛泽东为削减地方权力,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进京。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而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显然这些地方进京的实权人物也属于未来接班梯队。习仲勋比邓小平将近年轻十岁,两人也是潜在接班人之争。1954年,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从而利于自己一人独断,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但没达到效果,便抛弃高岗,而邓小平向毛泽东告密是导火索。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就划清界线问题作检查。习仲勋前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才过关,而不让其过关的就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而习仲勋只是担任中共中央委员。1962年,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康生的直接上司,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康生整习仲勋的帮手。

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当时的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整肃习仲勋的帮手。

早在习近平还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位在中共中央部委任职的中共体制内的党史专家告诉笔者说,他一直认为习仲勋当年党内挨整邓小平难辞其咎。道理就在于当时的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就连什么什么人是否适合参与习仲勋专案组工作,都是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出指示,足以证明当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过邓小平,直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党内政治整肃。而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文革”之前已经对习仲勋挨整一事表示了口头上的后悔,并发出了“仲勋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此前,毛泽东复述的康生纸条上的内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当成搞垮习仲勛的上方宝剑因而被中共党史界解释为无人敢于发出不同意见,那么毛泽东此后的“仲勋是个好同志”,甚至还反问“他有什么错”的讲话为什么不被当成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无论是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还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如果他们对习仲勛稍有一丝政治怜悯的话,此时把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肯定性评价哪怕是在党内小范围内传达一下的话,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继续再对习仲勋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见,当时习仲勋被政治上整垮并失去人事自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问题的根子出在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身上。

说再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的关系,中共党史界在康生被宣布为坏人之后,自然要把邓小平说成是康生的政治对立面。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康生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康生正是在整垮了习仲勋的同时被邓小平接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康生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5年寿终正寝。用寿终正寝形容,绝对准确。因为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是风光的,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5年的邓小平与康生在党内平级,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死了,邓小平亲自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党报白纸黑字,整版报道康生追悼大会的庄严与肃穆,向全世界宣称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建立不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当时为康生准备的的讣告和悼词都是邓小平主持起草并审定。此前,也是邓小平亲自到医院探望病危的康生,感动的康生向他透露了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的惊天秘密。于是邓小平也给了康生一个“康生同志永垂不朽!”的政治回报。没成想毛泽东去世之后,首先是陈云发难,绝不甘心让康生死后继续风风光光在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的八宝山骨灰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区西一室。

一九八零年,中共高层公开宣布开除康生出党的文献里特别提及要撤销其悼词,让邓小平难堪无比,因为这悼词恰恰是邓小平亲自主持撰写审定的。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当时已经是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康生夫人曹轶欧被邓小平亲自指示安排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陈云同志就纠正“文革”及以前“左”的六大错误问题,率先“放了一炮”。他的六大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是要求中央审查康生的问题。接下来,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批复成立了康生专案组,审查完毕之后又是胡耀邦主持给康生以开除出党和撤销邓小平为康生所拟悼词的政治结论,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只是扮演了一个“服从多数同志意见”的被动角色。

中共内部人士大都清楚,康生也好,邓小平也好,当年容不下习仲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高岗的关系。邓小平既是打倒高岗的政治急先锋,又是高岗倒台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帮”随之彻底失势的最大受益者。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内地知名异见人士,记者高瑜女士曾根据对高岗遗孀李力群的采访撰文披露说: “文革“结束后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高岗遗孀李力群当年还回忆说: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高瑜女士的文章中还介绍道: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极为反感。

正因为邓小平当然也还有陈云都是当年整垮高岗和整个“西北帮”的最主要责任人,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对高岗虽然充满同情但却爱莫能助;胡锦涛在位时已经指示中组部在内部对高岗可以同志相称,但却仍然不能给高岗平反。

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如果高岗不自杀,性质大概就不会那么严重。既然自杀了,让党也没有回旋余地,说他反党也确实是恰当的。

总之,说到底就是一旦给高岗平反,那么被否定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有资格被陈列在毛泽东大墓二楼与毛泽东尸体为伴的邓小平,以及陈云、周恩来和刘少奇都会因此被揭露出不光彩的一页。习近平接班之前,曾经有人断言习近平上台之日,就是高岗冤案昭雪之时,但事实恰恰相反,如今的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比其前任的顾虑只会更多。

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曾撰文说自己的父亲“一生顾全大局”。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为所谓的“顾全大局”,当年的习仲勋为达到让邓小平同意为自己“彻底平反”的目的, 自己亲自撰文强调他和他的全家多年所受的”残酷迫害“都是因为康生一人。而习近平本人接受采访时,居然也把自己少年时代的文革经历也说成是康生老婆对他加以迫害。事实上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和习近平的母亲齐习虽然都曾在中央党校任职,但曹轶欧本人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即已经调中央工作,1961年5月起任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任康生办公室主任。

如此说来,习近平担任福建省长期间对采访他的时任《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杨筱怀回忆说自己在“文革“中是”被康生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的说法,应该受到质疑!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当年的习近平亲自向面对面采访他的杨筱怀亲口说出他自己的“文革”经历中的从陕西“流窜“回京成为”专政对象“达十一个月之久,世人还真以为他的所谓”七年知青岁月“都是在陕西梁家河度过的。

迄今为止习近平本人还没有自己亲自撰写和出版一本《我的奋斗》。对他个人早年生活经历的最权威官方宣传书籍则是那本中国大陆全党上下,全国上下都要“认真学习“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说“从196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15岁时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直至1975年10月”,“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粗算一下,从1969年1月到1975年10月,即使是前面算在月头,后面算至月尾,也还不足七年,准确地说是6年10个月。如果说这6年零10个月果真都是他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因为中国人在时间表达上习惯凑整儿,把他习近平的”知青岁月“笼统说成七年也不难理解。但习近平自己曾经的回忆是:(到陕西插队)”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

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就算这两次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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