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北京之春 】  时间: 4/10/2019              

罗祖田: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作者: 罗祖田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多数时间内,邓小平其人其路线占据了极重要地位,人所共知。

对这位官方谥称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近几年异见网站出现了不同见解,或说华国锋乃改革开放的真正奠基人,或说胡耀邦,赵紫阳才是改革开放的坚决推动者,且不是无依据。愚意以为,整体上看,邓小平其人其路线在改开中的极重要地位,是成立的。因为有几点很显然:毛泽东到底死了,中国人仍要活下去,其时朝野要求邓小平再出山的呼声不是一般的高。它源自1975年邓小平对文革大乱象的整顿,予渴望秩序与变革的朝野以深刻印象,邓小平因此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无人能及。而就权力上层来讲,面对文革后烂摊子,仅有叶剑英代表的军方维稳力量是不够的,急需打开突破口,挑大梁的人选也就格外重要。这方面,一样无人能及邓小平。另者,苏东巨变后中国仍然能掀起改开旋风,仍惟邓小平有此能量。

但是,事物另有一面,邓小平其人其路线在改开中的极重要地位是一回事,其人其路线的是非功罪又是一回事,而今,改开潮水已退,狼藉毕现,需要审视曾经的神话与浮华。

中共建政前邓小平的事儿就不说了。自红朝建立,邓小平先主政西南,为封疆大吏,几年后奉召进京,为中枢要员。他能走到这一步,自然是地位、业绩的反映,但也不尽然。此时,于红朝已是全面建设开始,于毛泽东却首先是皇位皇权巩固时期。所谓五马进京,有没有“削藩”的考量呢?结合毛泽东的历史,应非妄言。

邓小平不是笨伯。主政西南时的剿匪、土改、镇反,如果说邓小平的卖力工作,是为了党。那么57年领导反右,59年接受庐山既成事实,60年代主持中苏论战,邓小平就首先是顺着圣意行事。不止如此,此期间他格外卖力,突出如反右的铁腕手段与“除恶务尽”理念,明显可见在上层竞功、向毛皇邀宠的成分。他全然不识把一国知识界打残打瘫的严重恶果?只能说他早已识得中共这部绞肉机的厉害,只能进不能退了。

人为的大饥荒带来的另一大恶果瞒不过邓小平,他开始向刘少奇比较务实的路线靠拢,不排除他警觉到了毛泽东路线太过祸国殃民,一定会危及党,他身在这条船上,自不希望翻船。同样不排除他对毛皇有了情绪,源自竞功邀宠未能获得应有回报,因为毛泽东让林彪盖住了他的风头。他向来不怎么看得起林彪。林彪是公认的打仗能手,他却文武双全。

皇权面前不可以玩性情,邓小平因此在文革中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其实,比照刘少奇的遭遇,邓小平是幸运的,他内心里不能接受文革现实和毛泽东“极左”路线,儿子成了残废是个很重要原因。他不可能甘心退出权力场,但又奈何不了皇权,只能使劲儿忍,直至一再卑词认罪。不过这影响不了他的认识有了提升,然而,要说他的认识有了提升,立足点是苦难民生,则只能是尔后官样文章的语言。

邓小平的英雄气质以及对党国的忠诚不减,很快地体现在他75年的整顿,再现的仍是他一以贯之的以镇压开道的铁腕手段。当时那个9号文件的强硬语言,以铁路整顿为开局的雷厉风行,全是他特有的风格。通常认为治乱世须用重典不是毫无道理,但不可多用,因为无恩则威不立。此前邓小平给了中国社会什么恩惠呢?邓小平乐此不疲,反映了他不可移易的信念。无论“父母”做了什么,“子女”都必须顺从。不信邪,就试试。

因为,如果说75年的整顿,为文革特殊年代不得已而矫枉过正,那么83年的“严打”,怎么看都是邓小平屠夫真容的暴露。原来,他要改变毛泽东路线,是指先皇的治世手法而不是先皇的红朝基业。这一点相当重要。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他对毛泽东坚持“三七开”,不能容忍胡耀邦,直至89年大开杀戒。

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久前有个新奇的观点,认为此乃邓小平向美国交投名状。常见的观点是地缘战略,需要围魏救趙。另有观点认为是邓小平的权谋运用,目的是夺最高军权。拙文取后者。其实,此战之前,邓小平在上层已拥有明显优势,却非拥有压倒优势。他在军内的历史地位,比不得彭德怀、林彪、粟裕,向来的比较优势不是战功而是玩政治。在中共这个帮会里玩政治,可是离不开黑厚术,但这是保命升官的强项,也是人际关系的弱项。如今,强龙纷纷凋零,他也就有了资格掌军。但不通过打上一仗立威,向党内合法的顶头上司强索军权终不免负作用。他应是看准了两点,一是缺学识的华国锋驳不倒他的世界战略大道理,二是那位当年的游击队小政委,哪里见识过策划过大兵团作战。打越战,不容华国锋不把军队交给他指挥。反过来说,若华国锋识趣早早让贤军委主席,这一仗也就可打可不打了。无论如何,此仗有悖于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至于此仗会死掉两国多少老百姓的儿子,那叫问题吗?

不过,此战前后,邓小平干了几件实事。默许了胡耀邦力主的大平反、广摘帽,支持了万里,赵紫阳的农村纠偏行为,恢复了高考,废除了上山下乡。考虑到此时国人仍生活在余悸犹存之中,后两项可以打上80分,前两项也就及格罢了,姑且不说这本是当权者的工作职责。因为不默许胡耀邦的大胆行为,让很多老官僚仍为异类,于他不啻自剪羽翼。支持万里,赵紫阳的动作,其理亦然。说白了,此时他的“改开”大手笔,向前看不太假,以屈求伸的让步更真。

让步的实质是什么呢?一般来说,非常时期的独裁者愿意让步,还是要谅解。需要警惕的是从来让步有限度,通常是危机过去就翻脸不认人。这也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现实。不幸,当时没几个中国人正视这一点。中国人本该正视这一点的,中共五十年代初就玩过这一手,仅仅几年就翻脸不认人。但中国人太健忘。

诚然,叫让步也好,叫改开也好,邓小平这样做也是中共逼出来的。只要不改根本或不能改根本,改开就是一个悖论,他也就只能在两难之中前行。他多么希望老百姓吃上了饭就知足,但学生们不体谅他的苦衷,居然还闹起自由、民主来了。他忍啊忍,忍到了89年,他不能再忍了,再忍就向上层权贵交代不了。那些人终于复出而过上了好日子,怎堪想象又失权势?此乃根本。然而,此次镇压力度之大,却是邓小平几十年来对贱民特别对“暴民”的仇视情绪大发作,也是他杀人杀顺了手的忍不住又手痒。他的堂皇理由是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他干脆说他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或许更动听一些。事实上,尔后的既得利益者莫不是这样看,著名的铁笔单仁平,就屡屡强调这一点。此君以视野开阔,文笔生动而引人注目,偏偏忘了一点,所有的专制屠夫都懂那语言。

让步决定了邓氏其人其路线,势必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认为他的改开无理论,属于鸡同鸭讲。因为便是诚心改革,也无需什么理论,尊重常识、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便可。真正的问题是邓小平愿不愿意向中国人低下那颗傲慢的头。做不到这点,要理论何用?若认为他真想做“中国人民的儿子”,想多了。

不过,邓小平的改开无理论不等于无目标。有理由认定,邓小平认准了一条: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中国人不再过饥寒交迫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合法性,党国从此无忧,他和改开就能青史留名。

这就要多说道说道了。

邓小平强调经济改开,有合理一面,终归民以食为天。况且改开启动之际,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赤贫之中,不忍目睹。另者,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只一个吃饭问题就工作量十分巨大,北京确有难处。

然而,正因事关全体国民生活,改开就决不可以耍滑头。把经济搞上去,既艰难又有成功先例可援引。艰难的是工作量巨大,喝不得急酒也偷不得懒,而成功先例就在周边,况且经济自有规律,归根到底就是个权益分配问题。鉴于人性的仍旧脆弱,只须把“有钱能使鬼推磨”和“又要马儿长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结合起来便行。从来如此,经济搞不上去,就是犯了后一条大忌。这也是毛泽东路线失败的根本。邓小平当然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事实是他叶公好龙。他不认为他叶公好龙,源自他眼光毒的一面,便是中国人太容易糊弄,知识阶层亦不例外。那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便是他一度当作发现大加宣扬的,果然挠着了技术官僚们的痒处,遑论无知愚民。实际,生产力分有形无形两种,无不受制于权力这个万有引力。只要没有解决专制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同样作为生产力的制度就更重要。并且,就算制度能最大限度释放科学技术的能量,还有一个是否合乎文明走向的问题。毕竟,没了文明,一切都是空谈。

要求政治人物尤其军阀出身的政治人物具备哲学家眼光,很不现实。这里,反映的乃是邓小平的极高傲气质,实为权力傲慢。如果说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行,是基于现实思考,那么他事实上认定文革后的共产党没有他不行,就只能是他极端掠夺气质的表现。这样,他又回到了毛泽东那个天下舍我其谁的基点。这样的思维与行为落实到经济活动上,便是他用四项基本原则即用四根棍子押解着改开上路。而当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一度,毛泽东热心经济超过了邓小平,使用的就是群众专政这根大棍子。当年那些水库工地上,炼钢工地上,捆绑、吊打过多少人,抓了多少阶级敌人,凡过来人皆有感触。正如这样的发展经济带来的惊天恶果,凡过来人皆有体验一样。

同样使用狼牙棒开道,毛泽东玩经济玩了个一塌糊涂,邓小平玩经济竞差强人意,这就要问一个为什么了。其实,此非邓氏其人其路线另有秘诀,无非时过境迁。它当然得力于对劳动者松了绑,但绳子不能丢。又得力于技术官僚较之文盲官僚多了点知识,得力于胡耀邦,赵紫阳的软抵制,更得力于外部环境大变,首推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爱国情,中国无需事事都自力更生。

邓小平深信这是“两手硬”的作用。由他的错觉引发出来另一个错觉,多数人竟然认为改开的推进归功于邓氏其人其路线的正确。既然改开不能没有邓小平,邓公自是伟人无疑。无人换个角度究问:如果此时没了邓小平,中国将怎样?

历史无从假设,但逻辑也是摆明了的:若此时没有了邓小平,上层毛左确有可能咄咄逼人。他们拥毛远不及保权固权的意愿强烈,也就不排除大冲动,要安抚好这批顽固份子,诚非易事。不过,自拨乱反正,胡耀邦,赵紫阳获胜是大概率,终归基本民意和中下层党心向着他们,加上外援可用。若如此,中国复兴在望将非妄言。显然,改开是有可能健康发展,虽然几率小,此可能性的破灭,罪在邓小平。六•四一出,本来就严重畸形的改开,也就更进一步畸形。

92年邓小平南巡途中再倡经济改开,其心情的复杂应难与人言。凡人皆有内心脆弱的一面,邓小平不会例外。在他有生之年,他仍须尽力保党,保曾经的声誉,保护家族利益。不排除他还有对六•四欠下了血债的内省成分。但是,他已没有了能量认错和纠错,上层既不会支持他纠错也无人会替他担责,此为中共传统,他手头只有再倡经济改开这张牌。然而,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仍旧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红二代的能量与度量,以为事情仍旧可为。殊不知,六.四血案固然可能淡化乃至淡忘,前提却是他和中共的诚恳谢罪,尤其少不得让大多数人得到明显公平的实惠,下一步就是切实的政治改革,进行全民普选,仅仅想到这里就可怕。不止如此,权贵经济一开口子就成了出闸的水,势必导致反动体制与故意犯罪集团比赛作恶,理性等于零了,这一来,无论经济能否上去,都难以改变党国驱赶着十几亿人奔向深渊的大趋势,一如文革狂热驱赶几亿人奔向疯人院一样。

 此前提下仍旧高喊改开,不免是在侮辱全体中国人的智商。由高度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哪怕换了民主制度也会有个不短的过程,此事不假,但也决不至于年年喊攻坚,实际是作秀。例如国企改制,理应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没有半点发言权,全是共产党书记、经理说了算,实为他们身后的刺刀说了算,它不带来严重后患才怪。一边是给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劳资关系重重设限,一边大谈特谈攻坚。这一来就算有心的攻坚也会没个完,永远在路上的改开,还叫改开吗?事实上,不借助外资和入世,不靠纵容贪腐以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所谓经济奇迹难以想象。但这是让生产关系饮鸠止渴,偏偏这样的改开还停不下来了。

要救这样的改开,理论上就只有转移矛盾,说白了就是向外殖民和发动战争。今天的习当局走的就是这条路,也不容它不走这条路,突出如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此为二战前列强早就玩过的把戏,无一国走通了,可怜的习当局还把它当新鲜。

不走这条路而救经济,就只能再进一步竭泽而渔。那么等待未来子孙的,不外乎大半个中国不宜居住,不外乎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我。这样的自作孽,入了世又怎样?今天的贸易战,见证了投机取巧又吃霸王餐的报应。它反映了一个可怕趋势:继续作恶,将成世界公敌。

 诚然,改开使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受惠,出来了中产阶级,是事实。但这不是肯定邓氏其人其路线的理由,一是中国人的赤贫生活是谁造成的,是共产党。二是当权者把本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只是部分还给了中国人,是他们应该做的。主要是此发展不能建立在野蛮资本主义基础上,不能建立在不可持续基础上。这样的教训太多,当权者务必了解这一点。此种注定了后果可怕的发展模式,便是邓氏其人其路线的“功绩”。

文革后邓小平叱咤风云近二十年,事实上不再以毛泽东为偶像,其中约有六年时间,是他一生中的亮点,但是到此为止。

毛泽东并非马克思原教旨信徒,邓小平也一样。前者倾心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眼里是天下。后者务实一些,  目标应是俾斯麦、路易十四式君王。或许,他早年在法国打工就听闻过太阳王的故事。在那个时代,那是一部当然的英雄史诗。路易十四以前的法国,在欧洲无非尔尔,靠了路易十四的咬住青山不放松,  法国旧貌换新颜。但是,  邓小平要么蔑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要么不懂其内在关系。  因为法国尔后在世界的大影响,主要根于拿破仑、西哀耶斯、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新阶层的不同作用  皆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路易十四的遗产,反倒引燃了大革命,正面遗产被烈火吞没,负面遗产仍旧作孽。

专制的历史轨迹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法国,当路易十六怎么改革都法术失灵,  迎来了革命时,  路易十四早已长眠于地下,  任什么滔天洪水他都不管了。在中国,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也就过了两三年风光日子,便迎来了末世的横竖不对劲,  邓小平却在阴间打桥牌,不探世事了。路易十四认得芳汀吗?总设计师识得杨改兰吗?但是芳汀和杨改兰的悲惨命运,  却与太阳王和总设计师大有关联。

但又不能不说,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对邓氏其人其路线是持“三七开”。罪三功七,分明是民意。它依据的是这几个方面:

一、较之毛泽东时代,不论改开如何不足,乃至出来了六▪四血案,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旧进了一大步。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犯刑事事件,就能活下去。受共产党无情打压的反对派,终归是很小部分人。

二、较之毛泽东时代,多劳多得已不可逆转。仍然存在发小财的机会,如果运气好的话。

三、社会的不公平及种种丑恶情况虽呈愈演愈烈之势,但共产党似乎也不接受这一套,一直在纠正。此事肯定另有一个人性恶的问题,慢慢来吧。

四、国力强盛了人所共知,终究是件好事。让外国人特别美欧注目中国,离不开这一点。毕竟,今天仍是讲实力的世界。

五、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并非不可能带来混乱。谁能保证民运人士上台,就不会搞言行不一。因此,只要继续改开,受世界大势所逼,中共慢慢儿会变的。

六、小日子才打理出眉目不很久,太多的人还欠着各种债务,不能让前者毁于社会动乱。若陷入动乱之中仍需偿还各种债务怎么办?因为共产党当然不会减免小百姓的债务,但是民主政府一样会叫你还房贷和各种贷。如此,先把自个问题打理好了再说其它吧。

七、还有……

然而,上述种种经不住时间敲打也是显然的。拿“较之毛泽东时代”来说,为什么参照系不能是日本,南韩,新加坡?该不至于中国不配吧。再拿“慢慢来吧”来说,中共治下已过去了几代人,种种丑恶情况只增不减,这样的“慢慢来吧”还应当接受吗?似此民意,哪里有资格代表下一代人。

有必要再分析一番经济发展这个亮点。

江、朱、胡、温对邓小平其人其路线都是深以为然的。至少,因各自资历,份量的不足,只宜萧规曹随。应重点提及的是主导了中国入世的朱镕基,于尔后中国经济的作用力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人有经济眼光,也有人文情怀。可惜,他的人文情怀没有逾越皇权时代,经济眼光停留在国家民族主义范畴,入世伊始就埋下了借自由法治资本主义之鸡、生产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之蛋的伏笔。而他的国企改制,实乃四不相,放纵了权贵资本从此一泻千里。他一度博得好名声,全因世人只看见那鸡的油亮毛色,不认识那蛋里已变异的成份。当一切成了气候,谁掌经济也不敢让鸡飞蛋打了,胡、温末期推出了“四万亿”,本质上是幻想经济再现奇迹。此种强心针作用到了习近平时代便渐失药效,迫使习当局另辟蹊径。它觉察到了房地产业疯狂的后果,竟幻想用一带一路,高铁和军工大跃进再刺激GDP增长。资金从哪来?加大税收,国进民退,狂印钞票,压缩民生投入,便势所不免,于是,一边是社会主义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边是民间活力走向衰竭。更可怕是党国不能退了,退,不准就是地雷马上爆炸。不退,又成了不知道何时地雷爆炸。具体如房地产业,“四万亿”后就不再有供需平衡的概念。又如高铁,如果所有二三四线城市都能变成北上广深那样,高铁才有前景与效益。中国这么多二三四线城市能变成北上广深吗?那意味着全世界的资源须围着中国转,世界能答应吗》实际,它就是个面子工程,不准哪一天只一个无钱维护就要拆掉它。这不是经济,是犯罪。军工就更不消说,它的作用和天职,就是打仗、战争。今天,跟谁打仗呢?还有,打输了怎么办,打赢了又有何益?凡此种种,应不应该溯源邓氏其人其路线?

但也需要指出,邓小平死于香港回归之前,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推力,又被权贵们利用而严重扭曲的加入世贸组织,是邓小平死后几年的事儿。它得益于邓小平路线,但权贵们大变魔术虽与邓氏其人其路线密切关联,主要还是由中共权力架构所决定。无妨这样说,自祭出四根棍子到归天,邓小平在中国土地上就属于既种大豆高粱又套种罂粟,只为让中国人有饭吃,又晕晕乎乎不作胡思乱想。江泽民、胡锦涛属于明知鸦片危害大,但得罪不起神通大的发包方,况且还可分赃,也就听之任之。习近平索性砍高粱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再把鸦片提炼成海洛因,要卖大价钱。这三个时段或叫改革三步曲,  也要作区分。

极而言之,邓小平和毛泽东同属专制强人,差异也明显。如果说他们皆有身不由己一面,便是他们进入共产党上层后,既离不开共产党,也争斗不过共产党,只能与这条船共沉浮。他们本来就是强人,共产党仍犹嫌不足,要求他们强势再强势。互相作用下,毛泽东成了党魁极品,跻身于了尼禄、希特勒行列。邓小平经文革刺激后调整了目标,要做的是民族伟人。不幸,他认识不到时代变化出来了伟人新标准。  盖因二战最大意义在于:人类已惊觉到了自己的无知,文明实际处于低端阶段,老路不能再走,那只会让互相屠杀通向同归于尽。因此,国家主义,王朝利益,党派荣辱,需要逐步让位于人权和民主,如此才可望放弃英雄情结,遏制人性那无底的贪欲,为文明走向中端提供动力与保护。凡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都属于过时的人。

 过时的人居然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根于一个过时的权利圈,只能在矮子里面选高子。同时根于一个过时的文化,这个文化太钟情丑角选美。此前外界的纷纷赞叹,不外乎居高临下的好奇心,唯利是图的生意经加上人云亦云的交相运用。但是,中国不会长期甘心于此,沉重喧哗的一页终将翻过去。

《北京之春》2019年3月号-中国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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