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1/2019              

李英之:我在八九年(下)

作者: 李英之

 
 
后来是僵持着,广场上学生日见稀少,我们也感到寥落。有一天我的校友的一个老乡来找他,遂致我随他回到学校去,那时候司机们很好,主动拉载学生。还有许多老大娘推着手推车, 装上热稀饭、包子,推到广场上来慰劳学生们,真是感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捐款。
  又回到北大,又回到春光明媚的燕园,我至今记得中午时,我和一个外地来京的老乡一起过博雅塔边的大坡路时看到阳光穿过树叶,那样鲜绿,就象青春一样。
  第一天到女生宿舍时,她们几个人好好款待我,我吃了很多很多,也许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有一次吃过那么多,当然我也没有饿过那么久。
  对了,我也被送进过医院,绝食五、六天后,那时我们已被移入大公共汽车里。大概是一天中午,我们坐在车上,体力精神状态都很不好,一个个都蔫着。这时有几个医生护士走上车来,有个医生给我搭脉,查口腔。然后她就要求我上担架,去医院。我不同意,她也不同意。后来竟被同学及医护人员强护送上担架,抬进救护车。当时我竟如孩子般痛哭起来。 我想人长期饥饿以后,神经疲惫,终至感情极度脆弱,我当是此种情况。被送入医院后,就给我输液,也许我还昏睡过去了。
  那是儿童医院,后来我去找过那里的护理部主任和一些护士。那个为我诊断的医生,我再没见到过。那时她留过一个地址,后来我丢了,好象是朝阳区六医院。
  一、二天后,我又离开医院去了广场。
  回到北大后,我曾去图书馆读《简爱》,并想到自己的感情挫折,很思念那个女同学,又感到心痛。嘴里、舌头下面得了溃疡,吃饭十分难耐。眼睛干涩得厉害。
  北大三角地每天都有广播,讨论、报道广场消息,国内的动态,我也常去听。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塞万提斯铜像前参加了《新闻导报》社的恳谈会。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一点值得深记:诚然中国需要高远理论,但要注重启蒙民众这最基本的任务。 由此想到鲁迅的伟大,他正是做了这种基本工作。三十日晚七点─一一点半在进行印刷工作。由装订转到了印刷。枯燥而无味,初有新奇感而已。”
  “六月一日
  忽然觉得日子这般无聊起来了──没有激情,没有奋斗情怀,没有爱情。午后一觉醒来,一片茫然,只是习惯地托起书包,不知向何处去?这生命的追索已然远逝, 只有一付空空的行囊,在此行走,于是要问,生的意义何在?终于也沦落到此番境地。不知何去何从,便是无聊之感。人是什么呢?孤苦度日,去寻一些可做的事来,但不能是睡觉、吃饭而已,你毕竟已不能够。追求得太高,那伟人的追求不是吃喝二字!
  醒来,腹中有恶心之感,是饮生水之故。自5月13日以来,难得一场好觉,却不想落得一场病来。
  总要大睡一场的日子!困倦已是太多!但逃不出无聊!作文已太苦了!
  “六月三日
  今天从宿舍出来往三角地去,再去北大南校门,陆续有人骑车,扛着横幅出去游行,我走走看看,听听别人谈话。有人走时,扔下一声:“走,游行去!”当初自己也是这般毫不犹豫地去了,同样地呼唤徘徊的人们,而今决不是没有了热情,但我不再去了──不仅因为车丢了──我终于要冷静地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来给自己指路,不再那么盲从。
  昨晚与今晨都用了许多时间在写一些文字,力主运动应当由激情转向理智。上午在四楼遇见一学生,与他谈了,竟不谋而合,他主张:运动发展到今日,最主要的工作是自我建设,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想我的主张是对的,但现实的问题是这如何可行。我还主张学运之后应当着手于校园民主化的活动。但是事情很难办,不得不为之。良心尚在,不愿沉默下去, 静静地作旁观者。
  本来运动渐趋于平息了,但今日凌晨又有军人急行军或乘客车往市区拥入,旨在广场,而且据目击者说苛枪实弹,我以为政府明智一点应当使运动平静下去,但不想又暗夜偷袭,想把学生赶出去,政府的目的何在?将如何使运动收场?尚待观瞧。
   我们采取的目标应当是不懈地斗争!与历次学运不同的是应当在此次学运之后在北大开展新的启蒙运动,不再如以往,无声地冷落,然后又一次情感爆发,一次次轮回, 永走不出这一个怪圈。
  我的选择是所谓学运领袖之路吗?我要慎思。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今天是中国的国难日。今天的天象特别,终日阴沉沉的,近晚时下起了小雨,难辩一日的中午下午。难道苍天是在为我们中的牺牲者悲哀吗?”
                             回忆与思考
              ──在六月四日的经历与思想变化
   六月二日凌晨三时我才由地学楼通宵教室经南门往宿舍去休息的,约是在子时以后,不断传来消息:已有人去占广场了。之后便有载着学生的军车在教室门前两次经过, 我不得不出去了。夜读《中国启蒙运动》,兴味正浓。三时往南门去,门口有近百人等待广场方向的消息,我不以为然,归去。
  六月三日中午在三角地听了防暴警察殴打学生与市民的事情,前去观看的北大人回来说的情况。我被感染了,遂于下午决定去广场,借了同学的车子,直奔而去。
  九时许到达广场。到立交桥时,我感到西单长安街太拥挤,遂取道南面往前门而去,穿过广场,看见大会堂里有兵,天安门一段的长安街人山人海,当时广场上广播通告:无事情不要往天安门。其实这预示着那天晚上要有大动作。
  在广场上找到了系旗,汇聚了几位研究生,并意外遇到了徐雁,谈也无聊,颇意外的是遇到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的编辑,27岁,口才并能力尚可。互告地址。
  沉沉睡去,心为一人言语,睡意全消,决定去永定门堵军车。从前门往永定门的大街的十字路口上都有客车横住路口,有少许人挡路,人并不算多。现在想来,那是难经军队冲击的, 约是12点半时,情势紧张起来,人大多往后退去,有几个痞子模样的人物挥棍拦了一辆解放牌,两棍将车灯灭了,然后挥棍直取司机。
  然后在夜幕下,军队进来了,──钢盔,持枪,对天放枪或空枪声──黑影如蛇一般,我立即想到当年电影里演日本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但而今是所谓人民子弟兵。军队来了,人群立刻向两边退去,投掷石子,而士兵们并不顾及这些,直往前冲。我随即跟上去立即看到人群在围打一个兵,当时立即与一位高三学生阻挡人群的殴打,将大兵抬送附近医院。当时我看到惨状,大声呼唤, 带着哭腔──我是多么善良呀,那高三学生也一样,真见不得血呀,即使那是“敌人”的血,毕竟年轻呀!
  那大兵终于被抬进急诊室交付于一个医生,他的眼目肿如钢球,想必瞎了,满脸是血,身上肉多,还算结实,那么多人的砖、瓶,拳脚并未结束了他的性命。他是江苏东海人。他或许是永定门第一个受伤的战士。我急急将他托付高三学生,往广场去,一路上听人说已死了人,当兵的开了枪。广场如先前一样,那伙从永定门冲进来的大兵静静地坐在大会堂前, 有学生静静地与他们对峙静坐。广场西北角,大兵在火光中已战到那儿。我退到纪念碑上,与几个研究生及心为之役的那个人分开了。之后在纪念碑上吃午餐肉,在北大大旗上书写留言,立志捍卫大旗。4点许,人民大会堂内的兵出来了,开始缩小包围,绕纪念碑一圈子,当时绝食的刘晓波等四人与戒严部队商议将准许学生撤出。我当时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我们应当退让,我们没有必要牺牲, 我们还要长远地斗争,5时许,纪念碑上的学生开始撤出。从纪念碑南面出去,大兵围监着学生队伍,刺刀晃晃。在清冷的深蓝的天空中,我看到了纪念碑上的枪洞,还有兵向纪念碑上射击,枪声清脆。我与北大人分手了,寻了车子,往西单去。一路上学生中有流泪的,市民也依依送别,大家说我们会回来的。其时风在吹,街市冷清,仿佛风悲哀得已停滞了。我曾经大会堂北侧,看见装甲车停在长安街上,广场上也集满了。听闻38军军歌,使我吃惊38军也来了。有稀落的人群边从西长安街向西退去,边向跟着开过来的装甲车投掷石块,军人放了摧泪瓦斯。
  我在长安街上,从木樨地到中南海新华门往返数次,听闻许多消息:
  木樨地市民与军队冲突甚为激烈,死伤也最多。他们放了枪,街道两边还弹痕累累,一裸体男尸暴于街头,头颅一半坏了,令人作呕,目不忍睹。市民与军队对峙,互掷石子,往返不去。
  我归往木樨地,三十余辆装甲车都烧了,长安街不得安宁,几十辆坦克车往返开过,道路有所破损。
  经了320线回归北大,进门第一句:总算活着回来了。系里在找我,以为我出事了。沉默无语,悲愁袭上心头,换了衣服,拿了本,至今还在忧郁之中,写了几首小诗并回忆录,渴睡很重,一夜未睡,至今将近24小时,睡仅二、三小时。
  
“六月四日晚11时,由人大出发,独往木樨地,相伴的是清辉之下寂寞空远的街道。在街头,市民闲谈战况。独往复兴门立交桥,在零星的枪声中立定,晨六时许回归北大,空荡无人, 找书往图书馆南天井,迷迷糊糊至11时。
  …
  这几日间,校园已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冷清多了。空旷的楼道里再不见熟人的脸,信箱处堆满了大量的电报,都是家长发来摧促孩子回家的。图书馆里,仅有几个莘莘学子, 秀美的未名湖也笼在阴沉的天空之下,能有几个人呢?传闻要进校抓捕学生,晚上我去29楼,楼前还有一些人在议论。同学去了,有的是惧怕生命之危,有的是躲避无聊……。我独自留下,一反常态,在门上留了字条:寻访我者,凡请往图书馆四楼自习室。”
  带了饭盒,一个人去自习了,我不愿承担旧日失恋时绝望无依的痛楚,将心交付事业。最怕冷落,无聊时心中孤寂之感袭来,难耐与孤寂真比心将死还可怕。 然而我不得不又毅然选择了独往,不再思念,抛却了故乡与边地的同学,将心静静地沉下去,沉入麻木之中去。
  六月八日
  10点25分,海淀广播说:
  从六月八日晚驻海淀区戒严部队及武警战士开始治安巡逻,希望群众不要围观,予以支持,对于暴徒、破坏的不法分子将依法处治。”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时,命运将一场灾难降临到我头上,我的人生受到重击,影响深远!
 
关键字: 李英之 八九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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