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4/2019              

一真溅雪: 大闹公社

——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作者: 一真溅雪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74年夏季,刚“双搶”[註:1]完,我因在一个人包车一垄梯田的水时,揹一部三人水车时(这种长长的三人脚踏水车,虽是木制的但被水泡发后,也有一百多斤重),右肩关节不填被水车刮伤,我准备去省城治伤。此时原广大药房[註:2]的员工朿崇德先生[註:3]已从劳改队刑满释放出来,回到省城。他的太太和一个女儿在他劳改期间已先后去世,他的儿子束强中在省城一中高中毕业后,虽成绩优异,但因其系“历史反革命”子弟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只得在X州一家工厂的工人俱乐部谋了一份工作。为防止自己伪军官的身份对儿子在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束伯伯出獄后,并未去X州投靠自己的儿子,而是选择回省城独自生活。他回到省城自已的老房子,他的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半间厨房仍属于他,其余的房间都被“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掉了,收归了市房地产公司,住进了别人。他出獄后,打听到了我家和我们兄弟的情况后颇为同情。他出獄后,我们头一次見面,他便对我说:老四(我的小名),你以后进城没有地方住就往在我这里,饭也有吃的。
 
他在长沙靠倒卖少量的电机、钢材、水泥、粮票……等紧俏物资为生,也就是中共当局指的“投机倒把”。那时我想:我住到束伯伯家里去治肩伤,给他要增添许多麻烦,他刚出獄才一年多,又没有正式工作,经济也不宽裕,我这里除了红薯、红薯粉皮之外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他。我记起束伯伯以前跟我说过:你钓到了甲鱼,可以拿到我这里来,我幫你卖。于是我打算去钓一些甲鱼,送几只给束伯伯吃,多的就卖几个钱来治肩伤。
 
打好主意之后,想起了前一年在XX湖的芦苇荡割芦苇时认识的冯X选曾说过:他们东X公社一塘大队赛美水库下面的水坝里甲鱼不少,而且从来没有人在那里钓过甲鱼,他们经常晚上在水坝旁边的菜地里捉到上岸产卵的甲鱼。所以我决定到那里去试一试。
 
我准备好去省城的用品,和一个结实的准备用来装甲鱼的大网兜,前一天晚上就来到冯X选家里住,第二天一早冯X选就幫我到他们公社的肉食水产站买了两斤猪肝(夠两天的用量),在他家里把猪肝切好后,又把猪肝上到甲鱼钓的绣花针上,那天我准备了三十支甲鱼钓,大约上午八点,我和冯XX一起来到坝上,沿着坝的两侧每隔十来米放一支甲鱼钓,三十支钓还没有全部放完,前面放的甲鱼钓的尼龙线就已经有两根崩直了(这表明已有两只甲鱼上了钩),我们连忙去收起来就已经钓上了两只一斤多重的甲鱼。
 
我们把三十支甲鱼钓全部放下去后,两人就沿着水坝两侧来回巡视,一发现有甲鱼上钩,就连忙去收取上来,把钓上的甲鱼放到大网兜里,再把猪肝穿到绣花针上,重新扔到水坝里去。这个坝里的甲鱼特别多,因为刚双搶结束,原来坝两边田野里茂密的早稻已经全部收割掉了,田野里只有刚插下去的浅浅的晚稻秧苗,甲鱼无处藏身,便都躲藏到水坝里去了,所以此时水坝里甲鱼的密度很大,不时都有大小不等的甲鱼上钩,大的有三斤多一个,小的也有七八两一个,我们钓到下午五点多钟时,已经钓了三十二只甲鱼,总共将近五十斤。我想今天运气不错,除了送几个给束伯伯,剩下的还可以卖二十好几块钱,治肩伤的医药费也解决了。
 
此时我们决定收工,回去好好体息一下,以便明天再来钓一天。
 
第二天一早八点多,我们带着昨天钓的三十二只甲鱼和猪肝、甲鱼钓,又来到水坝边,刚准备下钓就见东X公社赛美大队的支部书记张X海和三个东X公社的干部(后来冯X选告诉我一个叫陈X球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一个是公社X武装部长、一个是公社党委X宣传委员),来检查双搶工作。他们见我们在钓甲鱼,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我们双搶期间为什么不出工,在这里钓甲鱼?我说:我是六X公社兰岭五队的知青,我们生产队的双搶早已结束,我因双搶期间肩部受伤,已在生产队、大队请了假去省城治伤,到这里钓几个甲鱼送给省城的亲戚。他们从水里拉起我装甲鱼的大网兜,看见有那么多甲鱼,顿生歹意,他们说:双搶期间钓甲鱼去卖是投机倒把,甲鱼没收,上午我们要检查生产,中午到张书记家里去等候处理。
 
我说钓甲鱼是我个人的亊,与冯X选无关,你们把冯X选件叫到一旁问了他一阵话之后,就把冯X选放走了。然后就要张X海书记把那三十二只甲鱼揹到张书记家里去了。我无奈,只好先到冯X选家里去休息一下。
 
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张书记家,张书记和那三个公社干部正在那里打卜克牌,张书记见我进门就说:还没有吃饭吧!等下就和我们一起吃甲鱼炖皮粉(就是红薯粉皮,当地人把它叫作“皮粉”)。我一听心里冒火,心想你们竟敢把我钓的甲鱼没收来自己吃,我要叫你们好看!我装做要方便的样子,来到张书记家的厨房核实情况。我看见张书记的老婆已从我的大网兜里拿了四只大甲鱼,破好了,正准备炖,我回到客厅,也不作声。心想我先吃一顿自己钓的甲鱼再与你们计较。中午他们兴高彩烈地大吃甲鱼炖皮粉,我也趁此飽餐一顿。
 
刚吃完,我就明知故问:我的甲鱼怎么少了四只?是不是被你们吃掉了?他们说:刚才你也吃啦!我说:我吃的是我自己钓的,你们吃的是被你们没收的。我钓甲鱼是自己吃和送给亲戚,我又没有拿去卖,怎么算是投机倒把?毛主席、党中央从来没有规定过知青不准钓甲鱼,你们非法没收我钓的甲鱼,又不上交国库,居然敢自己私下就把它吃掉,这与贪污国库的钱财、物资有什么两样?
 
他们上午找过冯XX,从他那里知道我是下放在六X公社兰岭大队的大学生(由于我们和中学生们一起下放农村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档案并没有转到我们下放的县和公社里来,所以县、公社和当地社员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大学生是“反动学生”,都以为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动员,把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下放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一听心里发慌,就想溜之大吉,就说:下午我们要趕回公社开会,你的事就交给张书记处理吧!一边说一边就往公社方向走。
 
此时我对张书记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支部书记,你怎么能把你们非法没收的东西不上交国库,自已就私自吃掉哩!我一番话说得张书记面带愧色,连忙说:不关我的事,是他们要没收的,我也没有办法。吃甲鱼也是他们的主意,你去找他们吧。我一想:这事主要责任不在他,便说:好!我去公社找他们。接着我便跑到东X公社,先找到公社办公室,那里的工作人员问我什么事,我说:你们公社的X宣传委员、X武装部长和陈X球组织委员,非法没收我钓来送亲戚的甲鱼,不上交国库,竟然私下把没收的甲鱼吃掉了,我要找他们当面和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爭,请你把他们三人叫出来,把们们公社的书记、公社社长也叫来,我要当面向他们检举揭发陈X球等三人违反党纪国法的罪行,并请公社书记和社长本着维护党的“光辉形象”的精神,对他们三个败坏党和国家干部形象的干部作出严粛处理。否则的话,我要到省监委去控告他们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实际上中共当局“解放”初期设置的监察委员会,那时早已拆销掉了,我这样说,只是想震慑他们一下)。公社办公室的人可能因陈铭球他们回公社后跟他们打了招呼,便说:他们三人还没有回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都不在家,这件事没法处理。
 
此时我見公社旁边公社中学的兰球场上有学生正在打兰球,球场四周还有不少学生和年轻社员在那里观看,他们听见我们在办公室的吵闹声后,球也不打了,一起拥到办公室前观看,并问我什么事,我连忙走出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公社的X宣传委员、X武装部长和组织委员陈X球,今天上午以投机倒把的名义,非法没收我钓来送亲戚的甲鱼,他们不上交国库,竟然私自把没收来的甲鱼自已煮了吃掉了,你们说我钓甲鱼送亲戚又没有拿去卖,这算得上投机倒把吗?他们把非法没收的甲鱼不上交国库,私自炖皮粉吃掉,是不是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围观的学生、社员们早就对公社干部平时在当地作威作福,经常假借各种名义随意罚没社员的东西,拿去自已享用的行为心怀不满,他们纷纷说:钓甲鱼送亲戚,又没有拿去卖,算什么投机倒把?把非法没收的东西不上交国库,私自侵吞就是犯法。有人对我说:这三个人我们刚才看见他们回到公社,现在都关起门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敢出来。我站在球场对着楼上住着他们三人的房间大喊:X宣委、X部长、陈组委你们滾出来!公开检讨你们的罪行!我就是等到明天,也要等到你们滚出来。围观的学生和社员也起哄高喊:X宣委、X部长、陈组委滚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打倒当权派、打倒走资派的运动之后,社员、学生们对公社干部也没有以前那么敬畏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吃了就要认帐!
 
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公社负责人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公社党委书记跑出来对我说:易同学,有什么事你找我们公社帮你解决,你这样大吵大闹引起这么多人围观影响不好。我说:我和他们三个干部违反党纪国法的罪行作斗爭,你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理应大力支持,你反而说我影响不好,你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难道他们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影响就好吗?这位公社书记说:你这么大吵大闹搞得社员们都知道了,我们今后不好下去开展工作,他们三人没收你钓的甲鱼,私自吃掉是不对,这件事公社党委会对他们作出严肃处理,你放心。你不是要去省城治病吗?我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赶紧去张书记家,把甲鱼带上,抓紧时间去长沙把病治好,爭取早日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
 
此时我想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事情再闹大了,如果引起上面的关注,搞不好派人去我原来的大学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以前是“反动学生”的老底,那事情就会反转过来,我的麻烦就大啦。我也就顺势下台阶,就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赶到省城去治病,我相信公社党委会按照事实,依法对他们三个国家干部中的败类作出严肃处理的。说完,我就往张书记家走去,公社书记对围观的学生、社员们说:大家都散了吧!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人群见我也走了,便一边议论一边散去,这场大闹公社的风波就这样结束了。
 
那天下午我从东X公社回到赛美大队张书记家去拿甲鱼,张书记一见我便笑着讨好地对我说:你钓的甲鱼我都连网兜一起养在水缸里了,你快拿走吧!我一听,心想:这下坏了,这甲鱼是靠肺呼吸的两棲动物,它们装在网兜里又不能自由把头伸出水面呼吸,被压在网兜下面的甲鱼豈不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张书记的一番好心却给我幫了倒忙。我连忙从水缸里提取装满甲鱼的网兜一看,果然网兜下面的甲鱼都已因窒息而死亡,我打开网兜取出已死的甲鱼(大都是较小的甲鱼,因力量小被力量大的大甲鱼压在下面头无法伸出水面呼吸而死亡)结果只剩了十来只两斤多重的大甲鱼还是活的,我要把死甲鱼都丢掉,张书记连忙说:莫丢!莫丢!给我留着炖皮粉吃。我说:这甲鱼不同于普通的鱼,它一死就很不好吃。张书记说:那总比小菜好吃吧!我就把死甲鱼全部给了他。
 
我拿着那十来只大甲鱼,走到六X水库大堤下面的一户下放家庭,户主原是当地县城的一个木匠姓彭,不知是出身不好,还是什么历史问题他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知青”)一起下放到这里,彭木匠用下放的安置费和自已的木工手艺在水库大堤的侧下方盖了一座有两个房间的小砖瓦房。此时天色已晚,我进到彭家说了说要到省城治肩伤和今天白天发生的事,他们都说:你骂得好!今天天色已晚到XX县城去搭火车还有四十里路,你今天就住在这里,明天一早再去XX县搭火车。说着彭木匠就要两个女儿去做晚飯。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今晚就住在这里。说着我就从网兜里拿出两只大甲鱼,要他们去破了炖皮粉做菜,他们说:那怎么可以,你是客还要你拿菜。我说:你们难得吃一次甲鱼,我钓甲鱼容易得很。他们也就不再客气,把甲鱼拿去炖皮粉去了。
 
第二天一早起床吃了早飯后,我便步行四十里到XX县城已是中午,我花了一块二角钱买了一张到省城的火车票。这天下午两点多我到了省城。我到了束伯伯家里,他一见我就说:还没有吃午飯吧!我给你下碗面,先将就吃一下,到晚上我炒两个菜,我们好好地喝一杯。想当年你妈烧的菜那才叫好,广大西药房的同事和西药业的朋友都不愿上館子,都想到你家去吃饭,我可没有你妈那个本事,你在这里只好将就将就吧!我说:随便,随便,我早已没有什么讲究了,我现在什么都吃得习惯。我说着就把剩下的八只大甲鱼交给束伯伯说:你拿去养在水缸里慢慢吃。他说:那怎么行,我这里有菜,我还是幫你卖掉換几个钱,你好去看肩伤,你在乡下掙钱不容易。我们互相推让了好一阵子,他才同意留下两个甲鱼做菜,其余六只甲鱼他帮我去卖掉,晚饭时,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他回忆他在广大西药房的往事,和在劳改队所经受的苦难、屈辱。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说:我当年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抗日,也就跟日本人打了七八年仗,抗战一胜利,我就退伍进了广大西药房,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一天仗,凭什么让我坐二十年牢?难道我打日本人也有罪吗?我说:共产党要承认了你抗日有功,那他们宣传的: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八年抗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利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人民战争的方式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怎么能自园其说呢?
第二天一早他就把那六只甲鱼找熟人卖掉了,一共有十三斤多,六角钱一斤一共卖了八块多钱。我到省人民医院花三角銭照了一个肩部的透视,医生说:是肩关节韧带拉伤,没什么大问题,贴点膏药过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我也没有卖医院开的药,自己花几块钱到药店买了足夠半个月用的好几包“伤湿止痛膏”之类的膏药自己贴。我在束伯伯家里住了几天后,告别了束伯伯,又到我弟弟那里休息了几天,然后便回乡下去了。
 
我从省城回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了东X公社冯X选家里,他对我说:你那次大闹公社后,造成很大影响,社员们都在传说兰岭大队一个下放的姓易的大学生,那天把那几个公社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躲在房里不敢出来,给东X公社的社员们出了一口恶气,大快人心。从此东X公社的干部们有很长时间不敢到下面作威作福、不敢随意罚没社员的物品。那三个被你臭骂的干部一直不敢下队工作,怕被社员们羞辱、嘲笑,他们没有脸继续在东X公社工作,不久便先后被调走了。
 
说明:本人回忆录中隱去了一些人名、地名,纯系为了防止当局按图索骥寻找本人和相关人士的麻烦,不得已而为之,希读者诸君见谅。
 
[註:1]:我国南方七八月份搶收早稻,搶插晚稻这段时间的简称。
[註:2]:“解放”前我父亲与卢X芳先生合资开办的一家西药房,于1951年秋,被中共当局“自愿”公私合营进入建X企业公司。
[註:3]:束先生:江苏六合人,原本在家乡唸高中,抗战开始他身为一个怀抱抗日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曾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因作战英勇、有文化,又懂英文,到抗战胜利时,已晋升为一名中级军官。抗战一胜利,他便申请复员,复员后,因懂英文应聘为广大西药房的职员。“解放”后,早已脱离军界的束先生,在镇反运动中仍被中共当局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处二十年徒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才被刑满释放回他那个早已不存在的家,他无以为生,只得靠倒卖一些紧俏物资为生(也就是当局所称的“投机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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