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5/2019              

张智斌:无法自圆其说的“中等收入”难题和博士生导师的死循环

作者: 张智斌

 
许多时候,阅读本来应该是很严肃的新闻报道、政府文件或学术报告,读着读着,就不得不当成笑话去读。又读着读着,却无法再当成笑话去读了。
 
最近,在贸易出口受阻、经济不断下行、猪肉价格疯涨,大众普遍哀叹民生之艰难的背景下,2019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七十周年前夕,为了让全国人民过上一个有盼头的“国庆佳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世锦先生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以官员和专家双重身份在发言时指出:“我们现在提的第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应该说是能够实现的。实现这个目标以后,我们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能够翻一番,也就是达到一个倍增的目标?”
 
按照刘世锦的说法,根据国家统计局现行的统计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达到10至50万元人民币,即跨进中等收入门槛。目前中国约有4亿人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约占总人口的30%。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后,能否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等收入人口数量翻一番,即从目前约4亿人提高到8亿至9亿人,达到总人口的60%,应成为下一个目标。
 
刘世锦认为他提出这个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的目标,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是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刘世锦说:“最近几年有一个说法,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没有蹲上马桶。在座的各位应该是经常坐飞机的。这部分人整个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提升,他们就会成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第二,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有利于社会稳定。刘世锦说道:“过去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些国家所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像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亚洲的菲律宾等。当他们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很难进入高收入阶段。为什么?严重的两极分化。但现在来看,不仅仅是中等收入国家,即使高收入经济体也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刘世锦认为缩小收入差距,依靠“杀富济贫”、“税收调节”都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应该致力于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 。
且慢评论刘世锦研究员、博导提出的“数量倍增目标”是否切合实际。在分析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把“中等收入群体”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名称的定义搞清楚。
 
自从“中等收入”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媒体上被广泛用来定义和区分国民的收入范围和高低达到“小康”标准后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来,争议一直不断,官方也一直无法自圆其说,解释清楚其确切的内涵。为此新华网曾经在2018年1月专门发过《一个月挣多少算中等收入群体?标准其实有很多》一文,对此予以澄清。但读罢全文,实在不知这究竟该称“澄清”还是该称“混淆”。
 
该文称:“近日,国家统计局给出明确具体的数据:3亿人为中等收入群体,占世界30%,用数据回答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该标准是按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而定的。换算下来也就是说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体了。”
 
该文接着列举了据说是现行国际上一些主要“中等收入群体”标准加以说明,现照录于下:
 
1、世界银行:以贫困线(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
2、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克和伊扎基在2002年分析全球收入不平等时,把巴西年平均收入和意大利年平均收入作为全球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的下限和上限,以世界银行2000年购买力平价转换,把每人每天收入10~50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3、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卡拉斯在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报告中提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10~100美元为中等收入群体。
4、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报告提出,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10~20美元。
5、2015年10月,瑞士信贷的一篇报告指出,中等收入群体特指个人财富(不是年收入)位于一个范围区间的一群人。以美国的5万~50万美元为基准,以IMF版本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汇率换算,个人财富在2.8万~28万美元的中国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
因此,新华社总结称:“换句话说,一个中国公民所拥有的房产、股票、存款等资产,加起来只要个人财富在17万~176万元之间,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高达1.09亿人,总数高居全球第一。超过高于美国和日本的9200万人、6200万人。”
 
中国人民又一次被新华社大大地“幸福”了一把。有了国际上的通行标准,新华社认为还不够把问题说清楚说透彻,于是又给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内标准”和“学术界标准”,我也照录于下:
 
国内标准:
1、1月7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举办新时代国家治理高端论坛,并发布《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报告。该报告指出,将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6%~120%,视为中低收入群体。打个比方:你和你老婆月入合计2万,如果你高于7500元即为中等收入群体。根据上述报告,按总人口计算,中国大约有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将中间收入群体、中上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相加在一起,则大约有6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以上。
2、艾瑞咨询2017年发布的《中国中等收入人群金融需求报告》中,将中等收入人群界定在月收入8000至50000元人民币。
学术界标准:
在学术界更普遍使用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标准,是以收入分布的中位值或平均收入为基线,下限设定为50%至75%之间的一个点,上限设定为1.5倍至2.5倍之间的一个点。
 
按照新华社给出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提出的国内标准计算,中国目前中、高收入人口已经达到6亿人。但是,虽然这一数据是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6%~120%计算得出的,但新华社却矢口不提目前中国“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是多少。而如果按照艾瑞咨询2017年发布的《中国中等收入人群金融需求报告》中将中等收入人群界定在月收入8000至50000元人民币计算,新华社又不提中国目前有多少人口月收入已经达到8000至50000元人民币之间。因此,读罢全文,读者仍然无法在头脑里产生一幅清晰的图像:按照这个国内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范围究竟是多少?为了消除读者的顾虑,新华社又不得不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逐年上升”的美丽图像:
 
“在1989年至2015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按照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每人每天10~100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从0上升到44%;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中等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元至45万元人民币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从0上升到20%;而按照收入中位数76%~200%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则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一直在37%至50%徘徊。”
 
但是,这幅美丽的图像,却引来了无数网民毫不留情的奚落和嘲笑,纷纷表示自己一直生在福中不知福,读罢文章自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想不到在收入问题上也竟会被代表了一把。倒是文章中说到的两种“感性标准”,还值得读者去认真思考一下:
 
第一,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提出:“中等收入,我认为每月一万块左右。基本的有车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不一定很大,这车不一定很好,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就算中等收入了。”
第二,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曾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过三个问题:一,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大前研一认为,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
 
怎样去思考刘永好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在讨论这个标准前,我先引入另外两个加拿大在生活和收入问题上经常讨论和使用的经济学概念:“生活工资”(Living Wage)和“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生活工资”是指家庭以此收入,可以支付较为体面的生活费用、必要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消费、补充健康保险,不至于感到有太大财政压力的工资收入。大温哥华地区2019年公布的“生活工资”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两人都参加全职工作,工资收入每人时薪达到每小时19.50加元(按现行汇率折合人民币105.3元/小时)。应该说即使达到了“生活工资”的标准,其实并没有达到传统意义上所指的“中产阶级”标准,现在达到“生活工资”的标准在温哥华仍然无法承受购买独立屋(中国称别墅)的压力。“可负担性”通常以“可负担的”(Affordable)形式来描绘物价,如“可负担住房”(Affordable Housing),它通常指按照现行的物价指数,一个家庭夫妻双方在“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现在温哥华所在的卑诗省法定最低工资为时薪每小时13.85加元,按现行汇率折合人民币74.79元/小时)收入条件下,是否可以负担得起房租、交通、食品,抚养得起孩子等生活必须负担的费用。“可负担性”是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上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大家关心的民生问题。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低收入”(Low Income)标准,则可以按照不同的收入层次申请政府规定的不同数额的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待遇。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不提“中等收入”而只规定“最低收入”和“生活工资”标准呢?因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民生问题,必须硬性规定来保障大部分国民的生活品质和满足一部分国民的基本需求。
 
可见中国政府、媒体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标准,这些标准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低的标准之上去衡量的。现在再去理解刘永好董事长提出的他所认为的“中等收入”标准,就很容易搞懂他说“房子不一定很大,但一定要有”这句话的含义了——如果没有房子,一个工薪家庭,假设每月6,000元人民币收入,一半用在租房上,那还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可见刘永好说的,其实已经根本不是“中等收入”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即“可负担性”问题了。如果弄懂了刘永好的问题,再去看大前研一提出的标准,那就更容易得出结论了。在大前研一的标准中,他还没有计入另外一些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中非常常见的那些状况:医疗健康、父母养老、家庭残障人员、失业和再就业等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日本都已经由政府保险和社会福利去解决了,所以大前研一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是由家庭去考虑和独立面对的,但在中国,这些天大的问题却大多由家庭去自我承担和消化。如果要把这些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在中国除了特权阶层以外,还有多少工薪阶层的人士敢于回答自己属于正真没有后顾之忧的“中等收入群体”?
 
前面新华社的文章中说到:“换句话说,一个中国公民所拥有的房产、股票、存款等资产,加起来只要个人财富在17万~176万元之间,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高达1.09亿人,总数高居全球第一。超过高于美国和日本的9200万人、6200万人。”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它实际上说出了这样一个秘密:目前中国个人财富包括房产、股票、存款等资产在17万~176万元之间的,只有(而不是“高达”)1.09亿人。人均财富超过176万的,更是少得可怜,否则新华社早就拿出来炫耀了。17万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拿最低时薪的一个工人(不是一个家庭)工作一年的收入。因此拿这样的标准去和人口总量少很多、美国和日本高标准的中产阶级数量作比较,并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如果中国一个四口之家在绝大多数的省会城市拥有一套住房,他们的人均财富就远不止17万人民币。1.09亿人是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重庆常住人口的总和。因此,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所谓的“中等收入”门槛还是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中国也只有1.09亿人踏进这个门槛,而剩下的12亿多人过的竟是赤贫的生活!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被少数人掌控。中国贫富差距之悬殊,已经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这就是新华社这篇文章所泄露的天机。
现在再来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世锦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的目标。
 
怎样在未来十年内让中国中等收入的人口数量翻一番?刘博导当然知道贫富差距悬殊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至于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注意媒体报道时避免使用更为刺眼的“贫富差距”这个词汇),刘世锦认为有不同的思路。那种搞再分配,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给低收入阶层,以税收等方式,或通过其他的方式,即所谓的‘杀富济贫’,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不能解决问题。”
作为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知识型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之中的一员,他们之中当然没有人会愿意削弱自己的利益来提高大众的收入,这并不令人觉得奇怪。但刘博导作为一名经济学学者,他的论点却荒谬至极。通过税收调节收入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用来调节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富人占用更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付出比常人更多的税收合乎常理。同时,合理的税务制度也是促进慈善捐赠等抑制贫富差距过大和激发公益活动的制度保障。而关于刘博导所说的“杀富济贫”,我想大家当然不会赞同像以前“杀地主”,“杀资本家”那样去杀,但在现在特色的国情下,还真必须看杀的是什么样的“富”,如果贪污受贿得来的“富”,违法犯罪得来的“富”,我看这样的“杀富济贫”就应该依法去“杀”。现在“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不能解决问题”的,恰恰是官员财产被捂着盖着不敢公开,却还要口口声声说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那一套假话。
 
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怎样还能在未来十年内让中国中等收入的人口数量翻一番呢?刘博导为此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打破垄断,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
第二,进一步保障基本的社会安全,建立社保、医疗、就业的全国性保障。
第三,提升人力资本,特别要加强职业培训。
 
但是,刘博导的建议却无法走出带有中国特色死循环的魔咒。现阶段对经济和市场垄断、破坏最大的,就是权力对经济和市场无孔不入的控制和压榨;刘博导建议要打破经济和市场的垄断,却又万万不可打破权力的垄断。想建设社会安全体系、建立社保、医疗、就业的全国性保障,需要大量金钱,但权力垄断了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的方方面面,宁可每年投入巨大的资金去维稳,也不肯分享利益让人民受益;要让人民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却又不断让人民为生存去折腾,不能让人民过上可以不看权力眼色、有尊严的生活。刘博导想要提升人力资本,却又非常害怕人民人权意识的觉醒;要加强劳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却又不能提升教育的品质,培养出有真正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学生……
 
社会现状处处都是矛盾,这就是当今问题的结症之一,刘博导也无法走出这样的死循环魔咒。那么怎样才能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呢?光靠央视记者到大街上去问“你幸福吗?”显然是不够的,那就直接给人民一个答案吧。起先说只要个人财富在17万~176万元之间,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根据这个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已经“高达”1.09亿人。但这个“高”,相对近14亿人口的总量来说,“高”在哪里呢?于是国家统计局出马了,说按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计算,换算下来也就是说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体了。这样,中国就有3亿人被纳入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世界30%。但还是可怜啊,月收入人民币2083元,这么低的标准,也才3亿人达到。好意思吗?因此,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又按照所谓的国内标准计算,得出中国目前中、高收入人口已经达到6亿人——但这回却不敢说出这些中、高收入人口的收入究竟是多少——许多人评论说估计又是被平均了。这次,刘世锦又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达到10至50万元人民币,即跨进中等收入的门槛。目前中国约有4亿人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约占总人口的30%。但是,至此我真的无法理解在13亿多的中国人中,有约“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没有蹲上马桶”,却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跨入了中等收入群体。看了以上这些都是权威机构给出的矛盾百出的权威答案,我却真的被彻底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中等收入标准呢?又到底有多少人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呢?
 
“国庆”70周年大庆就要来临了,真是流年不利,偏偏“二师兄”太不争气,猪肉价涨得飞快,与印钞速度有得一拼。怎样让人民获得幸福感呢?看来给人民一个答案已经不行了,那就给人民一个希望吧。于是察言观色的专家、学者终于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我们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能够翻一番,即从目前约4亿人提高到8亿至9亿人,达到总人口的60%,也就是达到一个倍增的目标,让那些没有坐过飞机、没有蹲上马桶的同胞们也能够挤进中等收入群体?
 
2019年7月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的第一部分,其中称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约合6.68万元人民币),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个月后的9月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世锦却还在为怎样让中国60%的人口在十年内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而大伤脑筋。对此,假设双方的统计数据和调研资料都是基于真实的话,那么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公和国民收入差距的悬殊问题,与这个举世无双的畸形经济体一样,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且,目前所有的经济问题,当然也包括财富的分配问题,最终都无法用经济手段去分析、研究、处理和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其实质最终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如果十年后的“中等收入群体”也会像今天那些已经“被富起来”的民众一样,还会在菜市场面对价格昂贵的猪肉发愁,哀叹何时才能买得起猪肉大饱口福的话,那么我们曾经嘲笑金正恩许诺三年内让朝鲜人民重新吃上米饭喝上肉汤的笑话,就绝对不是什么看了还能笑得出来的笑话了。
 
 
关键字: 张智斌 中等收入 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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