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文汇笔会 】  时间: 10/29/2019              

王晔:永远的翻译课——纪念马悦然先生

作者: 王晔(瑞典)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6月6日-2019年10月17日)
        
第一次听见瑞典人说起马悦然先生,是多年前在隆德。侦探小说家维里·约瑟夫松知道我来自中国,立刻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记得他在电台节目提起过,到中国的商店买烟,中文发音若是不准,店员递来的也可能是盐呢。” 我大笑,这个我懂!后来,我越来越多地发现,约瑟夫松的这份骄傲,很多瑞典文化人都有: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
        
在瑞典南方过着缓慢日子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去麻烦中部斯德哥尔摩的马悦然先生。
        
出于喜爱,我将瑞典小说《格拉斯医生》译成中文,也没觉得一定要成书,能分享给国内读者就很满足。于是,李玉瑶执行主编将译文登载于《外国文艺》杂志。限于杂志容量,刊出的自然是节译。不久,玉瑶突然来信,说可以出书,还发下军令状:争取获得马悦然先生的推荐。我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一期《外国文艺》邮寄到斯德哥尔摩去。
        
马悦然先生的回复很快就到了:“我非常高兴给你特别精彩的译文写序。” 中间是提出了几个问题的:表达被动时,不建议用“被”字,最好用“给”;一种烈酒并非白兰地,等等。信末,马悦然先生再次表扬,强调自己虽说指出了瑕疵,但都是些小问题,完全不影响阅读。不过译文的某行某段因节译而有漏,必须把全本给他。我原以为,年事已高的他在决定是否给我写序时,感受一下质量就足够了,哪里料到老先生会一字、一标点、一行、一段落地和瑞典文原文一一对照着看过去。
        
虽然,马悦然先生的回信在一开头已定下基调,给了我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但我读着邮件还是十分紧张,更准确地说,后怕——简直有点后悔。我真是无知无畏:学了些瑞典语便翻译一本瑞典经典名著;不谙翻译界规则,单凭一个圈外人对文本的理解;然后,将处女译作摆在一位前辈名家如炬的双眼下。
 
 
马老翻译的瑞典文《道德经》和特翁的徘句中译
         
和马悦然先生的邮件联系就这样短短长长地开始了。他提过好几次:“如果下一封邮件不再称我为马教授,我会很开心。”“假如你再写马教授,那我就只好叫你王女士了。”——诸如此类。当代瑞典确实是不论男女、长幼、尊卑,一律直呼大名,以示平等和亲切。然而,对于一位前辈大学者,我还是采用了瑞典旧式习惯及中国习惯。我们中国人,哪里有对前辈和教授直呼其名的呢,那岂不是不懂礼数!我变得无所适从。后来,在斯德哥尔摩见到马悦然先生和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时,我竟脱口而出:“我其实不知怎么称呼您才好。”他俩都笑了,说是怎么称呼都行,或者悦然,或者老马,或者老爷爷。
        
马悦然先生时常自称“我这个老头儿”,他胃口很香,爱吃巧克力等零食;他是《唐顿庄园》里老奶奶Maggie Smith(下图右)的粉丝;他爱看英国足球联赛;他听得出夜莺的歌声里也是有方言的。按说是一位老人,他咧开嘴一笑,那笑容却和一个有着婴儿肥的娃娃神似。从这个特别的“老头儿”的言谈和文字里,我发觉,人生百年宛如一瞬,从精神上说,不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差别,而只有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的差别——有些人,二十岁就衰老了,而有些人,耄耋之年也和青年时代一样。
 
 
《唐顿庄园》电影版海报
 
我和马悦然先生的联系集中于文学翻译。最让我不安的是,他在九十高龄还不顾眼疾审阅我的译稿《海姆素岛居民》。再后来,我便不敢再用长篇译文惊扰他老人家了,但那种翻译不放过一个标点的谨慎,那种仔细感受原文,再推敲中文的手法,我也尽力模仿。点点滴滴地,他给我寄来翻译理论文字;他直言不讳地点评过一些学界翻译案例,告诫我引为前车之鉴;他在我的译稿上加红色批注。从文学研究及写作与翻译的关系,从辞典选择到译本选择,从地名的音译和意译,到注释的写法等等,他给予我宏观和微观的谆谆教导,等于给我上了不可多得的翻译课。我后来又翻译了更多作品,本来无心于文学翻译的人,继续做了“纺织女工”,也是因为潜意识里多少觉得,不可辜负这样一位恩师的栽培。
         
然而,我们的话题也不限于翻译。马悦然先生曾学习日语,后来缺少使用环境,口语是忘了,但不妨碍他饶有兴味地翻阅日文书籍和辞典。所以,他喜欢和曾经留学日本的我谈日语语言和文学话题,比如生田春月或俳句。他也会在收到美国学者Scott Minar教授 “关于马悦然教授的翻译艺术”一文后,兴之所至,在某一年的十二月23日也转发给我,分享“这一份收到的圣诞好礼物”。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有一年夜深人静时,叮咚一声,电子邮箱里接到一封来自马悦然先生的信件。原来,那一天,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因脸颊上一粒小囊肿刚刚动了手术。手术因种种缘故比预计的拖延了几小时。术后,夫人躺在病房里还未苏醒,他自己按医院规则,不得不在黑夜里独自回家——不能寐,内心被心疼和焦虑填满。次日知道手术结果,明白了实为虚惊一场。但等候结果的过程漫长,对于马悦然先生来说,实在是过于漫长了。  
         
 
人生百年宛如一瞬,从精神上说,不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差别,而只有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的差别——有些人,二十岁就衰老了,而有些人,耄耋之年也和青年时代一样。
 
马悦然先生在语言学、文学和翻译上的成就无需我来赘述。他谈起中国和中国文学如数家珍,谈起他的老友新朋爱才惜才——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后学的个人印象。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和他互动范围的不同,观察角度便不同,结论一定会有差异。然而,所有的人一定都看到了,马悦然先生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无限的热爱。
        
谈起马悦然先生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为人瞩目的话题。与“马悦然先生对于中文作家得奖所起的作用”这个或显狭窄和实用的关注点相比,我以为,他对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译介和推广的意义应该更重大。由于瑞典学院保密原则等种种因素,获奖推动力之多少难以为外人所知,更难量化;不过,压力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另类参照指标。中文作家获奖后,马悦然先生还来不及从欣喜中平静,便在瑞典和中国媒体及自媒体上遭遇了“秀才遇到兵”式的口水浇灌。有道是人言可畏。那时,我也曾劝高龄的马悦然先生“不必回应”,“可不能动真气”;他却轻描淡写:我不怕那些聒噪。马悦然先生似乎从不知老之已至——他不怕。他在九十三岁还翻译出《庄子》;三年前骨折,其后在医院屡进屡出,却还在去年的瑞典学院危机中主持了学院轮值主席的工作。我不了解他在学院的主张和个中曲折,不过,面对瑞典媒体,他始终以我口说我心,他的无畏和真实令人感佩。   
        
马悦然先生在九十五岁高龄,坐在自家熟悉的椅子上驾鹤而去。也许南坡居士知道,也不好让神交已久的辛弃疾等待太久,前去把酒欢谈的时辰已到。然而,这对于学界自是重大损失。马悦然先生在我们这个时空停留时,我们有时几乎习以为常;他走了,就是永远——世上再无马悦然先生,这一遗憾的结局无以改写。我们哀悼也无济于事,只能在此后的日子里,通过阅读马悦然先生的文字,想像他曾如何浓烈地活过,想像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里有惊有险也妙趣横生的丰富细节。
 
2019年10月21日 马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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