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4/2019              

陈永苗:社会转型之地方事务去政治化

作者: 陈永苗

法国大革命致力于消灭社会中的等级行会等中间结构,其意图在于构建民族-国体。然而是不是可以有其他方式来构建呢,至少在不急迫不紧张的时期,不求一蹴而就,可以采用联邦制框架。洛桑瓦龙的《法兰西政治模式-1979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讲述法国公民社会在大革命和雅各宾派政教合一的组织高压下,逐渐生长的叙述。那么从辛亥革命以来,乃至更早的中西交汇以来,也应该有一种延绵不绝的公民社会建构谱系,它受革命和极权主义大石头的挤压,却不断生长,并且借助于革命和极权主义来生长。
 
中国民主化转型路径格局之外的大陆民间领域,例如教会对乡村地方事务的领导,例如中介组织对地方自治的追求,这一些大陆民间领域,在中国民主化转型之外,其中一个显要的标准是不需要有民主意识作为前提,只要求热爱家乡和具有社会正义感就可以。不管有没有中国民主化转型,这一些地方政治都是必然发生的,不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过去把地方自治事务当做民主转型的一个部分,根本就是错误的。政治体制的事务,与地方自治的事务,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在运转。所以二者可以掰开来,改革已死,就放弃对政治体制变革的努力,而致力于拯救社会,重建社会,对已有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巨大成果加以重视和结合,以求进一步生长。这一些都要去抛弃中国民主化转型的路径依赖,乃至承认转型已死。这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以社会为取向的转折。
 
 香港新世代已经把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泛民主派”抛弃了。民主化转型是附属于共党体制的。
 
中国民主化转型早就死了,你难道不知道吗?维权与民运之争中,维权就不好说是民主化转型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带有社会性,没有维权参与进来 ,这十余年民运就死翘翘了。
 
一个不需要民主意识作为前提的大陆民间,就意味着摆脱知识分子身份建构的污染和扭曲,意味着摆脱话语霸权的限制和争夺,在左右之争之外可以诸神并立,就像维权运动作为舞台,各种价值都可以在其上行动,就连共党在南海也叫维权。其次摆脱对政权的附属和人身依附性,摆脱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党性依附”,直接回到社会本身的强大动力。由上层建筑回到社会基础,说明上层建筑已经倒塌或者危楼高百尺,不如放弃。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类似于大规模科举的知识分子,作为有知识的小市民,因为其强依附性,已经成为社会的敌对,敌社会,怨恨社会,有民主意识的更甚,污蔑民权为民粹,怨毒诅咒民众等等。所以需要建设一个不需要民主意识作为前提的民间。维权就是不需要民主意识作为前提的。宪政是一项共和混合的事业,而不是人人都具有民主意识的事业。
 
网络上流传一句话:每个人的故乡在沦陷。我认为地方事务应该去政治化,以修复拯救的姿势才是民主转型对地方事务的要求。
 
民运开始应该思考:地方事务与中央事务的不同,反对中央的集权,支持地方的重建,以修复拯救的方式介入地方事务。近一些年来,呼吁转入地方自治的声音渐起,例如李智英和我的呼吁。而且反对政治制度的表达明显处在一连串溃败和节节后退中,陷入无能和绝望的处境。政改呼吁一发声不是前进了,而是立即被众敌兵包围陷入绝境苦战只能维权。改良已死,反对一样已死。如此要么往上,从改良和反对的陷阱中跳出来,去支持民国国体和台湾,要么往下重建社会或者修复地方。改良和反对的,不上不下,不三不四,是没有出路的。
 
从宁德坐车到福州,经过连江黄如论建的房子,黄如论把外面挣到的钱拿回家乡搞建设。在同城饭醉那时期,我就已经认为同城的公民力量用来倒逼政治制度,一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是方向错误的,应该转移到地方事务来。
 
胡晓川说,既然改革已死,那就需要一套新的群众语言和政治逻辑。民众陷入群体化的精神魔障中必然是乌合之众,比较符合理性的思路应该是鼓励地方树立自治意识。当然从可操作的角度,就是推动局部地方去政治化的善治。官僚主义总是有自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官僚主义有政治的一面也有专业的一面。淡化泛政治化趋势,推进专业官僚的善治冲动,也类于你最近说的崇私法而立宪章。当然地方善治冲动,本来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大的社会发展落差后,一种必然的趋势。
 
私法归地方,然后地方坐在一起商量建立支持中央,于是搞了公法,以建立政体。在西方法律史上,例如制定民法典,就是把乱糟糟的地方私法整一整。民法典在私法与公法之间,是一种有着公法嫌疑的私法。它支撑中央政权。在中国传统的中央大一统观念中,只由皇权的政治暴力来支撑,看起来来源于皇权一样。基督教所支持的神性和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以及地方自治所支持的民法性反皇权的政治暴力,以高于皇权的位置与民众和人民主权结合。
 
我曾和胡晓川讨论了一个民主转型中地方政治去政治化的问题。代表中央的是中央政权,而地方政府承担的是秩序与民生,前者是政治化的,后者是可以去政治化的,或者去政治化。美国就是如此。民主转型不能再学共党,把国民党上下一体,加以摧毁,以至于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分支,丧失其地方性区域性,造成其维护地方秩序民生的比重缩小。地方政府去政治化,也是民主社会“公务员与政务员”分离原则的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政治功能较弱,公务员多,政务员少,政务员应该政治清算,而公务员可以洗白使用。
 
地方自治化隐含着地方民国化。北京南锣鼓巷也要修复为民国街了。全国各地,以重庆为首,有民国街或者民国风情街的,多达三十个城市。
 
清末辛亥革命中或后能与革命派合作的改良派,是有地方自治作为背景实力的。中央层面改革已死多年,然而地方层面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重建,地方与中央并不在同一个频道。不能要求地方事务推动者一定要有改革已死观念。他们不需要一定要有民主意识或反对派意识,只要有社会公益心就够了,如同古代的乡绅,朝代更迭,家族长存,社会建设长存。
 
政治从狭义上讲总是地方政治,英文说:”All politics is local.” 在美国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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