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议报 】  时间: 2/14/2020              

严家伟:高山流水弦音断,谱就新词寄何人?

—— 忆当年政治受难中的几位诗友

作者: 严家伟

年华似水,斗转星移。曾记得那些迎接新世纪的诗文、歌声还语犹在耳,21世纪又走进第二十年了。实在令人既感惶惑,又觉惆怅!正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时间都去哪儿了”?而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尤觉这時光似太无情,所以也只好在往事的回忆中得到一丝半点的慰藉。尤其是本人在1957年所谓的“反右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被当局打成“反革命”投入中国的“古拉格群島”----劳改集中营后,先后邂逅的几位诗友,与他们那一段段文字与感情的交谊,更令人神往和难忘。
 
有胆有才的山村教师李仲言
 
李君,四川泸县槽河乡人。敏而好学,博闻疆记。但因出身农家,由于农村户口的限制,只能在当地作乡村教师。1962年因与另一女教师产生恋情。而该女又与一共军军官“定了婚”是其“未婚妻”。本来中共的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必须领了结婚证才算合法夫妻,才受法律保护。从来也没有“定婚”与“未婚妻”之条款。但毛年代却有个“土政策”即谁若与共军官的“未婚妻”发生恋情,便叫“破坏军婚罪”一律严惩不贷,李老师因而被重判八年徒刑!在毛泽东年代此种稀奇冤案比比皆是。李老师对此当然不服。被投入“劳改”后于1965年巧妙地支身逃出监牢。沿途乞讨、下苦力,经泸州、重庆、武汉,跑了几个省历时一年多,最终在1967年文革中才被抓回。又加刑3年。
 
1967年我在监狱与仲言同编在一组,同居一监房。慢慢相互了解,更加都有爱好诗词的兴趣,于是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我听了他一年多传奇式的逃亡经历,十分佩服,遂用小纸条写成一首《七律》私下悄悄递与他,从我的角度来叙述他逃亡的壯举:
 
逃脱囹圄下江南,      好个风高八月天。
蜀道红啼三峡水,      吴川白起六朝烟。
南阳门外未逢旧,      鹦鹉州边独倚栏。
我素我行度厄运,      孤舟渔火学撑船。
 
他看了十分高兴。第二天回我一首,又自叙其当年事:
 
秦川八百雨倾盆,      何事天公阻路人?
急避街头狼虎鬥,      回看秦岭鬼神惊。
祭馀乞讨非吾愿,      下力搬挑愿我行。
更换衣衫买草履,      遮颜帽破求生存。
 
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用传小纸条的方式,痛骂黑暗现实,发泄胸中的愤懑。谁知有一天却差点惹下杀身大祸!当时正在“文革”中,“红卫兵”们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仲言有一天写了一首《满江红》痛斥此事,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已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在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李仲言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狱吏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我又说是“毛主席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看都没看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仲言劫后餘生又重逢,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以后我与仲言不但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我还三次去过他泸县乡下老家看望他。而他也数次来我这里作客休闲。在一次去他家乡看望他时,我陪他一道去祭扫他过去的恋人之墓,即前文提到的那个军官所谓的“未婚妻”。仲言因此事被判刑,那军官強占此女,但“強扭的瓜”当然不“甜”,婚后同床异梦。女方心情郁结,终至英年早逝。这当然又是社会体制造成的悲剧。仲言在坟前燃香奠酒后,又以一诗火化相吊。诗曰:
 
香尘零落草离离, 只有渡头秋月知。
故友多情来吊汝, 幽魂肠断看题诗。
舟轻水软歌声细, 雾重花阴语凝时。
剪烛西窗成梦幻, 为卿重读葬花词。
 
 
堪称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剪烛西窗”当然是李商隐“雨夜寄北”之典。我于是也不揣淺陋书或《代李君用咏》一首,即用李仲言的口气去再次吊唁那位不幸的女子:
   
芳龄念八赴泉壤, 三尺荒坟人不知。
清水一潭照玉影, 寒梅几树伴娇姿。
谢妆南苑岂卿意? 剪烛西窗非我辞。
欲哭泪干聊奠酒, 白鸥对对似催诗。
 
 
2006年李仲言君因突发“心梗”病逝于他的老家泸县槽河乡,享年78岁.那时乡村不通电话,半个多月后,我才从他的一位亲戚处得知此事。因而連去老友灵前上一炷香以表达哀思的机会也没有了,不能不是一大憾事。只有以一诗遥思故人:
 
字字珠玑入锦笺, 江郎才藻正华年。
南溪苦雨浑若梦, 茶岭凄风已化烟。
壮岁归家重创业, 暮年执教著先鞭。
固穷君子仁人志, 荣辱不惊皆泰然。
 
起始二句是对故人李仲言先生诗才的赞赏。“江郎才藻”是“江郎才尽”一典反其意的化用。“南溪”、“茶岭”皆地名,当年我与李仲言君同罹难之处。诗不敢说好,但却都是实情,故亦足聊以自慰矣!
 
儒医张一舟
 
这位张医师生于清代光绪年间,公元1902年前后。老家在四川省合江县,原名张益舟,后因喜愛东坡《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句,遂以“一舟”为“字”。即另外一个名字。这在旧时是很时兴的。比如毛泽东,他就是名“润芝”,字“泽东”。他们张家祖上世代行医。不过那时的中医并不必医学院校培养,亦勿须文凭、学位。而是自读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而他家里更有长輩从医者教导,便自学医书而成才遂称“儒医”,就是既是读书人又是医生的意思。
 
在中华民国时代,张一舟在当地已是颇有名望的医生了,再加他为人正直、善良,受人尊重。因此在抗日战争后期,四十多岁的他,被当地士绅推举为国民党合江县党部主任。这其实是个荣誉性的虚职。因为国民党根本不像中共那样一党霸国专权,中共的县委书记便是一县的土皇帝。而国民政府是党、政分开的。县党部根本不能干预政事。政务实权都属县长。但就因为这样一个虚銜便差点送了命。在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的所谓“鎮反运动”中,张一舟被逮捕差点被杀。由于查不出他有任何政治活动,最后仍被重判十二年长期徒刑。送到四川泸州市“川南监狱”劳改。因为该监狱设在一座被中共查抄没收了的大廟里,该廟供的神是太白金星李長庚,故名“長庚宫”。所以中共的川南监狱也就被人私下叫作“長庚宫”。现在己改建为泸州警官学校了。当年这个“長庚宫”里,关押着近兩千所谓“劳改犯”,而近三分之二都是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半数以上都是无期徒刑,几乎没有十年以下的,,还有更具“中国特色”的,叫“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犯”,可見当局的重刑滥用,令人叹为观止!
 
 
张一舟在这里一直把牢底坐穿十二年刑满后,虽然他家乡合江县近在眼前但也不放他回家,而是強迫其留在劳改队当所谓“就业員”。1966年文革开始后泸州的“川南监狱”按当时北京中央指令, 监狱一律要从城市中搬走,于是迁到百里之外南溪县乡下一个小地名叫“青龙嘴”的地方,旋即更名为“四川省第四监狱”。1967年笔者也在文革中由劳改队被送入四川省第四监狱,并在医院服劳役。1972年本人也刑满,也同样被強迫留在监狱当“就业員”。于是和张一舟医师由此相识相知成了好朋友。
 
虽然一舟年纪比我大三十多岁,但我们并无现代人说的什么“代沟”,反而是在许多事物上都有共识。更加张翁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很快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也就在此时,另一位刚从狱中刑滿出来的前中华民国国军团长也加入了我们的“朋友圈”。
  
国军上校刘旭初
 
刘旭初先生,祖籍四川富顺县人。其叔祖刘光第,是名垂青史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旭初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服务于国军,参加抗日战争,由基层连级作起,最高升至上校团长。1949年大陆失陷,刘在四川被中共按“起义人员”收编。但不久中共开展“鎮反运动”刘旭初便被抓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所以我与他均在1972年同时满刑出狱.而刘虽系军人,却文学素养颇深,尤善诗词,几乎可以下笔成章。从此张、刘和我,三人便结成为诗友。但当时尚在文革时期,因文字、言语获罪者遍于国中。所以我们只敢私下悄悄聚会。而且写诗填词也很少涉及政治。
 
1974年冬,当时我与一农村姑娘结婚后已育有一女。妻子家离监狱有数里之遥。那年冬天我与岳父母家东借西凑,亲戚相帮下,总算在农村盖了几间土牆茅草房。“乔迁新居”后,又值岁暮,张、刘二兄亦来作客相贺。文革中的农民缺食少衣,家徒四壁。但诗友相聚不可无酒。只好在农村集市的“自由市场”去买一点劣质的玉米酝制的高价酒,再煎点花生、蚕豆,炒点小菜来待客。我和岳父母同住一处,一大家人加上宾客,物质虽匮乏,热情还是很飽满。欢声笑语充盈满室。一舟见狀即席便呤成四句:
 
“土壁竹篱茅舍新,天寒岁暮雪纷纷。
一家老小桌旁聚,  三代祖孙笑语迎”…..
 
旭初举杯便和道:
 
“爆竹声声送旧岁,杯盘草草话来春。
 田家自有田家乐,豈必京华觅要津?”
 
其实那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贫穷到骨只差没餓死,何来什么“田家乐”?旭初此句,不过暗自鄙视嘲讽官场而已。 于是我也乘着酒兴回道:
 
“半生蹭蹬坎坷行,尘俗累遭白眼轻。
我素我行终不悔,衔觞不负愛诗名”。
 
吟毕一齐拍掌大笑。
 
我岳父一家都是善良的农民,他们无文化,却敬重有知识的人。当然就更不会去举报什么反动言论。所以在当时那样黑暗的中国,诗友在我家中相聚,是一种难得的快乐。以后几乎每月都有这样的聚会,留下篇篇诗稿,其乐融融,难以赘述……
   
那些日子不再有
 
然而那些日子已不再有,现在老友们都去了天堂,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上台掌权召开了所谓的十屆三中全会,当局煽动的阶级斗争逐渐趋于缓和。与此同时在劳改队的所谓就业员也已一个个年华老去。因而这些人創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语)的能力也就大不如前了。于是劳改队当局觉得这些人身上已沒多少“利润”可捞,反而要成“包袱”。于是便大力动员他们回老家。不但无任何退休福利,甚至“遣散费”也没有。以前这些就业员在阶级斗争年代是強迫“留场“,不准回家,让人家耗尽青壯年华,流尽血汗,现在人家快丧失劳动力时,又要赶人家走,实在是太无道理。然而张一舟医生此时己七十多岁,国人常有的“落叶归根”之念不免油然而生。于是便十分坦然地同意了离职回家,去他合江县城儿子处。
 
 我与旭初略备水酒为之送行。互有唱和之句。由于时间久遠,多已遗忘。只还记得旭初赠一舟诗中有句云:“一翁此去归梓里,属意东篱烟雨天,种菊不如种药好,酒錢自有酬医錢”。前两句用陶渊明之典来赞友人。后二句虽带有玩笑之意,实际上暗含着对一舟回家后生计的担忧。谁知后来的事情却偏偏被旭初不幸言中了。一舟回家后,开始还可以,时间一长,其儿子便觉是“包袱”,爱理不理的。再加隨着时间推移老人健康情况恶化,贫病交迫,如雪上加霜。一舟终于在1983 年5 月在贫病中含恨离世。他在劳改企业中辛勤执业于医,工作几十年,勤勤恳恳,救了无数中共狱吏及其家属之命,做了一輩子的好事,被榨干血汗后,最终被当成“包袱”扫地出门。这就是那个“体制”的冷酷与残忍!
 
刘旭初闻讯后当即命笔题诗云:
 
魚尾山头忆旧遊,  合江岸上传翁休。
高天有意殒三友,  流水无情送一舟。
诗稿篇篇公尚在。  弦音渺渺我长愁。
人生易老医虽老。  金匱遗方万古流。
 
诗中所言的“魚尾山”就是当时监狱“就业队”所在地。我读后,亦步其原韻奉和一首:
 
张翁何事作仙遊,  恶讯令吾泪不休。
罹难同窗近十载,  散分兩地念一舟。
青山含笑容君臥,  绿水欲言遣我愁。
妙手仁心多职善,  清名长伴合江流。
 
在那个年代,交通既不便,经济又困难。更加每天要上班。根本无法前往吊唁,就只能以此来寄托哀思了!
 
在此之前的1990年,刘旭初因是所谓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当局对其“落实政策”,被“安置”在成都市金堂清白江劳改农场作退休工人处理。其待遇相当于一个三级低级技工的工资。仅夠温饱而已。与我也长期保持通讯联系。1989年“六四”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旭初在给我的信中痛斥当局的罪行。并谓“当局二、三子如此倒行逆施,必无好下场”。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又过了大半年,突然两个多月不回信,我当时还在上班,只好托人打听,才知旭初兩个月前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5岁。哀痛之餘,我写下了如后的几句诗:
 
乱世相逢念载情,谈诗议事兩知心。
共遭劫难嗟身否,同出铁窗庆倖生。
别后雁传书在手,突闻噩耗泪沾襟。
高山流水弦音断,谱就新词寄何人?
 
人生难得一知已,文字之交更难逢。我和我的这些诗友虽然都是社会里的芸芸众生,升斗小民。在那个黑暗的毛年代更是政治独裁高压的受害者。但他们却都是一些有良知、有学识、有见解、有操守的人,我在遭遇政治迫害的逆境中,能与他们相识、相知既是一种缘份,也是一件幸事。今天友人们都先我而离去,作为后离开者,我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凡人小事介绍给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罪恶的历史与那个社会黑暗的真实面目!这也是一个知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关键字: 严家伟 政治受难 几位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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