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5/2020              

沈九乡:道德榜样与公民权利

作者: 沈九乡

   
                            一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大家知道,这段话出自《论语》篇首第一节。一般认为,篇首为《论语》的“总纲”,其置于篇首,对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不过,平常我们引用得最多的还是前两句,而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引用得相对要少些。而据我看来,这第三句才真正是篇首这节的关键,即“总纲”之“总纲”。
       何以见得如此?我们晓得,《论语》是一部谈伦理道德的经典,或者干脆说,它就是一部教大家如何做人和有道德的“法典”。因此,这样的一部大书,它篇首的“总纲”,首先应该谈有关道德和做人方面的问题。
       可我们见到引用最多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和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却好像并未涉及有关道德的问题。它们所讲的,比如学到的东西,要时常去温习和践行,这样才令人身心愉悦,有志同道合的友人从远方来和自己相聚,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等等;它们虽然也与做人有一定关联,但要说它们属于道德问题,则比较勉强。似乎只有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才算真正进入核心问题的道德和做人。
       作为谈伦理道德的《论语》,它的篇首“总纲”,统共也就三句;可何以只有最后一句才涉及道德问题呢?依照我的理解,前两句应该只是作为最后一句的铺垫而存在,它们的“使命”就是为了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本节的重中之重:“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虽然说前两句也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比如“学而时习之”,就很有意义;但让它们担任全书的“总纲”,则有点不相匹配,似难当此任。
       前两句,一是“悦”,一是“乐”,都是让人愉快的事;但第三句却不是。别人不知道、不了解或不理解自己,照理不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它与前两句的“悦”和“乐”,在情感上反差是很大的。那么,何以“悦”和“乐”的事,不能充当全书的总纲,却只有不痛快的事才能担此重任呢?
       我想,原因似不难解释。愉快的事总是相对肤浅,一般很难上升到道德境界,只有不痛快和不幸之事才能引导人们进行道德层面的拷问和省思。比如,自己做了好事或自己为人如何,人家不明白、不理解或不喜欢,这通常令人不爽,甚至让人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可自己并未因此而恼怒,也不责怪、不抱怨、不表白、不自夸,仍旧心平气和,低调做人,一如既往。能做到这样的人,应该说就是个明智而又理性,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其品质卓越,人格高尚。
       故此,前两句虽然也算得君子应有的修为,但它们却是人的兴趣和自然之性情,其实并不稀罕;真正稀罕的是第三句所述之事, “人不知而不愠”。我觉得,这才是道德和做人的核心问题,它之成为《论语》的“总纲”,应属当之无愧。
 
 
                               二

 
 
       
这样,问题也就跟着来了。我们平常所大力弘扬的“先进典型”、“道德榜样”、“英雄模范”之类,究竟符不符合“人不知而不愠”这样的君子修为?比如雷锋,比如焦裕禄,比如张海迪这类光辉典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他们被奉为“道德榜样”?又怎样评价他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我们该不该学习和仿效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有关诸如此类的“道德榜样”,近年来已备受质疑,大家对他们的“英雄事迹”,从多种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其真实性、可靠性存在着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我认为,这样的质疑是社会进步和人的素质提高的一种表征,它至少比我们以前那种盲听盲从政治宣传,要强得多。
       须得指出,我在这里倒不是要进一步质疑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因为无论“道德榜样”的真实性、可靠性如何,哪怕确实不掺假和真心实意,但有一道底线,他们是不能逾越的,那就是“人不知而不愠”。
       你做好事善事,帮助别人,扶贫济困,或带病工作,意志坚强,逆境奋发,当然是不错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但你做了好事善事,总是要设法让别人知道,或到处宣说,四处张扬,生怕别人不晓得自己是一个多么善良慈悲的好人,那样是不是还属于有道德呢?如此做人,还能不能令人尊敬呢?
       有的人喜欢标榜自己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不想出名,那你又何必拿出来跟别人讲呢?又何必自我表白呢?还有的人做了一点好事,媒体来采访,他居然还很配合,一脸正能量的做派,绘声绘色,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还竭力希望媒体多作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有的人甚至还以此作为向上爬的门径,不仅从中获得非分利益,而且还要求入党、提拔以及与此相关的特殊待遇。请问,你这样做好事善事,与道德何干?又何来值得学习和仿效之处?
       做好事善事,自然属有德之举。但做了好事善事生怕别人不知道,要到处宣扬,自我表白,自我表现,自我吹嘘,这似乎就背离了道德,甚至很不道德。孔子告诫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倒是要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即所谓“不知人”。而我还要补充一句,人之患,更在于“不自知”。
       我们平时见过太多的诸如“个人总结”、“先进事迹报告会”之类的玩意,却很少见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写“个人总结”,自然主要罗列自己的优点,而缺点则一笔带过或干脆回避。这样做,主事者究竟是鼓励善还是激励恶?我们平常与他人交往的经验是,大家都喜欢那种谦逊、低调、不张扬、不自夸的人;而十分讨厌那种爱自吹自擂和自我标榜,以及总说自己如何如何好的人。自己好,要由别人讲,不能自己讲,这是做人的底线。可是“个人总结”之类偏就违背了这一做人的底线,让自己给自己抬轿子,涂脂抹粉,这不是制造更多的假大空和伪君子吗?至于“先进报告会”或介绍“先进经验”之类的做法也一样,大多是弄虚作假、妙笔生花的东西,其歌功颂德、欺世盗名之伎俩早就为人所诟病。
       这实际就是我所指出的“不自知”。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亦即“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者明”,就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正确地估价自己,合理地定位自己,不自作聪明,不自我欣赏,不自命不凡;以免弄巧成拙,自寻烦恼,自讨无趣。这么做人,才是明智和难能可贵的。
       老子还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真正的聪明和有道德的人,看上去总是很愚拙、很蠢笨的样子。他们做了好事善事,从不张扬、从不显摆,就像没做过一样,事过即忘。这在常人看来,的确笨得要命,蠢得可以,老实得几近木讷呆傻。但行善者自己却无意申说,无心辩白。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的人,善莫大焉,可谓大智大德,他是断不会自降人格去宣传和介绍自己的善行善举或“先进事迹”或“温度泪点”之类的东西的;否则就亵渎了天下大德和自己的尊严。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大善大德大智,谁会做到呢?是的,确实很少有人能做到。所以,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道德榜样”,还是层出不穷的“先进典型”、“英雄模范”等,他们之所以做好事,大多不过是普通人在特定情境中善心本能的自然流露而已。他们后来成为“道德榜样”而受到官方热捧,基本上是被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加之他们自身的劣根性和“不自知”的习性也在蠢蠢欲动;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演起双簧。这也从另一角度反证了宣传鼓噪的不靠谱。因此,“道德榜样”的不断推出,并不表明大众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而是恰好相反。
       当然世上也有一种自我宣传,并不违背道德,那就是商业运作。企业做好事,比如捐资助学,可以宣传自己。实际上它并非为着做好事,而是在替自己做广告,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样的运作,实际上是披着道德的外衣来为自己日后做大做强进行“感情投资”,它的目的主要是“自利”而非行善,故它与道德无关。
        作为个人,你做了好事也同样不忘宣传和鼓吹自己,假如不是为了“表现”、“利益”和“做大做强”自己,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要真的什么都不为,那又何妨默默无闻、安之若素、心如止水、人不知而不愠?倘若非要“表现”自己,以便名利双收,那当然也是你的自由;但你要想再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大善大德,显然就不合适了。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很自私,配不上道德的标签。
       世上的道理有时就这么“怪”:真正的有德之人,总是默默无闻,大音希声,人不知而不愠,甚至还会写下“忏悔录”,严厉而深刻地反思和解剖自己内心的“恶”;惟其如此,才会令人折服。而那些耐不住寂寞者,总是四处张扬,千方百计宣说和自夸;要我看,此类人势必非奸即恶,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言以蔽之,做道德之事,同样要以道德的态度待之,即不张扬、不表白、不邀功、不宣传,“人不知而不愠”。如果总是想着要让别人知道,还要让别人来宣传自己,甚至不等人家来宣传,自己就迫不及待地自我吹嘘起来,那它只能是亵渎道德,最终将自毁长城,自取其辱。
 
                                三
 
  十多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职后发布了第一项总统令,强制全国中学生阅读二战期间法国反纳粹小英雄居伊·莫凯的绝笔信,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为当今法国年轻人树立榜样。可令萨科齐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这一命令刚一出台就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他不得不收回“总统令”。
       加入法共的莫凯1941年10月22日死于纳粹枪口下,年仅17岁。莫凯在遇害前一天写下了绝笔信,信的开头写道:
        “亲爱的妈妈,我深爱的弟弟,我深爱的爸爸,我要死了!我要求你们,尤其是妈妈,一定要勇敢。我希望像走在我前面的人那样勇敢,当然,我宁愿活着。但我衷心希望的是,我的死能达到某种目的……虽然我17岁半的生命如此短暂,但除了离开你们,我没有遗憾。”
       许多年过去了,后人们并未忘记莫凯为反抗纳粹的英勇事迹。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多次在演讲中引用莫凯绝笔信的内容,以此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
     萨科齐的本意是,希望中学生通过阅读莫凯的绝笔信,学习他热爱祖国、反抗压迫、勇于牺牲的精神。但好心未必就能得到好报。总统令刚颁布就引来一片抵制声,反对者包括教师、历史学家、其他党派人士以及当年法国抵抗力量的成员。
  人们在巴黎莫凯的母校外举行了盛大的抗议活动,要求萨科齐立即取消这一命令。特别是教师们,更是拒绝阅读这封绝笔信。历史教师阿尔贝蒂尼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虽然我尊重这位年轻人的事迹,但我认为,总统不能够决定学生学什么,也不能命令我教什么。”有的家长也说,孩子学什么不学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总统无权对此作出规定。
       更有专家担心这封措辞沉痛激烈的信会使得孩子们误会莫凯并准备自杀,至少对他们的心理构成潜在的威胁。目前,自杀是除车祸以外法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很多人认为,总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本意也许没有错,但程序正义更为重要。学校应以健全的公民教育和普世价值教育为目的,具有独立性,崇尚自由和多元;它除了依附自由、独立、个性之外,不再依附于别的什么东西。总统在未经国会投票形成决议的前提下,就擅自动用公权力,以命令的形式强制中学生阅读英雄,无疑是在践踏程序正义,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在全国上下一片强烈的抗议声中,萨科齐不得不终止了刚刚颁布不到十天的总统令。这也成为了法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个总统令。
 
 
 
                                四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主要讲的是个人修身和自律,它基本不考虑除自身以外他人的感受和看法。就是说,我只管自己做好、自己修身,至于他人怎么看,不是我要关心的。实际上,一个有道德的人,过于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或是否理解自己,抑或是否朝着自己看齐,这些想法本身就不能算是有道德的。从这点上讲,那种举全国之力,开展学英雄、争先进的各类活动和运动,无疑就背离了道德的初衷。可问题是,国人尤其是官方却乐此不疲,我们似乎很少听到质疑之声。
       这样一种情形,却在中国之外的世界(法国),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抵制。与孔子注重个人修身而不去关心他人的看法不同,法国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主要不是去关心小英雄莫凯的英勇行为多么有道德感召力,而是只考虑民众有无义务去学习和仿效莫凯?这里边除了总统令涉及到程序正义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公民权利和普世价值等问题。就是说,莫凯固然英勇,令人尊敬,但他再怎么英勇,榜样的力量再怎么无穷,也无权要求后人跟着他学,和他一样去拼死一搏。每个公民作为个体,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喜好和追求。任何人,哪怕总统,也无权要求和规定民众应该学什么和不学什么。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培育和强化下,总统号召中学生学习小英雄,自然要遭到国民的抵制。
       表面看,在如何对待“道德榜样”上所出现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只是发生在道德个体与广大民众之间因站位不同而导致认知上的差异。但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通过观察孔子、国人和法国民众等对“道德榜样”的不同认知,发现在道德个体与民众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时不时起主导作用的第三方,亦即官方(在孔子时代尚隐而不显)。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个官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似乎都特别愿意扮演“道德榜样”推手的角色。这方面,两国官方的表现似乎并无多大差别。只是,两者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在中国,民众无权质疑,也不敢质疑,故只好配合官方把这种煽情戏演下去。在法国,总统在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后,只能偃旗息鼓。
        进一步思考后,我们又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所谓的“道德榜样”,两国都是可能出现的。所不同的是,虽然我们的老祖宗孔子主张“人不知而不愠”,但实际上中国的“道德榜样”,至少在新近的70年里是喜欢被人宣传以及进行自我吹嘘的。法国的“道德榜样”是不是喜欢这样,不清楚;但从莫凯坦承自己“当然,我宁愿活着”这点来看,他还是道出了人性的真言,或曰有“自知之明”。是的,谁愿意去死呢?怕死就不是英雄吗?这方面和中国的道德英雄明显不同,中国式英雄是不怕死的,怕死就是软骨头,是㞞包。从这点来看,我倒是更愿意推测九泉之下的莫凯也不太会支持后人美化自己的赴死之举。也就是说,他不会希望别人来宣传和学习他的“不怕死”。毕竟活着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谁也无权教人放弃这种权利。莫凯赴死,不是要人仿效自己,而是希望他人活得更好。死去的英雄是如此,活着的“道德榜样”呢?看来就更不会高调宣扬自己了。我们似乎还没听说过法国也在大树特树“先进典型”、“道德模范”之类的东西吧。这方面,他们倒是跟我们老祖宗孔子倡导的“人不知而不愠”是相知相通的。这颇有点吊诡,孔子的教导在本土说了等于白说,在外邦却似乎找到了知音。这是一。
       第二,中国民众和法国民众的站位截然不同。中国民众没有独立思想,也没有独立人格,他们主要听命于官方的意志。官方让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官方让他们学先进争先进、学英雄做英雄,他们就跟着学先进争先进、学英雄做英雄。即使争不了先进、做不了英雄,大家也愿意配合官方而决不会反对这类活动。法国民众则正好相反,他们决不会轻易听命于官方,官方发布的指令,他们不是要服从,而是要监督和质疑。两国民众这种差异,除了一个表现出更大的依附性和奴性,一个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之外;还在于一个在官方的洗脑下更看重虚名和伪善,一个更看重自身应有的自由权利。换言之,在法国,公民捍卫自身权利,并不违背道德,相反会得到道德的支持;而官方以道德引领者自居和权力任意越界才是不道德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第三,两国官方的一些做法却存在近似之处,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命令中学生学习小英雄莫凯的光辉事迹等等,都体现政治正确;为的是灌输官方所需的正能量,从而引导青少年认同和顺从其意志,渐渐或部分地消解自由和独立的价值观。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官方不怕民众反对,民众也没这份认知,更没胆量挑战官方的权威;法国的官方就不是这样,他们很怕民众,只要民众起来反对,官方的号令就只能撤除。
       就是说,无论中国还是法国的官方,只要机会合适,他们似乎都有左右民众价值观和侵蚀民众自由和独立的冲动。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在中国不管英雄是否健在,民众都要跟着学;在法国,则主要学死难英雄,活着的英雄和“道德榜样”,官方不会号召大家去学习和仿效。而更主要的,在法国,由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官方的指令通常不容易得逞。与之相反,在完全缺乏公民社会和权利意识尚未觉醒的中国,官方要想民众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转,几乎轻而易举,不会遇到哪怕最低限度的阻力;就算可能出现一点微弱的抵制,抵制者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而最终选择放弃。
       简言之,本来意义上的道德,和孔子所提倡的道德应该是一致的,它一般只属于个人修为,与官方推出的“道德榜样”无关。官方所推出“道德榜样”,通常不在于“道德建设”,而在于“道德控制”。即以“道德”(正能量和政治正确)的名义来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以使民众的思想能够统一到官方认可的轨道上来,并进而左右和型塑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认知,最终削夺其公民权利。
       因此可以说,“道德榜样”越是吃香,公民权利越是稀缺,道德越是沦丧,民众也越是被奴役。反之亦然。
 
   
                                          202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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