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2020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4)

作者: 解颜

 
 
 
 
摘要:
 
这些近乎残酷的自我批评读来是真实的。被整风者最开始都有抵触:他们努力在心中修筑堤防,捍卫最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这很快被来自组织的强大海啸完全摧毁。他们真正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理想是财产的公有制,其秘而不宣的理想则是思想的公有制。
 
2.3 作为成员的生活方式
2.3.1 将信徒的价值观重新排序
共产主义在中国播种、扎根、成长的过程中,涌现出过许许多多愿意为理念抛弃家财、地位,以至于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幼时的我耳熟能详的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出身大地主家庭而散尽自家土地、率领农民闹革命的彭湃;在枪口前从容就义的方志敏;宁死不屈的少年英雄刘胡兰;用身体堵住敌军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等。
近年来有人对其中一些英雄事迹,包括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15,16】但不可否认的是,货真价实的为理念而牺牲的英雄还是大有人在。否则就很难解释共产党以短短的历史把强大的国民党打下海岛的奇迹。
方志敏在就义前说: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代表了一大批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的价值观排序:信仰高于自己的生命。
把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远不止少数英雄人物。普通士兵的作战士气也极为高涨。下面这段话是林开征对自己作为红军中普通一兵时的回忆:【11】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西转移,在剑门山前被迫停下脚步。剑门山72峰高耸入云,由北往南只有一条人行道穿过主峰,敌人派出三个团在此设关把守。…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战斗的惨烈还是让林开征一时难以适应。狭窄的进攻面上,不断有冲锋的红军倒下。敌人一发炮弹过来,附近的人就变得血肉模糊,许多战友牺牲后,连身份都无法辨别。
“硝烟中,司号员迎着炮火吹响冲锋号,敌人一排子弹打过来,司号员倒下了,很快又有另一名战士捡起冲锋号……血红色的丝带在战场的热浪中飘舞,号声穿透隆隆炮声冲向山巅,听得林开征热血沸腾。
“经过三次冲锋,胜利的红旗终于插上了剑门山主峰。红四方面军油印的小报对剑门山战斗进行了报道。林开征把报纸看了又看,然后对折成小块,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这张报纸,一直伴他走完长征路。”
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有的英雄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许多掌握组织权力者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
李慎之回忆:“自从一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法国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革命且不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吞吃掉的自己的儿女简直是指数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17】
如果比较一下文明社会中一个普通人去杀另一个人的心理难度,就可以发现虽然牺牲他人的生命比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许可能来得容易一些,但绝非轻而易举;其动机仍然须在操屠刀者的价值观之中占据至高的地位。
这自然是违逆被“吞吃”者的意愿的。在牺牲者的意愿和操屠刀者的意愿之间,有权力的一方胜出。
 
2.3.2 对信徒思想的改造
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不仅在他们的价值空间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并且强力改造着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一节里,我按时间顺序举几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理念对信徒的思想改造过程。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对干部的思想改造:【18】
“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 ‘狗屎’ 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別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延安整风运动的几个特点:
(1)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是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的行为作出要求。整风运动则更进一步,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思想作出要求。虽然思想发生在头脑之中,似乎不难隐藏,但在组织的“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之下,除了少数真正的大奸大猾之徒,多数人想要隐藏自己的思想并非易事,而只能接受改造。
(2)与孔子的“吾日三省乎己”不同的是,孔子自省的标准是自己的是非善恶判断,而延安整风运动的标准是来自外部的组织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讨得组织认可的是没有独立价值观、一切服从组织权力的人。恰恰是有独立是非善恶标准的人会在自己的标准与组织的标准冲突之处遇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弯或折。王实味就是一例。
(3)思想改造的目的与被改造者的信仰是一致的;这是他们最终接受改造、整风运动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其时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角斗场上仍然严重处于劣势:国民党打下延安之日,也就是干部们的人头落地之时。那么,他们既然来了延安,那就是抛下了自己的财产、地位和生命,而这都是由于他们的理想:他们要作共产党的一分子、要抄起对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屠刀。既然怀抱这样的理想,“在客观上危害革命” 当然是“罪孽深重”,而“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才是自己的解脱。
(4)思想改造中遇到的阻力来自被改造者守护自己仅有的那点独立判断的努力。这是信仰的大我与个人的小我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于宗教信徒之中的矛盾。被改造者的抵抗最终被组织的强力摧垮,达到与组织的心甘情愿的合作,这是大我击垮小我的过程,是人的价值空间中发生的强秦扫荡诸侯、达到中央集权的过程。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看整风运动的效果。
文笔出众的刘白羽 “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 “惶恐不安,彻夜难眠”, “ ‘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
最终,“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他“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18】
刘白羽最初的抵触是人之常情,而最后的完全交出自己则意味深长,显示出他的精神世界中杂质涤尽、信仰提纯、把自己的判断力完全交给组织的过程。
另一位高级干部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18】
这些近乎残酷的自我批评读来是真实的。被整风者最开始都有抵触:他们努力在心中修筑堤防,捍卫最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这很快被来自组织的强大海啸完全摧毁。他们真正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理想是财产的公有制,其秘而不宣的理想则是思想的公有制。
从这些例子看出,对于相当一部分信徒,虽然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结果是愉悦的。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18】
从个人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成员们放弃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他们对组织的意志不仅口服,而且心服。一个人心生任何的不同意见都会让他恐惧,他要马上将它扫入自己意识深处的见不得人的角落。
从组织的层面上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任何不同意见的公开和开放式讨论的氛围都不复存在。
共产主义理念取得政权后,在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接受了又一轮的思想改造。《费正清中国史》对此这样分析:
“思想改造一般都有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能接触到的信息;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
“为期6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论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唯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评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个阶段是服从和新生。一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一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自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19】
费正清的分析指出思想改造的另一个关键手段:打破被改造者的安全感。好像是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打入水中,让他彻底恐惧、彻底绝望,然后再给他伸出一根竹竿。
1957年的“交心运动”遵循的是几乎同样的轨迹:
“上海水产学院某教授,交心时顾虑重重,经过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使他三次‘交心’,‘第一次只交了一鳞半爪,第二次仍未触及关键问题,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话’。 多次反复‘交心”, 在交心运动中是普遍现象。‘交心’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表示‘觉得向党靠拢了,和党是一条心了’, ‘心情更加舒畅,积极在工作上发挥作用’。 轻工业部有人以诗来抒发他们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绪开朗,并不是我得到了什么宝贝,实在是因为我把心交给了党。’”【20】
在“小组同志多次说理、帮助”的空气中,隐藏自己的思想是极为困难的事。
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有独立价值观的顾准则有另一些观察: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日记;下同)(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年11月23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60年1月15日)
“何(祥福)学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59年1月15 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59年1月15日)”【21】
从顾准的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
(1)虽然被打为“右派”,但毕竟曾经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顾准仍然要“唾面自干”、“笑魇迎人”、“卑躬屈节”,可见那时的政治气候之严酷。
(2)在那样的环境中,即使如顾准那样的大智者,持守自己的独立判断和价值观都极为困难。
(3)强制思想改造会让人“学坏”:被改造者被迫放弃自己的良知,说自己不相信的话、突破做人的底线。思想改造运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原因是,如费正清的分析,它彻底击垮了被改造者的安全感。人被求生欲驾驭时,做出突破做人底线的事是毫不奇怪的反应。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顾准仍然成功地保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方法是观察自己的反应。察觉到自己的“卑躬屈节”,就会开始不那么卑躬屈节。
思想改造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每个希望入党的人都需要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的话题将在第四章中继续讨论。
 
2.3.3 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作用
在共产主义理念的传播过程中,对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宣传和歌颂是重要的内容。这起到几个作用:
首先,英雄对后来者起到指路人的作用。英雄有普通人不具有的东西:胆量、能力和成就。由于他们的胆量,他们敢于为理想而抛弃财产、地位、以至于生命,这样的历练给他们以无数的机会遭遇各种险境,因而锤炼出他们超人的能力。有了胆量和能力,再假以合适的机会,他们便取得超人的成就。对于有志的后来者,具有这些素质和成就的人就是他们暗黑前路上的明灯。梁启超说:“我们想养成伟大的人格,最好是在历史上找一个人作模范。拿破仑生平学凯撒,甚至于头发的分法都学他。苏东坡之学白香山,也是无微不至。” 这说的就是英雄和榜样对后来者的重要。不难想象,在举国崇拜毛泽东的时代里,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对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等的影响。
其次,英雄们的行为衬托出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的伟大。一个例子是:幼时的我并不理解共产主义愿景的内容和价值,但那么多的英雄们为之献身的故事帮助我在下意识中确认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伟大。
第三,英雄和榜样不仅对于有宏图大志的人重要,对普通人也同样重要。由于中国数千年来从上到下的垂直权力结构,大众不习惯于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也无法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对于这些人,领袖和英雄人物起到了狼群中的头狼、雁群中的头雁的作用,替他们决定了人生方向,避免了他们自己费心费力独立找路的尴尬。
最后,许多人没有独立判断能力,也没有胆量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需要强大的组织作为精神依赖、给他们提供安全感、为他们承担个人行动的后果。而正是领袖和英雄人物给组织赋予了人的灵魂,给成员提供了精神支持,让他们有安全感。
毛泽东在世时,大众对他的崇拜已是尽人皆知,也有无数的文献记录。这里只列出高华记录的延安整风期间几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发言:
刘少奇说:“而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18】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找到毛泽东是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年以来的唯一成就。刘少奇出此言的真实动机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但可以猜测的是:他的话并非完全出于谄媚或恐惧。作为一个靠暴力获取权力的组织,共产党需要树立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作为其灵魂。他如此的赞誉不只是为了讨得毛泽东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组织的生存和壮大。这个猜测可以从另外两位高级领导的发言得到一些证实。
周恩来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8】
张闻天说:“他(毛泽东)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18】
同样,“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 也不完全是谄媚。一个具有超卓战斗力的组织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来为它赋予灵魂,如成吉思汗之于蒙古、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纳粹德国。
借用张闻天的说法,可以说,在后人的心目中,分不出究竟成吉思汗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还是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是成吉思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唱到: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里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正是成吉思汗与蒙古骑兵的关系。
当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与代表了组织的这个伟大灵魂发生精神交流时,他就忘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这个伟大灵魂的一部分。
《哈利波特》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咒语” (unforgivable curse) 叫作夺魂咒 (Imperio),即夺取一个人的灵魂,让他完全听命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领袖崇拜可以说是领袖对他的人民施用的夺魂咒。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五十多年中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人之中激发的情绪,那就是:亢奋。这种情绪,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中、从红军高昂的士气中、从《翻身道情》的酣畅旋律中、从文革时铺天盖地的宣传画中、从对领袖的溢美赞颂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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