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5/2020              

郭飞雄:自由理想者不排除寻求与温和派、强硬派同时实现“ 大妥协”

—— 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二

作者: 郭飞雄

 
 
        是选择“官民大妥协”还是“官民死磕”?对于中国民主化来说,是根本的政治路线之争。
 
        在和平的、高度工业化的当代中国,谋求“官民大妥协”,实在是顺应亿万主权者的真实意愿的选择。亿万民众求稳怕乱、渴望安享幸福生活,这种保守性是我们的生存自然,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基本约束条件之一。多年来,当数百人冲在自由民主斗争前沿时,无意中回头一看,往往发现身后并没有大队群众跟上,“我们落单了!”如果我们真正尊重主流民众的主权意愿,那我们就不得不放缓脚步,随着主流民众一道“保守”起来。
 
        一般而言,对立的双方寻求相互妥协,是因为相互需要,在妥协中可以得到他们各自缺乏的东西。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官与民的资源清单:中国官僚阶层拥有行政资源、有效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管理人才资源以及政治全局掌控经验,如果我们诚挚地追求在中国和平地、高品质地建成真正的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就不能不倚重一直身当其位的官僚阶层。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拥有全人类三百年来罕见的道义和道德资源、长期社运斗争经验以及政治理论的专业积累,因而提前卡在中国未来的关节点,任何求变者都无法逾越他们而前行。再造这种水平的民主政治专业力量,同样需要四十余年层叠累进。
 
        按照转型政治学教科书,转型的动力机制应当是民间温和派与体制内温和派结成中间联盟,作为民主化的实力基础——但是,如果体制内强硬派坚决阻扰和破坏怎么办?如果体制内强硬派的实力大于体制内温和派怎么办?
 
        我多年来深思熟虑的“官民大妥协”思路,首先立意以人道文明包容所有同胞(我们的自然善良和理念善意不必通过太多的词汇来表述),同时亦谋求大幅提高民主化成功的概率。我的思路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主张,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不仅应寻求与体制内温和派实现“大妥协”,而且不排除与体制内强硬派、甚至是貌似极左势力的僵化倒退派,实现“大妥协”——妥协的大前提是,承认并遵循人民主权,政治变革可以慢、但必须步步“来真的”,在铁的信用下长期互助互保——这是最大的善意,也应是最大的博弈智慧。
 
        “官民大妥协”与改良没有任何关系。古希腊、古罗马建立古代民主共和时,“官民大妥协”是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妥协成为顶级操作理念,是从美国费城立宪会议开始的,至今,政治妥协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基本生存策略和主要偏好之一。如果一定要使用“改良”与“革命”之类的教条语言,“官民大妥协”就是光荣革命、和平革命。
 
        光荣革命、和平革命,对于已经被滚滚而来的风烟烧得焦头烂额的当权者来说,可能是从悬崖上平安着陆的最好的梯子。目前的中国,内部经济危机层层加重、权力金字塔顶层多元分化格局基本定型、欧美联手遏制的潜在态势实质已无法逆转。此时此刻,极左的老调子实际已经唱完。寻求“以变应变”,是僵化倒退派客观上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策略选择,在重重根本无法打破的约束条件之下,他们的合理选项其实只有两种:是假改,还是真改?
 
        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的支持是十分宝贵的,但是作为独立大国,作为工业规模已经超过美、日、德三国总和的经济巨无霸,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不可能靠外力高压来实现的,这些不过是十分简单的政治常识。
 
        文明、高超、正面地回应外部和内部压力,靠自己、靠同胞、靠民间和体制内多元崛起的张力,具体实现包括温和派、强硬派在内的“官民大妥协”,构成为当前中国现实的可操作的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动力因。对于中国民主事业而言,独立民间力量毫无疑问多是积极公民,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不想虚度人生、同我们共享同样的自然情感和文化传统的行政官员群体,往往也会催生出大批大批的勇猛推动政治转型的积极公民。这可是巨量的政治人才资源。
 
        官僚阶层是否有谋求与民间实现历史性大妥协的强烈动机?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猜测强硬派的心术,仅仅只需看重大危机中其基本生存策略如何。2020年上半年激荡的时势已经证明,强硬派在生存策略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性追求,仅仅只是做事能力太差,继续其永远把大事情弄砸的节奏。目前国际国内的重压是客观的,也是其不可解脱的。极权金字塔顶层的多元分化甚至分裂,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鉴于任何后来者选择民主化道路都将使今天的强硬派处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局面,所以,以博弈论观照,布局于中长期未来,是强硬派高度合理的生存策略选择。这是多元博弈的客观态势所决定的,这不是主观偏好。僵化倒退路线就算尽其全力,也顶多只可能控制未来全局三年、五年,根本无法做到控制未来全局十年、二十年。难道当今中国的强硬派或貌似极左的僵化倒退派,会缺少自保理性吗?
 
         过往海内或者海外的先行者谋求官民和解、谈判、圆桌的尝试失败,远远不能证明“官民大妥协”行不通。对于具体操盘者来说,从来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大国英才过多,独立民间根本无一人足以代表全体,十至三十位民选代表做出的承诺的可信度远远不足。所以,大国的“官民大妥协”,整块对整块几乎是不可运作的。最好“让一部分人先妥协起来”,可以分头、分步骤达成部分契约,甚至单独契约——靠人品厚道、铁的信用和理想的纯正性。 
 
 
        
关键字: 郭飞雄 中国民主维权运动 反思 系列
文章点击数: 24757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