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自由亚洲电台 】  时间: 8/31/2020              

江棋生:追念邵燕祥先生

作者: 江棋生

8月3日早晨,我读到了丁东的“邵燕祥先生千古”一文,知燕祥先生于8月1日在家中仙逝,享年87岁。我随即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我的简短悼念文字。之后,我又相继读到了雷颐、李镇西、唐宋民、张从文、陈为人等先生的悼念文章。几天前,当我重读了杨伟东采访燕祥先生的访谈录后,动笔写出我心中对燕祥先生的追念之情,就呼之欲出了。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那年5月初,许良英先生和林牧先生决定发起一项呼吁活动,并由许先生执笔起草了题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征集签名一事,主要由许先生本人完成。许先生委托我去办的,是上门征集我未曾谋面的赵中立、梁志学、茅于轼、邵燕祥和冒舒湮五位先生的签名。由于宽容呼吁书明确提到最为敏感和犯忌的六四问题,为了避免遭当局阻挠和破坏,许先生事先不打电话,只把地址告诉我,要我作为不速之客登门造访。
 
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骑车从首师大家中出发,前往虎坊桥附近的燕祥先生家。到了那里,对上楼号和单元号后,我就迈开双腿,直上五层,来到燕祥先生家门口。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是敲门,而是摁响了门铃。门很快开了,邵师母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邵先生。师母再问:是事先约好的吗?我说:不是。师母面露不悦,说:没约就上门,不太合适吧?听了这话,我没生气。因为这合乎常理,再说我也早有思想准备。我正要解释,燕祥先生过来了,他细声软语地说:进来进来,进来说。
 
进门坐定后,我对燕祥先生说,是许良英先生专门委托我来的,可是,不能事先相约。燕祥先生说,理解,理解。在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我拿出呼吁书文本,交给燕祥先生过目。文本不长,燕祥先生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坦诚地、缓缓地对我说:“我和许先生很熟,我俩都是‘右派’么。我对六四的看法,与许先生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而中国需要宽容,这也正是我的想法。许先生和你们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和价值。不过,希望你能理解啊,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有考虑的。请你转告许先生,在这份呼吁书上,我就不签名了。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发声,去做事。”
 
没能征集到燕祥先生的签名,我心中很是惋惜;这种惋惜之情,尽写在我的脸上。但是,面对面望着燕祥先生,零距离听着燕祥先生,我觉得,他说的话是认真的,可信的。
燕祥先生知道我是骑车去的,他让我再喝上一杯茶水,对我说,代问许先生好,路上慢点骑啊。这时,师母过来了,她笑着对我说:以后你来,打不打电话,都行。
 
 
 
 
                                  
此签名文本由许平先生提供
 
果然是,燕祥先生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杂文,发随笔,作序言。继《沉船》之后,他又出了一本人生实录《人生败笔》,还有一本人生拷问《找灵魂》——燕祥先生真切地审读和检视在“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时代”中,他那几十年是如何走过来的。一言以蔽之,在后极权逼仄的言论空间里,他免疫于犬儒病和软骨病,尽量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他在思想的闪光中,彰显了读书人应有的风骨。
 
2006年10月的一天,杨兆麟、杜婉华夫妇邀我和章虹去他们家作客。83岁的杨老先生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但他和老伴都十分关念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受难者。在我身陷囹圄的岁月里,老两口多次请章虹去吃饭,详细地打听:狱中的我,日子过得怎么样?杨老对我说,中午咱们去附近一家餐厅吃饭,一共六个人,还有两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曾经见过面的广播电台老同事邵燕祥、谢文秀夫妇。
将近11点,我们四人到了那家餐厅。进包间不久,燕祥先生夫妇就来了。
 
燕祥先生知道我因纪念六四10周年而锒铛入狱,被关了四年。他关切地询问了我坐班房时的情形,还问我要一本《看守所杂记》。我对燕祥先生说,与当年的“右派”相比,我吃的苦、受的难算不上什么。与你们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相比,我的牢狱之灾同样算不上什么。去年春天,我的《看守所杂记》在香港出版,里面的内容,不少是我在号房里写得的;但要藏好,又能带出来,我倒是花了不少心血呢。现在的问题在于,那是本禁书,带进内地来不容易啊。
 
燕祥先生笑了,他说,他出的书中倒还没有禁书,但自己写的时候,自然就不能百无禁忌了;而发表或出版时,被删节的事,照例是会发生的。说罢,燕祥先生拿出他的《谁管谁》递给我。这是一本他的杂文集,2000年10月出版。在书的扉页上,燕祥先生写有:
 
    
棋生先生一哂
旧作一本,大体为九九年上半年作,其中如“皇帝热”收入此书时,还被编者删节过了。
                               燕祥持赠  0六年十月
 
              
 
读罢赠言,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那天,小包间里,我们六人敞开心扉,无话不谈。而燕祥先生那天说的不少心里话,在四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就无畏地公开说出来了。
2011年1月18日,杨伟东、杜青夫妇去潘家园燕祥先生家进行采访。面对摄像镜头,燕祥先生放言无忌;所形成的访谈录——《那一夜之后,放风筝的孩子哪儿去了?》,成了中国大陆上一篇百分之百的禁文。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六四:
 
六四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而且是刻骨铭心的。2010年6月,我写了两首诗。一首关于六四,具体点了名,可以预见在一个时期内,在内地是不可能发表的。但是,我还写了另外一首,题目叫作“放风筝的孩子哪儿去了”,下款写为2010年6月4日。出诗选的时候,主编说,保留“6月”吧,不写“4日”了。像这样一首诗,我还是写出了真感情。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宪政:
对于中国几代爱国者、公民来说,宪政由谎言变成了一个虚幻,到现在甚至变成了一个禁区。官方不允许它在报刊上出现,不但不允许讨论,甚至见到这两个字都难。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为人民服务”:
我早年刚刚参加革命参加工作时,认为“为人民服务”挺好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这非常值得推敲。从言和行来对照,他们并不是服务于人民。因为共产党给自己定位为领导,那就是“天地君亲师”的君和师了,而你们既是我的子民,又是我的学生,这就把“服务”的要义灵魂抽掉了。所以这个“为人民服务”,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虚伪的口号,我们当时信以为真了。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还说:
现在不但追求真理会有阻力,甚至受到伤害,就是追求真相都不能见容于权力者。
 
…………
 
在访谈中,燕祥先生说出的尖锐到位、振聋发聩和启迪人心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摘不胜摘。
 
在歌剧《悲惨世界》之后,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
 
在盛世幻象之中,你可听到“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燕祥先生在呐喊?
 
 
2020年8月29-30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8月31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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