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7/2020              

余东海:没有自由,一切无望(微论十二则)

作者: 余东海

 
马帮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了下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称届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这三项指标都要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规划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战略方针。
 
梦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任正非曾说过,美国在科技领域遥遥领先的根本原因是它拥有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根基。他表示,追求利润,追求短平快,基础科学就不能得到发展,也无法支撑中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持续发展下去。(大意)
 
基础科学不行仅仅是表层问题,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行,才是马邦落后的根本原因。反常的意识形态和反动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导致一切落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无不落后。何况还要面对美国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越来越凶猛的科技打压、经济制裁乃至全面围剿。
 
没有自由,一切无望,不仅科技无望而已。极权社会,只有奴隶、奴才和奴隶主,必然德智低下,财富创造、科技创新能力低下。特权阶级和三帮群体最高超的,是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创造灾难、创新罪恶的能力和挥霍浪费的能力,无度地浪费财富、浪费资源、浪费机会、浪费人民的才智和生命!
 
2020-10-30
 
 
中华特色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指研究世界本质的学说,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及认识论。马学认为,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普遍联系,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反杜林论》)
 
西方各种形而上学,是否如恩格斯所了解和理解的那样姑不论,儒佛道三家的形而上学显然并非如此。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学即道学,关于“性与天道”的学说。儒家道学,堪称中道本色、中华特色的形而上学,对“性与天道”的证悟最为中肯正确,对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关系,对道器、体用、天人、本质与现象之关系的把握最为深刻全面,故最能系统和全面地看问题。
 
2020-10-30
 
 
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
 
 
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是张载易学中的认识论命题。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篇》)程颐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二程集》)
 
德性之知指良知之知,仁义之理,道德真理。见闻之知,指通过耳目所获得的知识。“物交”,意谓耳目等感觉器官与客观具体事物接触,交互作用。见闻之知也为人的认识所不可缺,然不足以穷尽事物的奥秘,更不足以上达。
 
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善言,即仁义之言,德性之知。善行,即道德之行,德性之知的行为落实。
 
孟子又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又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离娄下》)不仅舜帝禹帝,好善言、乐闻善言历代圣王明君和有志之士的一大特征。同时,君子必能道善言,必乐道善言。
 
见闻之知又有对错之别。张载说:“闻见之善者,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须是自求,己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经学理窟•义理》)闻见之善者,指正确的知识。一切非正确的知识、包括错误的道德知识,都属于闻见之不善者,如马学。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统统错误。
 
2020-10-30
 
 
去马亲美,尊孔读经
 
 
《周鲁:余嘉锡先生为今人开列的思想“药方”》提到,顾炎武先生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为时人与后人开出的思想药方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余嘉锡先生在《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一文新开了一个思想药方,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我认为现在有必要重新开方,特试开一方曰:
 
去马亲美,尊孔读经。
 
顾余两位先生的药方都不错,但顾炎武时病在学习和践履不足,故其药对症;余嘉锡时病在思想文化不行,故其药不对症,不切实际。其时文化群体“菲薄周孔,掊击程朱,惑经疑古,抉破藩篱,故其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不顾义理,惟利是视,攘夺干没,无所不至”云。对此首先必须“反经”(孟子语),才有望知义明理,进而“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个药方用于现在,就更悬空了。
 
我的八个字具有今时今世的针对性。去马是去极权主义邪说恶制,亲美是亲自由亲现代文明,尊孔是认祖归宗,读经是返回中华文化和文明之本源。四副药相辅相成,以读经为本。这是根本性的扶阳培元,培养正气。
 
 
2020-10-31
 
 
解颜先生的误解
 
 
北春所发《解颜:儒学的学术身份和宗教身份》一文中论及东海如下:
 
“儒者余东海先生在《关于儒学与宗教再答客》一文中说:“未来儒家宪政即新王道仁政,当立法为言论自由提供刚性保护,任何人任何错误言论包括反孔反儒和崇马崇毛的言论,都可以避免法律追究、政治迫害和暴力欺凌。”立法为言论自由提供刚性保护是明智的建议,而把反孔反儒的言论定为“错误言论”,则又显出余先生自封神圣、居高临下的态度。一方面相信言论自由,一方面又对某种言论不经审判便定罪,这自相矛盾。
 
“余先生在下面这句话中解释了其自封的地位的来源:“可以相信,仁本主义文化如果重新取得意识形态地位即宪位,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平台上缔造出更加辉煌的新一轮中华文明。”在中国古代,儒教是长期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余先生心怀“宪位”之梦,想要回到古代“独尊儒术”的辉煌。这是一种跑官心态,是被权力欲蒙蔽了心窍。等着被政权权力招安、扶持,就会被政权权力随意打扮修改、被无限上纲,作为他们维持权力的工具。这正是儒家思想在诞生两千多年来一直扮演的角色,而其原因就是其“既是宗教,也是学术”的似是而非的浆糊地位。”
 
以上这段话有多处错误,全文对儒家和东海的误解更多,是五四派三民主义的延续,只要略通儒经,不难灼见其误,恕不一一答释。这里仅指出作者两点“分不清楚”。
 
其一,分不清楚“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区别。使用“批判的武器”而“把反孔反儒的言论定为错误言论”,包括批判本文作者的思想错误,纯属言论自由的范畴,与“立法为言论自由提供刚性保护”的建议毫无矛盾。
 
其二、分不清楚儒家宪政与极权主义正邪不两立的本质矛盾。儒家宪政也是宪政,具有自由宪政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精神,怎么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维持权力的工具”?一个追求宪政的儒者怎么可能被“被权力欲蒙蔽了心窍”?
 
2020-11-2
 
 
强于道德才是真正的强者
 
 
尼采不明道德真相。他认为,真正的强者是最不道德的,道德只是弱者的遮羞布。他如是模拟弱者的口吻:“让我们不同于恶人,让我们成为善人!善人就是不施暴他人的人,不伤害他人的人,不攻击别人的人、不报复别人的人、把复仇的事交给上帝决定的人,善人是避开一切邪恶的人、不贪图享受的人、善于忍耐的人、谦恭的人、正直的人。”
 
这是一段似是而非、非中有是、是中有非的混扯。善人正直谦恭,善于忍耐,不施暴他人,不伤害他人,这些没错。但是,善人未必不报复别人,未必避开一切邪恶。大爱大憎,爱憎分明,以直报怨,大仇必复,这才是善之大者,这才是君子之善。
 
有人如是总结尼采的观点:“弱者为了使自己过得心安理得,他们把软弱解释为善良,把怯懦解释为谦卑,把屈服解释为忍耐,为了更进一步安慰自己,他们又把自己所受的苦难解释为上帝的嘉奖,把跪舔强者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最后的最后,他们加上了那句话:我们是好人!”
 
这样的弱者并非真正的好人。或者说,这种所谓的好人,只是小人的好,不是正人君子的好。在君子眼里,软弱、怯懦、屈服、跪舔强者都是可耻的。如果把“把自己所受的苦难解释为上帝的嘉奖”中的上帝理解为昊天上帝,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天道,这句话倒可以成立。正人君子必与尼采唱反调,必然明白这个道理:真正的强者必强于道德,道德是强者强大的基因和灵魂。
 
2020-11-3
 

关于马克龙的内部讲话
 
 
外媒有一篇题为《法国总统内部讲话》的文章,说是马克龙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现今的国际局势进行的总体分析,发出“西方霸权已近末日”的感叹。其言论对美国、法国、英国严重低估,对俄罗斯和印度有所高估,对中国严重高估。主要原因是高估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哲学文化品质,低估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优越性。他说:
 
“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
 
马克龙口中的新兴国家指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其实,俄罗斯和印度的本土文化都不足以开出与西方文明抗衡的文明,故无论怎么坚信“自己的国家文化”,都不足以媲美西方。
 
中国的仁本主义倒是优于人本主义,是古今中西唯一优于人本主义的文化体系,但中国远远没到“开始坚信它”的时候,仁本主义还屈居于物本主义之下,摆设而已。仁本主义不出,王道政治不成,西方霸权永无对手,遑论被超越。
 
2020-11-3
 
 
盗虚名而招实祸----隐士韦祖思之死
 
 
对暴君恶主坚强不屈或骄狂无礼而被害者,史不绝书,但像韦祖思那样,因为过于恭敬、畏惧而被杀的隐士则罕见。
 
韦祖思是十六国时代人,汉朝鸿儒和丞相韦贤的后裔,世为陕西望族,隐居终南山,素有狂名。后秦二世姚兴以礼征召,不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攻入关中时征召,亦不出。公元419年,匈奴人、赫连夏开国皇帝赫连勃勃攻入关中,征召祖思担任太子庶子,祖思应召而至。面见勃勃时恭惧过礼,招赫连勃勃之怒而被杀。《资治通鉴》记载:
 
 “夏主勃勃征隐土京兆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征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资治通鉴•晋纪四十》)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韦祖思作了精彩的评论,并得出一个船山律:“凡尸隐士之名以处乱世而无其实者,幸而不死,殆行险以徼幸之徒与!”
 
王夫之还为指出了另外两条活路、也是正路。其一、趁桓温、刘裕攻入关中的时候南归东晋。如果认为桓温、刘裕不可依托,也可以不受他们的羁络,像管宁归汉而不受曹操的羁络一样。其二、如果不愿南归,那就做一个身绝天下之交、口绝天下之言的真隐士,没有人向赫连勃勃推举,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2020-9-6
 
 
没有言论权,就没有教育权
 
 
 
在教育领域中,教育权力和教育权利通常被统称为教育权。其中的教育权力是指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对教育的发展、举办和领导管理的公权力;而教育权利则是权利相对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而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作为或不作为,或者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能力或资格。
 
教育权利的主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管理和施教的主体,如代表社会特定群体利益的教育权利人,包括机构和个人,他们的权利往往是国家教育权力的转换。二是接受教育的公民,不仅仅是指学校的学生,而是指所有的社会公民,他们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的权利。
 
如果儒家没有言论自由,教育权利就会受到严重侵害,例如儒家学校和老师都会受到种种不合情理、不可容忍的限制,甚至儒家没有办学自由。至于教育权力,就更谈不上了。故东海一直强调,言论自由是自由的核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儒家拥有教育权的必要条件。
 
许小年说:“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东海曰,对于儒家来说,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即教育权利)。这两种自由使我们能够享有文化、思想、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基本自由。
 
 
2020-11-7
 
 
自杀微论
 
 
自杀现象层出不穷。草民好自杀,官员也好自杀;老师好自杀,学生也好自杀;大学生好自杀,中小学生也好自杀。我相信,论自杀爱好者之多,非马邦莫属。
 
论自杀动机和原因,最少利他型和抗争型,最多疾病型、利己型和解脱型。精神抑郁,挫折耐受力弱,情绪冲动激化等等,是为疾病型;因个人利益难以实现和满足时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信心,是为利己型。
 
因为生活、工作、学习压力大,以自杀作为摆脱压力和困境的手段,是为解脱型。例如,难以承受外部压力,或内疚与罪恶感,或经济拮据,或在升学、就业、恋爱、婚姻、事业发展等方面遇到挫折等等。
 
其实这些原因仍是表层的,深层因、根本因是丧失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对人生绝望。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绝望的原因又往往具有双重性:内无良知,心灵黑暗;外无良制,社会黑暗。草菅己命、自杀者众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是国民苦难深重、社会灾难深重、政治罪恶深重的重要标志。
 
2020-11-7
 
 
仁爱、博爱与兼爱
 
 
博爱,广泛地关爱所有人。耶教讲博爱,儒家也讲博爱。但含义不一样。耶教教义中,博爱可分为三个方面:上帝的爱、 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在儒家,博爱是亲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大爱无疆,同时爱有差等。
 
博爱一词最早出自《孝经•三才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说苑•君道篇》:“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云,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欧阳修 《乞出表》之二:“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    
 
故博爱不能解释为平等的爱,不是兼爱。因为仁爱是博爱与爱有差等的统一。而兼爱是墨子的主张,他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说: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荀子•成相》说:“尧让贤,以为民,氾利兼爱德施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仲尼兼爱,不羞执鞭。”这是荀子和嵇康对孔子的误解。
 
 
2020-11-7
 
 
关于三重合法性
 
 
自蒋庆先生提出三重合法性后,此说便成了儒家老生常谈,然常常有误。最常见的错误是将三重合法性割裂开来,以为天道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历史合法性可以各自独立,殊不知,三者相辅相成,统摄于道统合法性。
 
其中,天道合法性最为根本,然天道不能虚谈,必须由中道道统提供保障。只有允执厥中的王道政治,才具有天道合法性。
 
同时,民意合法性最为基础。有民意合法性,未必有道统合法性,如民主政治就没有道统合法性;有道统合法性,必有历史和民意合法性。在此后漫长的家天下历史中,民意合法性被淡化乃至架空,但理论上仍是基础合法性。未来王道政治,必须将民意合法性落到实处。
 
《尚书•商书》名篇《仲虺之诰》就是解决商汤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其中“缵禹旧服,兹率厥典”,继承大禹的往昔事业,传承夏朝的政治法则,即历史合法性,尧舜禹之后,历代儒家王朝必有其正统传承;“奉若天命”,尊奉上天的大命,即天命合法性;“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民之待商,厥惟旧哉!”,人民拥戴商汤已经很久了,即民意合法性。
 
 
2020-11-9余东海 
 
 
关键字: 余东海 没有自由 一切无望 (微论十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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