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5/2007              

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之五

作者: 田奇庄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五、中共建政前后的邱县

邱县惨案的发生固然是大气候致,但肯定有其独特的内存原因。所幸邱县于2000年完成了一本县志,这是一部客观记述历史的煌煌大作。正是这本志书,为笔者写作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使得我们得以更深入地分析了解邱县风土民情,社会变迁。

看待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笔者根据邱县志记载的事实,试图从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多角度扫瞄,试图找出导致这场大惨案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一)1949年前的丘县

邱县自然环境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前人编纂的《丘县志》在集序开端曾如是写道:

丘为东郡蕞尔邑,旧虽有志,荒略不备,——丘地素称砂碛凋残,与他邑异——至穷黎逃绝,石田愈多。(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又:丘以弹丸之地,旧原无志。——因取阅志牒,观其风土源流,丁赋隆瘠——轸此凋蔽小邑,抚字催科,日兢兢覆悚惧。(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邱县是华北冲积平原的组成部分,全县地貌基本平坦,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原是黄河、漳河故道。东与山东省交界,北与邢台地区毗邻。
在邯郸19个县区中,邱县是人口、面积最小,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县之一。
邱县基本上是农业县,在过去的耕地面积中,轻重度盐碱地占50%以上(近年来,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由当年的一米左右降到了三十多米,过去的盐碱地已经变成了好地)。

该地区十年九旱,又极易遭受洪涝灾害。建国后发生过四次大洪灾,其中1956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受灾人口9.3万,倒塌房屋24600间。1963年大雨,平地水深4-6尺,184个村庄绝收,倒塌房屋61170间。1993年大雨,平均降水300多毫米,倒塌房屋2500间。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7.2级地震波及到邱县,有三个公社房屋倒塌严重。在邯郸地区各县中,属于受灾较重的县。

邱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没有资源和交通优势,信息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然而这些条件与周边县域大同小异,不足以成为案发诱因。

邱县的历史

邱县有文化积淀深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到4280年。邱县于西汉建置,原为丘县,雍正三年,为避孔丘之讳,改丘为邱。邱县历史上长期归山东管辖,1940年划归冀南区。此后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署。1958年并入曲周县,1962年恢复县制,隶属邯郸行署,九十年代归邯郸市管辖。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偏僻,辖区的频繁变更,很容易使人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

历史上邱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数量变化颇大。明朝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两掠邱县,村庄十毁八九,全县所剩不足千人。明洪武、永乐年,官方组织了两次大批移民,形成了现在的主要村庄。该县人口源流大体由四部分组成:原籍人,山西、山东移民、灾荒年要饭或经商落户、建国后工作分配或因婚迁入。

以下是邱县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剧烈年代的数据,不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多少苦难。

公元前67年汉宣帝三年,12521人;

公元726年唐玄宗天宝元年,113880人

到北宋时期,由于辽兵南犯,邱县屡遭劫掠,人口降至14720人。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县内人口达32277人,到清顺治四年,由于自然灾害与李自成和清军作战,人口锐减到14793人;

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全县已达86348人,

公元1944年,民国33年,因兵匪骚扰和蝗虫成灾,瘟疫流行,人口骤降到43896人;

解放后的邱县人民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从而实现了人口稳步增长。

公元1949年,77220人,

公元1968年,126238人,

公元1999年199124人。

文化教育情况

邱县于元代(1290年)草建学宫,明洪武初增设学官,到清代社学、义学、书院、学田应运而生,入学者多富家子弟。清以前家庭、家族或塾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处所,一般只有一个塾师,采取个别教育法,没有固定学制,对学生以启蒙识字为主。教材一般采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年龄较大的有《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等。光绪末年废科举,兴新学。

1902知县张福承捐俸制钱600串,于邱城文庙内办县立小学,又立蒙学堂6处,是为邱县教育之始。到民国元年(1912年),私塾一律取消。到1915年全县有师范讲习所一处,高级小学5处,女子高级小学一处,村办小学102处,在校生2086人。1937年日军入侵,敌占区学校被摧毁,抗日游击区曾建立抗日小学,贫苦子弟得以入学。1944年邱县解放后,学校数量大增。建国后教育发展与全国大同小异。

邱县在民国20年(1931年)筹建了民众教育馆,此为县图书文化馆前身。有瓦房9间,馆长1人,馆员4人。由于政局不稳,经费短缺,时办时停。1948年建立正式文化馆,租用3间民房。以后逐年发展,文革期间处于瘫痪状态。1981年各公社相继建立文化站,选拔了26名艺术人才担任站长,建立文化活动室84间,使文化活动在农村开展起来。

1984年,县投资22万元建立文化综合楼一座,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陈跛子夫妇创办的青蛙漫画组名扬国内外,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2000年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漫画)之乡。

综上所述,该县教育文化水平一般,或者说处于较低水平。

小县创造了抗战奇迹

七七事变后,邱县县长奉命南逃,县境一片混乱。王来贤纠集兵痞流氓打家劫舍,勒索钱财,到1938年组成了号称万人的土匪队伍,他们以及多股土匪盘据邱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后被八路军歼灭。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一部与日军在南和县激战后,退入邱县县城,日军尾随截击。二十九军留一决死营掩护撤退。日军攻城时,被击毙500多人。后日军出动3000人,100多门大炮猛攻。破城后,日军疯狂大屠杀,在县城内杀死无辜居民80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数千头家畜家禽被抢,其它财产难以估算。

敌人的暴行激发了邱县人民的无比义愤,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抗战期间,全县参军人数4800人,539人为国捐躯,300余人负伤致残。

日军盘据邱县五年多,实行了血腥统治,并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在邱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自1942年9月,冀南特区党委、行署、银行、新华社、兵工厂一直活动在邱北地区,直到1945年邱县解放。宋任穷说,邱县救冀南,冀南靠邱县,是“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

1939年,八路军陈赓旅长率部在邱县香城固巧设埋伏,毙敌250多人,活捉8人。我部队仅伤亡50余人。此役受到蒋介石致电表彰,成为平原地区伏击强大敌军的经典战役。

抗战中,我抗日军民曾三次攻入邱县县城,于1944年5月25攻克县城,成为“冀南光复第一城”。

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经历如此惨烈的血与火洗礼,在抗战中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在全国也不多见。

抗战期间邱县参军抗日的人特别多,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人南下北上,有不少人成为高级干部,不少老百姓获得了解放区政府各种荣誉称号。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为革命捐躯同时又被省市民政部门认定的革命烈士有1034名。据邱县地方志记载,1966年前,80%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抗日战争煅炼考验。到1999年底,邱县尚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448名,均享受定额生活补助。

邱县土改在解放区搞得比较早。据说,当年这里执行土改政策最坚决,凡是地主全家老少一个不留,统统都被处死。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了更多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血液里,少的是相濡以沫的平和,多的是你死我活的抗争。

(二)1949年至文革的邱县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实现了政令一统,从此不再有兵匪之祸,邱县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邱县老百姓经历过长期动乱,后来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倒了蒋介石的腐败政权,成立新中国。邱县人民不仅亲眼看见,也亲身经历了这些伟大的历史变迁。过去遇到自然灾害老百姓大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建国后,邱县虽然多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后都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这样的好事过去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

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当年的英明领导充满崇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却具有朴素的感情的邱县老百姓相信,党和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加之当年媒体热火朝天地进行个人崇拜宣传,老百姓对大救星只有信仰忠诚。因此从来都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无论搞政治运动,还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是文革,邱县老百姓都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列。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都有朴素的感情,他们能做到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很容易出现过火现象。这在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观察邱县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国家的运行轨迹。事实上,由于非常积极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建国后邱县县情几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缩影。

镇反

1950年10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邱县县委要求以村为单位摸清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五种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对梅花拳、九宫道、圣贤道等会道门组织进行重点打击。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到1952年底运动结束,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7名,其中处决31名,判刑56名,管制4名。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决定》,邱县干部职工470人参加了三反运动。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上楼“一鞭赶”,下楼人人过关,互相揭发。“有枣没枣打三竿”,县直单位各区都成立了打虎队(虎是指贪污一千元以上的人),口号是“要当景阳岗上打虎英雄,不当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关公”。对怀疑对象大会批,小会斗,出现了推打揪头发等逼供信现象,发生了被审查者逃跑和自杀事件。最后定性为“老虎”22只,有贪污违纪行为者51人,分别予以刑事和政纪处分。

肃反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县干部职工一千余人分三批进行。其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355人集中到邯郸专署搞运动。最后定案查出,反革命分子一人,坏分子二人。

整风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整风运动。邱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县28个单位五百多人参加,学习文件,对照检查自己。各机关召开鸣放座谈会856次,在鸣放中有人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在反右中成了运动对象。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邱县整风领导小组在鸣放开始后就内定右派对象。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统统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有16人被错打成右派。1958年3月到7月,将全县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反右斗争,错划右派52人。分别给予降级、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等处分,其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人民公社化

1958年1月18日至2月13日,河北省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听取中央书记处领导作的《生产大跃进的报告》,邱县县委及时召开县乡两级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订粮棉跃进计划,要求干部群众做到五化:思想革命化、指挥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作风群众化、生活艰苦化。从此拉开大跃进序幕。

运动开始,干部群众怀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锁门,户户没闲人,为实现“四无村”(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村村组织专业队,学生每天必须上交一定数量的苍蝇。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在几天之内就宣告全部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成立初期,组织上按军事化要求,以团营边排进行编制,搞大兵团作战。一平二调风盛行,个人消费搞平均主义,无偿地从各集体经济组织调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队与队、村与村不分你我,土地可以相互占有,人财物可以互相利用。还取消了公私界限,社员房屋家具树木可以随便使用,随便砍伐。
分配上公社曾一度推行工资制:生活上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部分日用品少量分配给个人,吃饭食堂化、穿衣缝纫化、幼儿入托化、米面加工化,并提出队队建敬老院。上述作法除食堂外,到年底大都自行终止。

大跃进时期

大炼钢铁

1958年9月21日,邯郸地委指示,为在钢铁上超英赶美,实行全民大炼钢铁。提出“钢铁元帅升了帐,一切工作把路让”。邱县境内组织了近六千人到武安磁山,参加大炼钢铁会战。经过五个月奋战,炼出了一堆铁石混合物。

县内村村建起炼钢土炉,到年底共建炉600多个,近两万人参加劳动。以木柴为燃料,用从各户强行收来的铁锅、铁炉、门鼻、水车等为原料,人拉风箱吹风,最后炼成废铁疙瘩。

生产大跃进

1958年,各人民公社均办起“万亩丰产方”。要求平均亩产要达到3000斤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建成卫星田,亩产要达到五千至一万斤,全县亩产要超过2000斤,为达到此目标,公社搞“大比武”、“擂台赛”。县委、人委领导干部包片,公社领导干部坐阵指挥,集体人力、畜力、工具大搞人海战术的“大兵团作战”,昼夜苦战,深翻土地2~5尺深,以求高产。在评比竞赛中,谁声势大,谁报的产量高,谁就夺红旗;谁讲实话,谁倒数第一,就插白旗,并定为右倾保守。因此,每到检查时,劳力往丰产方里调,往大路边摆,造成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虚假景象。

在作物种植上,强调青一色,如种不符合要求的作物,统统拔掉。在报产量时,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了不挨批判争先进,竞相攀比,一个比一个报的高,某干部竟报一块红薯重120斤。秋后,县搞展览要这块红薯,汇报人说“烂”了,至今仍传为笑谈。

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粮食、棉花全面丰收,然而到收获季节,绝大多数强壮男劳力在炼钢前线,搞农业多为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粮食成熟不能及时收割,烂在地里,丢在道旁,红薯用犁翻,只捡露出地面的大块,棉花采摘不净,谷子、玉米扔在地里没人管,损失惨重。小麦播种时因缺乏劳力,进度缓慢,误了农时。并且播种要求“密植高产”,一亩下种40至50公斤甚至一布袋,致使麦苗太稠长不起来。大跃进中虚报产量,造成群众吃“空头粮”,导致1959年开始进入大饥荒困难时期。

大办食堂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强制群众到集体食堂入伙,称之为“社会主义阵地”。群众家中不准冒烟,谁不入食堂,便批判是“社会主义绊脚石”,村干部挨门进行搜查,发现藏粮,一律没收。粮食以生产对为单位,初建时因粮食充实,吃饭不要钱,群众连吃带扔,造成很大浪费。到1959年春,粮食供应紧张,食堂实行定指标限量发放饭票制,男劳力日0.5公斤,女劳力0.4公斤,小孩0.3公斤。到1960年,不得不食用野菜、树皮和代食品、最普遍的代食品有玉米轴、麦麸用火碱渍、石灰水泡致溶化,渗少量红薯面蒸窝头;有红薯秧、花生皮、棉花壳,粉碎掺少许玉米面蒸窝头,榆、槐、杨、柳等树叶尽采为食,实行瓜菜代维持生活。浮肿病普遍发生,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成为多发病,食堂越办越糟糕,管理不善,指标又低,群众意见很大。1961年5月3日至8日周恩来总理到邯郸查看武安、涉县食堂后,5月17日下达指示,食堂全部解散,群众传统的一家一灶,自主用餐得以恢复。

人民公社化前,中央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号召人民跑步迈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人民公社化之后,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盛行,造成管理体制混乱,运行机制失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四清

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示在农村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随后又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县委于5月23日召开各公社干部会议,人人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发生大洪水,运动暂停。1964年初,中共中央制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四清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将运动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同年2月1日,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有4270人参加。学习23条,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清查四不清问题,同时布置生产救灾工作。

采取群众揭发,干部检查的方法,坚持说服教育,彻底检查,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实行原物退原物,没原物折合成钱或物件顶。

全县共查出1744名社队干部犯有经济四不清错误,多占粮钱物等行为当时退赔了大部分,没退清的定了还款计划。1964年4月20日,全县粗线条四清结束。

文革

岁月如川,星转斗移——1966,新中国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七个年头。
十七年来,“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政治运动此伏彼起。到了1966年,毛泽东主席酝酿了一场更深入广泛和持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这一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多事之秋。

此前不久,通过长期秘密筹划,姚文元公开发表了硝烟味甚浓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重要社论。紧接着,八月六日,毛泽东亲自发表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大幕拉开。

根据毛泽东的号召和《五一六通知》精神,地处冀南东部贫穷的弹丸小县——邱县县委于8月6日至11日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主要内容是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树立一批敢造反的尖子,并传达了8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紧接着邱县一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邱县“文革”就此展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身着军装、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了首都百万群众游行队伍。

邱县县一中有140名教师进京受到接见,回县后立即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8月25日,县一中第一次把教导主任李保书揪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几天内从县城到农村,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如造反总部、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战师等。全县红卫兵很快发展到4万人,红小兵(小学生)也发展了约1万人,山雨欲来,厉兵秣马。

从1966年8月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邱县渐渐进入高潮。县城和农村,大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彻底砸烂黑县委”,“彻底摧毁邱县黑势力”,“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事实”、“打倒保皇派”等,矛头直指全县各级党政负责人。

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不仅仅“夺权”,还要“革”(传统)文化的“命”!
1966年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邱县的红卫兵、红小兵,首先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了大抄家,继而,走村串户大破“四旧”。砸神像,摔香炉,毁古书,禁止一切宗教活动。一些文物、古迹、寺庙、戏衣,古碑和古坟,旧屋和徽记,名人字画、古式家具、祖传家谱和器皿等统统被捣毁,各百货商店的商品印有“龙”、“凤”、“麒麟”等图案的也一律销毁。

邱县南辛店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分商品因有上述图案,8月27日被南辛店农中、高小的红卫兵(师生)放火烧了132种商品,损失1500多元。红卫兵在大街上见“飞鸽”自行车商标就撬,见尾灯就砸(扬言飞鸽向右飞,尾灯隐现国民党党徽)。现代迷信弥盖全国,也弥漫了荒僻的邱县。

破“四旧”后,开始了“四新”活动(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妇女剪去了长发,脱去花布衣,换上绿军装。县城门店、机关、学校、村庄纷纷更换成卫东、红旗、永红、立新等“革命”名称。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以后,邱县全面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活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早晨各机关进行天天读,雷打不动。每逢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全体干部群众集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一浪高过一浪的“造神”运动 “高歌猛进”登峰造极。

1967年3月,全国各级革命会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苦,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苦,思新社会甜),并组织干部、群众吃忆苦饭(吃糠菜窝头)。邱县不无例外地在全县推广南辛公社西倪宋村的经验:在毛主席像前摆忆苦台(糠窝头),思甜台(玉米面窝头),幸福台(白面镆),每天吃饭前看“三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干部、群众在饭前或工作前,必须面向毛主席像做“四首先”:(1)全体站立,面对毛主席像,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一人领念,大家齐声高呼:“首先,让我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2)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3)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4)唱一首革命歌曲(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对话流行公共场所。社交或者购买商品,首先以毛主席语录对话开头。比如,进商店买者先说:“斗私批修”,售货员对答说:“为人民服务”,而后再说买啥商品。村头路口均有红小兵把守,行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忠”字化形式把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表明对毛主席的忠心,每人胸前至少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门口、街口都绘有毛主席巨幅画像;门、窗、家俱等处都印有毛主席头像和“忠”字;大街两旁树立语录牌;居民房屋、中堂绘有毛主席头像;有的还编演“忠”字舞、唱“忠”字歌、行“忠”字礼。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自觉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示一天工作如何做好,晚上汇报一天工作成绩,检讨不足,狠斗“私”字一闪念。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27日,县直十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人委的印章,罢了县委书记、县长的官。当晚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开始反夺权,一时间,战云密布,火药味十足。

这场角逐的最后胜利者,当然是根红苗壮的人物。那就是十五岁参加革命军队的县武装部副部长赵玉春,他被推举为县革委会主任。另一位是县三代会群众组织主任惠广志。

这二人占据邱县政治舞台后,便一手导演了震惊全国的大冤案、大惨案。

附录:文革期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情况

文革中真正恐怖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而是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968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而且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二月份毛泽东决定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很快就把地方政权掌握到手。

不久,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拉开了序幕。

有人估计,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从邯郸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差距不算太大。笔者从网上查找到了如下资料:

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宝山县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人口特别少的县,“清队”中被整死的人相对少一些。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江西万年县公安局统计,全县“清队”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石家庄铁路局“清队”,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湖南大学自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在审判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审判法官列举了清队期间发生在全国的以下重大案件。

栽赃陷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据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者,全国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人有72.95万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有3.48万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中央局被诬陷的有20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4人。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人中的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60人中的37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届人大常委115人中被诬陷的有60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159人中,被诬陷的有74人。

重大恶性案件有:

一、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份子。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二、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三、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 文革中,乌兰夫被打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 全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四、“广东地下党”冤案,使71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85人致死。

五、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军内制造大批冤案,使8万多人遭诬陷,1169人被迫害致死。

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18人被迫害致死;

七、文艺界被诬陷、迫害的有2600多人。

八、归国华侨、侨眷被诬陷、迫害有1.3万多人,281人被迫害致死。
见《中国大审判: 公审林彪、江青十名主犯纪实》一书。

全国在1968年发生的惨案中,比邱县更惨烈的还有两次大案。

一是广西钦州大屠杀。该地区灵山县檀墟公社民兵营长和大队支书宣布:“各生产队把地主捉来,杀一个奖三元六角钱!”各队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队交民兵打死、勒死。从悬赏到屠杀完毕,前後不足两小时。陆屋公社南湖、陆东两大队把集中在公社修桥劳改的“四类分子”四十二人分两批打死勒死後,将尸体投入石膏矿坑,致使永远无法收尸。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饭。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人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钦州文革被逼害者达两万二千一百余人,致死一万零四百二十人。

二是湖南省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文革期间,该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照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年龄者仅仅10天。杀人手段有10种: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投溶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摔死。

 

关键字: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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