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2009              

改良主义误区

作者: 李大立 李大立

 

在当前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笔者发现改良主义有两个误区,其一是:「不改变权力主体,而改变权力的性质」;其二是:「立宪」等于民主。

一、不改变权力主体,能否改变权力性质?

以最近邵建先生「清末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文为例,该文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暴力、亦复反对从清廷那里夺权,他(们)要求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

问题就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能否「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笔者认为不可能。权力的性质只有两种:专制和民主。如果保留专制执政者,如何将权力民主化?政治民主的要义就在于没有固定的永久的当权者,权力属于人民,由全体人民通过普选产生政府,授权政府在固定的任期内执政,如果人民不满意,下一次选举就可以把他们踢下台。邵文「不改变权力所有」显然是指保留中共的永久执政权,试问还要选举干什么?既然没有选举,谈何民主?没有民主,亦即永久专制,谈何「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举例说,如果台湾蒋经国、李登辉不开放普选,「不改变权力所有」,国民党永远执政,台湾能「改变权力的性质」吗?要实现民主化,首先要容许「改变权力所有」,容许人民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然后让人民去监督这个政府。民进党陈水扁做得不好,人民通过选举将国民党马英九选上台,国民党再度执政。但和以前的独裁专制已有本质不同,「权力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以前未经人民授权,因而是不合法的,现在经过选举授权,就变成合法的了。对共产党来说,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邵文说:「梁氏的政治革命属于"政体革命",它不改变权力主体,但要改变权力的性质(即改专制为立宪)。」看来,邵先生指的是「君主立宪」。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行不通,笔者在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见4月9日「纵览中国」)已详细分析过,在此不赘。仅引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09年8月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制度滞后与清王朝的覆亡」一段,供邵先生和读者参考:

「日俄战争后,1904年立宪运动起来 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要预备立宪。这个风声一出来,民众欢腾,当时人们游行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但是清政府没有诚意,把民意当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 开国会。当时有一些富商组织起来上街请愿要求开国会,有人把自己的手指头砍断要求开国会,双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但清政府还是拖延不决。1908年慈禧去 世,清政府说要搞内阁制,人们还是抱有某种希望。1911年5月,内阁制一出来人们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皇族内阁。按照君主立宪国家的 传统,皇族成员是不能入阁的,梁启超在东京的时候与革命派进行了论战,当时支持维新的人比较多,革命派说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启超认为清政府会真改良,但是预备立宪大纲一出,人们一看就是假的。这个预备立宪大纲是向日本学习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维新又退了一步,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改良也能达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统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认为统治者不会改了,这时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预 备立宪大纲一出来,在外的留学生马上都倾向于革命派了,革命派力量变得很大。那边又把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广大民众都起来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垮台了。」

二,「立宪」是否等于民主?

笔者认为否。首先要看「立宪」立的什么宪?统治者有多大的权?人民有多大的权?其次要看「立宪」之后,是否真的付诸实行。

邵文说:「在梁看来,以立宪反专制,既可以相对 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积流血和社会大幅度的震荡,又可以预先就避免了革命后专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启超这样阐释他的政治革命:"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 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看来,邵先生认为清末可以通过「君主立宪」实现民主宪政,现在可以通过「中共立宪」(永久保持中共执政地位)实现民主化,笔者不敢苟同。

关于清朝「君主立宪」,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全文照录《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十四条,并将其归纳成:君权神授、至高无上、拥立法权、解散议会权、人事任命权、军权、外交权、戒严权、赏赐权、司法权、行政权、诏令权、自定皇室费用权、自办皇室大典权。而所谓「议会」则只有个别的「协议权」,形同虚设。只要细心阅读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质不过是死抱权力不放的「假宪政、真专制」的「延命之策」。

当其时与欧洲各国君主立宪相比,明治宪法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权力是最多的,共达十二项大权。满清的《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但是其君权大大超过日皇。比如明治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天皇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议会重开后若得不到议会的批准,则政府须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即议会无否决权;又比如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 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十五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还简化为九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试问:立这样的宪等于民主吗?

即使宪法条文上明确规定了全体公民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拥有宗教信仰自由、通讯保密自由、人身、住宅、财产不受侵犯……(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统治者不需经过真正的选举就可以无限期执政、人民无权办报、无法出版书籍、集会结社更是「反动组织」、游行示威则是「动乱」,法轮功的宗教信仰被残酷镇压、网警防火墙无处不在,随便抓人捕人,强行拆迁,地富资产阶级甚至小业主资产全部充公……中共统治六十年所作所为有目共睹,在在都与其白纸黑字的庄严宪法相反相违,这样的「立宪」不但没有丝毫民主的影子,简直是对民主极大的讽刺!

怎么能说只要「立宪」就等于消灭了专制,实现了民主呢?

三,为什么说中国现在只能革命,不能改良?

原因很简单:

1,革命是指社会制度根本变化,改良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上修修补补。中共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试验,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有目共睹。现时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实行多党制、议会政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国富民强,和世界文明接轨。而不是什么「党内民主」、「差额选举」等等改良主义假民主可以达到目的。

2,改良是由上而下发动的,而中共当权者和特权利益阶层正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婪疯狂地鲸吞国家财产,盘剥压榨老百姓,他们怎么可能民主改良,与人民分享权力?更不用说像国民党一样交出权力,还政于民了!中共二号人物吴帮国已公开宣告「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绝不搞三权分立、绝不搞多党制……」等于明确告诉全世界:中共绝不搞政治改革。所以,改良的效果和愿望再好也没有用,缺乏实现的可能性,等于空想。

3,或许邵先生等会说,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不是「君主立宪」成功了吗?我们中国也可以。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国人没有人家那样的政治智慧,没有那样的政治风度,归根到底没有人家那样的政治素质。当年的清朝皇帝不愿意像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虚君立宪」,让出所有实质性政治权力,只保留王室的名义,甘愿当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他们梦想永远保留君上大权,统治天下。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给了他们数百万两年俸,居住紫禁城的特权,他们还数度发动复辟,投靠日本当傀儡皇帝。今天的中共也远没有苏联、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共产党的胸襟和气度,更没有人家的卓识远见,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所以就永远属于共产党,而不是属于全体人民。对他们来说,唯一可能的就是罗马尼亚结局,所以说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颜色革命,而绝非改良主义。

笔者以上个人看法,请邵建先生及广大读者多多指教。

2009年8月23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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