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9/2009              

革命的误解

作者: 李大立 李大立

感谢《民主中国》发表拙文「改良主义的误区」,该文质疑邵建先生「清末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文中提出的改良主义观点。后来觉得当今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但误解了改良,更误解了革命,所以再写此文希望能澄清对革命的误解。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但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如果仍一厢情愿地幻想改良,抗拒革命,势必令民主化走入歧途,令中共的独裁专制得以延续,国家民族继续受害,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笔者看,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显然是对革命有所误解,所以笔者不辞劣拙,写了「革命不是革人命」(以下简称「革文」)等几篇致施化先生的文章,希望他能改变观点(笔者以前也曾经持类似施先生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但后来事实让我改变了,请参阅拙文「中国民主化和零八宪章」),我想在这里和他讨论其大作「我主张尽量不用"革命"这个词汇」(以下简称「施文」)。

一,「革命」不是「革人命」,是指旧事物旧制度的根本改变

施先生一直认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杀人,流血,「革人命」,这是对「革命」的误解。中国古代「革命」一词出自「汤武革命」,因王者自称「受命于天」,所以老百姓就把「王者易姓、改朝换代」看作是「天命的变革」,简称为「革命」,并非是杀人「革人命」的意思。 「革」是变,「命」是天命。现代「革命」一词则来自日本对英文Revolution翻译,显然已经和中国古代所说的「革命」一词含意大不相同。有关现代「革命」一词的含义,经过很多争论,应该说已有定论。拙作「革文」曾引用1902年梁启超先生著名的「释革」一文,虽然现时很多权威学者指出该文正表现了梁矛盾的心情,但既然梁文说「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所以笔者觉得,尽管梁先生心情矛盾,此时的他还是倾向于革命的。

有关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的区别,「释革」文中说:「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则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蕰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这个定义今天仍然适用。众所公认,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从目的而言,革命是彻底改变旧事物旧制度;改良是对旧事物旧制度修修补补;从过程而言,革命是旧事物旧制度急剧迅速的改变;改良则是缓慢渐进的改变。从发动以及参与的力量而言:革命是从下而上发动的,所有社会各阶层均可参与;改良是从上而下进行的,可能只局限于部分统治阶层以及社会精英。

施文一开始就说他主张用「革政」一词来代替「革命」,「主要原因只是因为"革命"一词的词义不清,容易被人误解和利用。一百年来中国人原地兜了一个大圈,就和滥用"革命"一词,脱不开干系。」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章太炎接受梁启超的邀请,担任《时务报》撰述时,就在《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说:「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以革命挽革命。」为什么「革政」这一名词未能被接受被使用并流传下来?就是因为「革命」和「改良」已经囊括了事物变化所有两种不同方式,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第三种方式(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实际上也是「改良」;奥巴马总统的「改变」(Change)则比改革改良更轻微)

二,革命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

在政治范畴里,同一种改变社会和社会制度的方法,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

就拿革命来说,首先要看这种革命是否有必要?如果社会制度确需改变,而执政者亦愿意改变,改良行得通,就不需要革命;反之,革命就属必要。

比如说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丧权辱国,与世界民主潮流严重脱节,而清王朝不愿意放弃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 (他的所谓「君主立宪」,其实是假「立宪」真专制,笔者其它拙文已详述,在此不赘) 因此,辛亥革命就很有必要。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军政大权操纵在北洋军阀手里,不但出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更延续了屈辱的外交和腐败的内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占地为王,暗杀宋教仁,驱逐国民党议员,完全没有和平议政的可能,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以有限暴力达到建立民主共和的目的,就是必要的,正面的革命。相反,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共产党却在后方湖南广东捣乱,毛泽东大搞「土地革命」,滥杀地主富农。而北伐军中许多中上层军官都出身于地主富农阶级,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共产党却在后方杀他们的父母兄妹(毛泽东在湘南搞烧杀抢,甚至连贫下中农都起来反抗,杀了不少共产党)。须知当时中国民主共和主要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所以,毛泽东当时的「土地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即使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也主张「革命阶段论」,反对毛泽东的「一次革命」、「不断革命」)。不但如此,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也完全不必要。因为1946年国民政府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经有了实现的条件,诚意邀请包括共产党在内各党各派参与共同制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建设一个民主共和新中国。可惜毛泽东共产党以一党之私,凌驾于社稷苍生之上,以为经八年的积聚,已经有了暴力颠覆国民政府的力量,蓄意发动内战,武装夺取政权。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必的。至于说共产党统治大陆六十年,不断地进行这种那种「社会主义革命」,死人无数,更完全错误,完全没有必要。

其次要看革命的目标,如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就是好的革命,相反,如果是将社会拉向后退,则是坏的革命。

比较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两场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革命,两种不同革命的区别一目了然: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制度,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轨,目标完全正确,这是好的革命;毛共的共产革命,目标是推翻正在艰苦创建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比君主专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将社会拉向后退,因此,这种革命是坏的革命。

最后还要看革命的手段,如果是非暴力不流血,或者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就是好的革命;如果相反,蓄意使用暴力,毫无必要地驱使人民流血牺牲,那就是坏的革命。

比如说,近代苏联东欧的颜色革命,就是非暴力的社会革命,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又达到了民主宪政的目标,就是好的革命。类似于他们的中国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将暴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是好的革命。相反,毛泽东共产党蓄意使用暴力,毫不顾及人民生命财产,为一党之私不惜发动内战,牺牲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土地革命」期间烧杀枪,造成赤地千里(如江西苏区白区之间,方圆数百里无人烟);「抗日战争」期间却消极抗战,积极发展,任由日寇攻城略寨杀害同胞,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解放战争」期间残忍地用老百姓的生命去为他的「革命」牺牲(如长春围城,不放百姓出城,活活饿死数十万人)更不用说夺权后六十年杀死、整死、饿死和斗死数千万人,这种革命就是反动的,坏的革命。

三,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的革命,我们应该积极支持

很明显,对于好的必要的革命我们都应该支持。况且,时代不同了,毛泽东式的全面内战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发生,即使有人想当毛泽东,也没有多少人愿当炮灰杀自己的同胞了。当今世界的革命趋势是颜色革命,苏联东欧就是成功的榜样;台湾则是改良和颜色革命相结合的成功榜样。所以,对革命我们起码应抱欢迎的态度,而不是像施先生改良主义那样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这样,就站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客观上助长了专制统治,让极权暴政得意延续,国家人民继续受害;对于坏的不必要的革命,当然我们应该反对,最起码应抱抵制和不参与的态度,坏的革命就不能祸国殃民。果如是,不但毛共反人性的共产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各种「肃反镇反」、「反右」、「三面红旗」、「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来,几千万同胞不至于枉死;相反,自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共和历程则会早已成功,不至于延后了几十年才在台湾实现。

说到这里,施先生「一百年来中国人原地兜了一个大圈,就和滥用"革命"一词,脱不开干系。」一说就有了答案。一百年来中国人之所以求民主而不得,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没有分清好革命和坏革命,让坏的革命破坏了好的革命。是因为很多人上当受骗或者胡里胡涂地参与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坏革命,客观上成了历史倒退的帮凶;也因为至今许多人仍然对改良主义(例如中共的「经济改革」)抱有幻想,还未意识到独裁专制、反民主自由、反人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彻底改变,因而反对一切革命,主张在这个失败的已被历史证明错误的制度上修修补补,客观上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警醒和觉悟的地方。

写于2009年8月20日-8月24日,纽约

 

关键字: 李大立
文章点击数: 1807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