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3/2009              

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法兰克福太遥远了。

虽然我的德文译本正好在那儿的书展上推出,虽然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早就发来邀请,但是管理我的警察说廖亦武你去不了。我说我有护照,为什么去不了?警察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警察就嘿嘿笑了。

和许多专制国家的流亡者一样,我做梦都想出国。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在长江中游的家里,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Day)一道,同步写作并朗诵了针对北京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我在诗中预言道:

中国人没有家了!谁都知道中国人没有家了!
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
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
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这首最具有象征性的汉语诗,被录制成磁带,在地下广为传播,划开一道文学、勇气与良知的分水岭。当时,我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同行,在全国性通缉追捕中,逃亡到海外,有的后来客死海外。刘宾雁、王若望、郑义、北明、高尔泰、苏晓康、孔捷生、一平、康正果、贝岭、杨炼、北岛……我可以列出极长的文学流亡者名单。

在令人窒息的红色恐怖中,我也制定了逃亡的计划,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千里迢迢跑来我家,为我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以及台湾歌星侯德健的秘密联系方法。在一封后来被警方查获的友人通信里,我写道:背起行囊,在船头回望两岸的鹅卵石,这个该死的祖国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随后我被捕入狱。判刑4年,受此案牵连而坐牢的地下诗人达20余名。酿成六四之后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事隔多年,我回顾被抓的那一幕,仍浑身哆嗦。我手里紧捏至南部边陲的火车票,包里藏着几本诗集、几本小说、散文和通信集,正激动万分呢。可突然间,命运就被隆隆飞驰的火车拦腰辗断。

在法庭上,我的诗歌、小说、散文、通信以及电影,统统作为"罪证",一一展示。我两次申辩说我不懂政治,竟两次引发哄堂大笑。

另一种人生开幕了。

我被转来转去,进过4个监狱。亲密接触过成百上千个刑事犯,还目睹过20多个死刑犯被绑赴刑场。我曾经与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强奸盗窃、越狱亡命、算命诈骗者交朋友,一遍又一遍听他们的口述。出狱后,为了糊口,我也曾四处流浪卖艺,在黑吃黑的酒吧里,吹破洞箫、唱破山歌,与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一样讨生活。我逐渐忘掉我是个诗人,是个在监狱里仍在坚持写作的"政治犯"。我听了太多太多"别人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还在不断增加。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拿起笔,有时也拿起录音机,记录漫无边际的底层故事。中国人的泪和笑;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被强暴之后,如何从忍辱偷生到麻木不仁;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无耻,无奈,无耻而顽强。《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这样一点点累积成书。我在1999年最初版本的自序里写道: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过比现实生活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于是记录或见证成为我的必修课,然后才是文学。20多年来,孤独中的我,写了300多个和我同样孤独的底层人物,还有五卷本自传体小说《活下去》,其中《证词》一卷,被文学同行和政治犯们称为"中国当代监狱的百科全书"。

但是自由的渴望日益强烈,特别对于一个坐过牢,并多年处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的人。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盗版碟,我看过无数遍,每次都联想,那个窃听艺术家私生活的老牌特务,被钢琴弹奏的《好人奏鸣曲》所打动,从而由"潜伏的敌人"转化为"潜伏的读者"。那么,我的周围,是否也会重复类似的警察被我的某部作品所打动的故事?

2000至2001年,我先后两次向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原因是我和今天派诗人芒克一起,主演了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艺术电影《飞呀飞》。该片参加了日本东京和德国柏林的电影节,作为男主角,我两次被邀出席。可几经波折,警方拒绝办理护照。

2002年5月,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3卷本,我以售书宣传为由,再次申请护照,仍旧被拒。

2002年6月,我获得流亡诗人贝岭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倾向文学奖",也因办理不了护照,不能前往领奖。

2003年是法中文化年,我受法国蒙佩利耶市国际书展秘书长的亲笔邀请,准备前往参加我的法译新书的新闻发布会,因护照申请被拒,不能成行。

2004年,我另辟蹊径,托旧日朋友,私下与警方沟通,恳求"网开一面",被断然回绝;连我的前妻宋玉的护照申请也被拒绝,警方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

2005年,中国公安部出台新政策,公民办理护照,不需要任何邀请。可与警方沟通的结果,我属于"特殊情况",不准办护照。

2006年,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和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邀请参加纽约的一个中美作家对话会,可警方还是拒办护照。于是我聘请律师滕彪和王怡,与警方打官司。无结果。

2007年,第9次申请护照,第2次打官司,无结果。

2008年底,乘四川5·12大地震的混乱之机,迁移户口,并申请护照,意外成功了。可1个月后,警方找我喝茶谈话,提醒没有他们的特许,我有护照也不能出国。

2009年6月,因写作《地震疯人院》一书,获得澳洲齐氏基金会颁发的"推动中国进步奖"。我接到出席邀请,在澳大利亚住北京大使馆办理了签证。原计划转道越南,不料却在广西友谊关被边防武警拦截,扣押两个小时,并开具了《阻止出境通知书》,理由是"接到上级文件",我"出境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2009年8月底,我接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相关机构,柏林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信函,邀请参加我的德译作品集《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Fr?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宣传活动。我先后与警方谈判3次,不获批准。我的朋友,流亡诗人贝岭将消息捅给德国《南德意志报》资深记者包克(Henrik Bork),后者以独家新闻发出,在西方激起轩然大波,几天内我接受了几十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专访,也接到法兰克福书展以及邀请方的多次致电,他们称"与主宾国作家代表团负责人、中国新闻出版署、使馆、领事馆交涉过数次",可我这边的警方却绝不松口。

自由!自由!多少人为你赴汤蹈火?可此时,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在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为我安排的演讲和音乐时段逼近之际,我却在万里之外,傻傻地坐在书桌边。成都的天气阴沉,一阵阵冷风袭来。我习惯性耸起肩头,如一只灰毛老鼠。

对对,我就是一只中国老鼠,最擅长打洞了。当警察像猫一样守在各个洞口,我就设法朝更深处钻,由于恐惧,我恨不能用爪子和牙齿刨穿地球。1989年之前,当我还是先锋诗人,揣着本《在路上》四处游荡的时候,我和众多在法兰克福露脸书展的官方作家一样,消受不了在地下、在洞中的潮湿时光。而整个中国,却布满了错综复杂的老鼠洞,只要没日没夜,窜去窜来,就会遭遇无穷无尽的鼠类。拉三轮的、坐牢的、乞讨的、卖菜的,不是鼠类吗?官员、商人、醉鬼、含冤而死的上访者,不是鼠类吗?我们这些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不是鼠类吗?大家小心算计,大家勾心斗角,大家讨好当权者,因为当权者有钱有势有牢笼,你听话,就给你钱和势,让你代表中华民族,去法兰克福集体亮相,去国际文坛交流和领奖;你不听话,就给你牢笼,就如刘晓波、谭作人、力虹和师涛。

我的惩罚来得轻些,只命令在老鼠洞里好好呆着,别露出招风耳朵,别妄想跑到地面大摇大摆。猛然间,我感觉自己这辈子,似乎永远出不了国门--这就是所谓的天意?是上帝通过警察的手,拦截我,不让我像断线风筝,满世界飘荡?他老人家在冥冥中告诫,你看你看,那么多的流亡作家,哪个不比你优秀?可他们失去了母语环境,感应不到鼠类鼠心的热度,就只有回忆写作了。在冷如灰烬的回忆中,20年前和20年后,有啥区别?新血迹和旧血痕,有啥区别?植物人和动植物,有啥区别?

我说我就愿意回忆写作,或者不写作,就自由自在玩。玩不下去了,就留在西方卖艺、扫大街、洗盘子。是共产党硬要我呆在这儿,硬要我每天写,不知不觉就见证了现实和历史,把根子扎在鼠洞里,拔不出来。我难受,太难受了。

上帝说你读旧报纸吗?两年还是3年前,好端端的太湖大堤崩溃,转眼涌出十几亿只老鼠,密密匝匝,像汹涌的波涛,覆盖住人类的村镇。那堤坝呀,全是筛子眼,全被掏空了,据说人鼠大战持续了半个多月,鼠类才暂且撤退。而当今中国,就是一超级鼠洞,倘若崩溃,就将一波接一波,影响全球。到那时,你愿意漂洋过海呢,还是原地不动?

我说那时我已经死掉,只好原地不动了。

那么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中国成都远郊


                          (此为德国《南德意志报》的书展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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