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10/24/2009              

寻找传教士墓园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2009年8月3日中午,我和老母辗转千里,自四川成都抵达云南大理,入住老牌先锋诗人野夫在苍山脚背租赁的农家院子。

野夫出远门,看家护院的,是一位叫泽鱼的佛教居士,圆脑壳大肚皮,皱褶颇丰的下巴和后颈窝,开口闭口皆笑,惹得我等连声惊呼“弥勒佛转世”。此种吹捧非同小可,于是泽鱼甩动长袖,翻动短腿,数着菩提念珠,率众下得山来,在悬挂着《麦加朝圣图》的穆斯林清真馆为我们接风。

我们吃荤腥,弥勒佛吃素菜。席间我得知,29岁的泽鱼是整个大理地区唯一的《零八宪章》签署者,不禁肃然起敬;而泽鱼却慷慨陈词,称“没有民主,哪来佛法,如果佛祖再世,也会对坐牢的刘晓波翘几下大拇指”。我不禁哈哈大笑。

这个夹在苍山洱海间的千年古城,大约被四野疯长的大麻熏坏了脑子,横竖不超过两三公里,居民人口不超过两三万,但被敬奉的神明却不计其数。首先是白族的本主庙,供养了上千尊者,从东海龙王到王母娘娘到史书记载的皇帝和大将军,应有尽有;然后是清真寺和佛庙;然后才是基督教堂和天主堂。至于官方排斥的家庭团契,以及比家庭团契更走极端的异教,如巴哈依教,也在那些低矮的屋檐底下伸缩、扎根,白蚁般暗中蚕食着无神论共产帝国的地基。因此才产生了如鱼得水的“当代弥勒泽鱼”。

眼下他站起来,冲着斜坡间的几条懒狗,宣告在云南境内流传已久的一则预言:2013年,未来佛,也就是弥勒佛,当真会从鸡足山华首门降临人间,点悟苍生,结束专制。我恍惚记得我的邻居老张,从一位云游中国的墨西哥玛雅占卜师那儿得到启示,也作过类似的宣告。还特地加一新纪元注脚:天当被地当床,男不婚女不嫁。于是我抚掌欢迎高居殿堂的大肚罗汉来到我们中间,惹得泽鱼亢奋至极,进一步宣告佛陀可以是你我他,是一条狗一条虫,是耶稣是天主,是达赖喇嘛是穆罕默德,是悲哀是怜悯是喜乐是空气。这个教那个教,众教平等才阿弥陀佛。

我说:你没醉吧?泽鱼说:青天白日哪敢醉?等落黑了再敞开,继续干饭干酒干民主思想,一干方休。我说:这些都不在话下,老廖最想干的还是访谈。泽鱼说:好,我引见城外无为寺的主持和尚给你干,何如?我说:算了。泽鱼说:不干和尚,难道干基督?我说:正是。泽鱼一拍大腿,称出大理南城门几公里,就有西方传教士的墓园。我喜出望外,当即就敲定了拜访墓园的时间。

飞毛腿时光。感觉只眨3次眼,就闪到3日后。用罢午餐,我提醒泽鱼该出门了。泽鱼合十称“善哉”,接着站院子中央看天约10分钟,嘀咕着“狗日的太阳,一轮比一轮猛,把洒家身上的寒毛都烤焦了”。我却忍不住吆喝:“屁话少说,笼起你的麻布僧袍赶快上路”。

于是一前一后,穿插羊肠道,直趋山脚。待横过马路,才抹把油汗,在古城墙的巨大阴影内回望,但见苍山如一溜粗腰农妇,齐斩斩地躺倒,敞开了由天及地的阴道;经血般的溪流绵绵不绝,肥沃着这块上帝眷顾的坝子,也肥沃着此刻米粒般的我们。

接着就在城门洞站牌前登上一辆满载白族人的中巴,奔10余公里下车。泽鱼不由分说,将我领入高坡深处的“苍麓书院”。这是一个不僧不俗的所在,门脸高耸入云,人工池塘左右,均为两进两出的白族庭院。春花般灿烂的白族服务员穿梭着,而院长却是个秋雨般晦暗的老男人。泽鱼居中拉拢,我们只得落座,看翘起小指的土著妹儿表演中国茶道。紧接着,二胡、笛子、三弦加乡村小调,裂帛一般,齐奏升平,令我等反革命如坐针毡。

借口小便告退,绕行池塘良久,正中刻满字的大石头成为整座书院的核心。院长不请自到,为我讲述这块石头的来历:它在很远很远的时候,是头羊或猪,这周围山坡上的许多石头,都是羊或猪,被观音菩萨点化,驱赶,从洱海东渡到洱海西,抵达这儿,要为白族村民造福。岂料魔鬼却藏在村头,半夜三更学鸡叫,引得全村的鸡,后来是几十个村子的几千只鸡,都叫起来。于是人类在夜半起床,下地干活。观音菩萨的计划被打乱,只好隐身走掉。失去法力的畜生群四散奔逃,全变成苍山的石头。

这就是造这个书院的起因?我问。院长点头,并叹息周围好多美妙的巨石,都被城里人开采去。这块“观音石”,还是他经过反复交涉,才作为白族历史传说的信物,永久立此存照。我想提议把“书院”改名“石院”,因为我寻遍书院,也没见几本书,但却忍住了。

稍后我大骂泽鱼不着调,白白浪费近两个钟头。可这厮却缩着龟头嗫嚅:人家院长在文革中挨过批斗,我还以为你们有共同语言。我说:文革中挨批斗的多如牛毛,有我爸,有邓小平,还要某某被枪毙的贪官,都成“统一战线”罗?

泽鱼认错。于是搭回头车,至中途南五里桥村下。爬了几分钟急坡,泽鱼就气喘如牛了。周围是回族人的地盘,石头围墙蜿蜒如蛇,空气中飘荡着牛羊的膻味。在交叉的地沟旁,我捡起一个羊骷髅,又转手抛往杂草丛。泽鱼道,清朝时,回回杜文秀造反,自称兵马大元帅,攻占大理古城,杀得白族和汉族尸横遍野;后来朝廷灭杜文秀,又将回回杀得尸横遍野。我连连咋舌,称“的确凶悍”。死也凶悍,苍山之腰,回回公墓面积最大,界碑界桩经纬分明,外人外鬼不得擅入。

继续上行几百米,没路了。望不透的大麻和飞机草,这两种强势植物,特能适应大理水土,据说下个雨,吹个风,再出个太阳,齐腰深的大麻杆顿时就拔高一倍,条形叶片苍翠欲滴,犹如惹眼的妖妇顶一把绿伞;而飞机草却如大帮乡间无赖,见缝就钻,对所有的草木死缠烂打。迂回再迂回,泽鱼像一散掉包装的肉粽,漏出油腻的肚皮;我则被虫子或锯齿草蜇得大吼两声。好歹登临一地坎,可以四下远眺。“那儿”,泽鱼指点着。间隔五六块玉米地,挖掘机的螳螂臂正伸伸缩缩。我疑惑道:他们在整理墓园么?泽鱼嘿嘿道:挖石头呢。苍山好多巨型石头都进城,为房地产服务了。

在陡峭地坎间曲折进退,鸟翅般摆动双臂,总比狗一般乱钻大麻丛的滋味好。10来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传教士墓园,被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所包围,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细细观摩每块石头,圆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缝间杂草嚣张,我拔掉一些,辨认出半组黑黝黝的英文;挪几步,又是半组;再挪几步,一新鲜血色的十字架迎着斜阳闪烁。

墓墙的基础依稀可辨。四四方方两块,约两个半亩地,中间隔着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计是进出墓园的门。可如今谁能晓得,这儿曾经埋葬过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国人。据史料记载,这块墓园是英国牧师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买下的,他是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于1881年携瑞士籍妻子芬尼•克拉克(Fanny Clarke),从缅甸八莫转道,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古城定居、学汉语、传福音。

他们为史上最早抵达此地的西方传教士。起初,他们自己印了许多小册子,在十字路口散发,对小孩,则配发糖果。可稍后才晓得,白族的文盲太多。于是他们刻苦钻研汉语,然后教中国人识中国字,用中国话唱《赞美诗》。他们还借鉴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类似民族服装,走街串巷,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念叨顺口溜,宣讲福音,有时候还进白族村子,与民间艺人交流,你弹三弦,我拉手风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们在大理住了两年,才发展七八个信徒;办寄宿学校,也只招来3个学生。他们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们还是在古城生下一婴儿,取名为撒母耳•大理•克拉克(Samuel Dali Clarke),以此纪念这段艰辛岁月。产后不到两个月,母亲芬尼去世。但她病魔缠身时,依旧祷告,依旧安稳平和,满心感激主,让自己安息于此,成为苍山洱海的一部分,见证福音远播东方的未来神迹。灵肉分离的刹那,她张开手臂,双眸熊熊燃烧,正如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在《挽歌》里的句子: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最高的光在闪耀……

芬尼•克拉克也是史上最早死于大理的西方人。街坊邻里先是纷纷探病,被她的乐观和美妙歌喉所打动;继而目睹她的从容离去,低头聆听临终唱祷,深感震惊。她的死讯不胫而走,众多当地人由此走进基督教。

她的丈夫买下这块苍山坡地,花20多天,开辟为专门的基督徒墓园,半人高的围墙内外,嵌刻着粗糙的十字架和一些英汉对照的箴言。她的葬礼于1883年10月30日清晨举行。叮叮当当的马车运载棺材,出古城,沿茶马古道,至南五里桥;再由8个白族汉子扛起来,穿过回民村庄,抵达更西边的墓穴。诵祷过了,赞美过了,她的“花果香”丈夫,抓起第一把土,撒下去;然后是从昆明赶来的几个教会同工;然后是本地信徒和街坊邻里;然后是商贩、村民、脚夫、过路人。几百张不同的面孔,在墓园内外绕行着,或许他们此前烧香朝佛、求签算命、跳神驱鬼,就算跪拜过成百上千的神仙,可此刻都遵循上帝的仪轨,唯一永存的仪轨,为这个他们不太了解的白种女人送终。

这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据吴永生整理的《大理基督教历史》记载,继花果香夫妇之后,抵大理传福音的西方传教士源源不绝:考克宏(Colquhoun,1882)、斯蒂文(F.A.Steven,1882)、欧文•史蒂文森(Owen Stevenson,1882)、乔治•安德鲁(George Andrew, 1882)、佛雷德里克•史蒂文(Fredarick Steven,1884)、欧文•斯蒂文森(Owen Stevenson 1884)、梅斯里斯•福卡(Messrs Foucar,1885)、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885)、佛里德•史蒂文(Fred Steven, 1886)、德史多•福卡(F.Theodore Foucar,1886)、哈里特•史密斯(Harriett Smith,1890)、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1892)、安德森小姐(Miss E.M.D.Anderson,1892)、玛丽•博克斯小姐(Miss Marie Box,1895)、辛普森小姐(Miss A.M.Simpson,1895)、西比尔•瑞特小姐(Miss Sybil M.E.Reid,1896)、尼格斯夫人(Mrs.Nicholls,1896)、博克斯小姐(Miss Box,1896)、约翰(John,1900)、格兰汉姆(L.Graham,1900)、S.M.E.尼克斯(S.M.E.Nicholls, 1900)、A.G.尼克斯(A.G.Nicholls,1900)、辛普森(Simpson,1900)、桑德斯(A.H.Sanders,1901)、马锡龄夫妇(英国籍,英文名无记载, 1901)、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1902)、哈科特•麦克里(Hector Mclean,1902)、安选三(William J.E.Mbery,1902)、迈克里(H.Mclean,1903)、克拉克医生(Dr.W.T.Clark,1903)、波特小姐(Miss Ethel A.Potter,1907)、乔治•E•米特卡福(George E.Metcalf,1907)、尼科里斯(Nicholls,1907)、内勒小姐(Miss E.E.Naylor,1907)、海克托(Ms.Hector,1907)、鲍特小姐(Miss E.A.Potter,1908)、克拉泽小姐(Miss A.Kratzer,1911)、艾德加夫妇(Mr-Mrs.Edgar,1912)、克莱门(A.J.Clement,1912)、坎宁海姆(J.D.Cunningham,1912)、达真塞勒小姐(Miss Dukesher,1902)、韩纯中夫妇(Mr-Mrs.W.J.Hanna,1912)、富能仁(J.O.Fraser,1919)、杨思惠(Allyn Cooke,1919)、普照恩(英文名无记载,1919)、赫德禄夫妇(Mr-Mrs.F.S.Hatton,1926)、肯特小姐(Miss D.S.Hatton,1926)、杨志英(John Kuhn,1930)、海富生医生(Dr.Stuart Harverson,1933)、梁锡生夫妇(Mr-Mrs.William A.Allen,1931)、马耀华(澳大利亚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柏牧师夫妇(挪威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何美食(Ted Holmes,1934)、施伦英夫妇(Mr-Mrs.A.W.Snow,1940)、戴德乐夫妇(Mr-Mrs.Harold Taylor 1940)、美德纯(Jessie Mc.Donald,1941)、鲍文廉(Frances E.Powell,1941)、施爱仁(M.E.Soltau,1941)、马光启(D.M.L.Madden,1941)、赵立德夫妇(Mr-Mrs.Ray Mond Joyce,1946)、毛文熙夫妇(国籍和英文名无记载,1948)、辛医生(Dr.Myrtle J.Hinkhouse)、涂约翰(Dr.J.K.Toop)、涂威廉(Dr.William J.Toop)、罗教师(Miss D.W.Burrows)、何莉莉(Miss L.Hamer)、毕丽蓉(Miss Emma Blott)、万医生(Dr.Watsons)、倪护士(澳大利亚籍,英文名无记载)、温教师(挪威籍,英文名无记载)。

历经几十年的开垦,大理成为云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区之一。截至1949年红魔席卷中国前夕,数百平方公里的山水间,教堂星罗棋布,信徒已达数十万。可接下来……

1951年5月4日,解放军代表接管大理福音医院,清点财产,据为己有。美国籍传教士美德纯(Jessie Mc.Donald)作为院方法人,被迫在移交文书上签字,并“限期离境”。医院围墙的红十字,转眼覆盖了“帝国主义间谍滚蛋”的大幅标语。民众奔走相告。信徒纷纷反戈一击。据说美德纯——传闻中“最后撤退的传教士”——在离去那天,竟不顾士兵们的阻拦,执意要去始建于1904年的福音教堂做“最后的晨祷”。他1941年就从河南开封来到大理,当时还是战火纷飞呢,不料10余年晃眼而过,又改朝换代了。

他在中国服务了半辈子,原以为自己会步芬尼•克拉克的后尘,埋骨在苍山脚下。可是上帝似乎另有旨意?他走进教堂,士兵们尾随而来,往日爆满的礼拜大厅,此时只剩一排排空凳子。他为中国祷告,脑海内,走马灯一般的黄面孔层出不穷,又灰飞烟灭;他为长眠于此的西方同工祷告,《赞美诗》和村间民谣交替在耳畔回荡——马车从天堂下来,把我带回你的家乡——他终于在永诀中,领略了芬尼•克拉克在弥留时分的甜美歌喉。

他再次甩开士兵,奔向穹顶。他撞响了150公斤重的大本钟。这钟在伦敦定做,仿造的也是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大本钟,1905年由负责设计教堂的传教士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和安选三(William J.E.Mbery)亲自运送,先万里海运至越南西贡港,再经河内至云南边境,最后走陆路,有车乘车,没车就雇苦力,哼哟哼哟抬。全程耗时两三个月,单河内抵大理就耗掉一个半月。

近60年后,教堂周边的老人们,仍觉钟声萦绕,记忆犹新。一人冲我打保票:(钟声)起码传出了5里外;另一人嘿嘿纠正:不止不止,洱海东边肯定听得见;还有一人道:那个钟啊,嗡嗡嗡的,一波接一波,下关也感应得到。

1998年1月28日下午,一对法国籍夫妇和我一样,由当地人做向导,赶到这儿。他们是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在查阅了《China’s Millions》一书后,竟魂牵梦绕,不远万里而来。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篇《海滨墓园》里的名句“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写的就是自己依偎着母亲的墓碑,俯视人类如蚁群,牵着线回归自然的情景。我估计这情景也鼓舞了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因为地中海岸的墓园和苍山洱海之间的墓园同样美到了极点。

可一切荡然无存。没有墓,没有园,只剩大片被反复耕作过的庄稼地。几个放牛的村民跑来凑热闹,有的说,文革红卫兵在这儿造反多次,挥红旗,喊口号,唱战歌,把帝国主义的祖坟全挖掉;还有的说,不是挖,是炸,火药雷管塞进石头缝,点燃就躲闪,搞得地动山摇;而有长者却摇头道:不对不对,1950年代就开毁了,一次运动毁一点,大炼钢铁毁得多一点,再加上大伙修猪圈、砌院墙、填屋基,有事无事都来取石头,所以文革前,几十个的坟包包差不多平掉。红卫兵嘛,就是虚张声势吓鬼。

老外不懂中国话,更不懂云南土话,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不管不顾,仔细搜寻。曾祖母芬尼的墓碑不见,芬尼之后的墓碑墓墙也统统不见,但他们还是见到十字架的模糊刻痕。唯一能辨认的英文残片,死者是小孩。

日头渐渐西沉。自1883到1998,115年过去,曾祖母芬尼在哪儿?在故乡的回忆中飘荡吗?在他乡的苦难中沉沦吗?她笑过哭过亲吻过吗?《海滨墓园》里还写道:“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无边的气流翻开又合上我的书。”

共产党、毛泽东、掘墓鞭尸、血海深仇、革命反革命——这些我们烂熟于心的词汇,蔚蓝眼睛的老外们懂吗?他们和我一样,来过;不一样的是,我两手空空,他们却随身带了手风琴,小小的,两头儿压一块,像一本厚厚的《圣经》。他们在四周采集野花,编成五彩斑斓的环,支在土坎间。乌云当头驶过,夕照是晃动的船帆,银鱼似的星星从洱海跳跃,手风琴响起了。接着歌声响起了。这一首歌,曾祖母芬尼受洗前,还是小女孩时,就很拿手。如今许多中国人,也从一部电影里学会了。它是《赞美诗》吗?《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上帝也允许的忧伤?死者对生者的安慰?

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
还在孤独地开放,
再没有亲爱的人儿,
陪伴在它身旁……

又过了11年,又拢黄昏,我的耳边还响着这支歌,而苍山之巅,两块拉拉扯扯的云伴奏着无声的手风琴。泽鱼说:回吧。我们钻出玉米林,奔走,跳跃,感恩,回民村落近了,透过大麻丛,清真寺的塔尖刺入了弯弯的长虹,而虹的上端,迸溅出弯弯的新月。

奔星如马蹄。比月夜更高远的穆斯林的诵经弥漫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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