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开放杂志 】  时间: 12/21/2009              

政协是个什么东西?

作者: 裴毅然

●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何方,在新出的自传中批评号称在中国行参政议政作用的政协,完全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他以亲身感受观察揭穿其虚伪的本质.

●中共全国政协会议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八个花瓶民主党派代表向中外记者大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优势。

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何方先生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十年,见闻既多,感慨亦深。何方先生,陕西临潼人,一九三七年十六岁加入中共阵营,十七岁入党,抗大出身;一九五○年代长期担任张闻天秘书,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受牵连,文革中押送干校喂猪九年整;文革后复出,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二○○七年,他在香港出版自传《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一吐块垒,甚值介绍,辑录如下。

每年三月“两会”纯属形式

何方先生“很快发现无论是列席人大听报告还是出席政协大会听发言,都纯属形式,似乎只是为了表演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看的……这个开大会,不但对公家是劳民伤财,对个人也是浪费时间.於是我在列席了头几次人大会后就自行决定不再列席了。”他表示:

一些国家领导人出访周边和非洲国家,动辄都是几千万以至上亿美元的援助,既不发消息,对纳税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审批手续,至於中共的党务开支,更看不到一点影子。这样的预算报告,看和不看有什么区别呢?……领导上也并不真的欢迎大家参政议政。

虽然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不满意,那也只是发泄对依法腐败、压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愤懑,两院的报告无论如何还是会通过的。

每年两会往往开始时出席者较多,后来日渐稀少,闭幕时又多起来。除听政府工作报告,前去列席人大会的政协委员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个大巴来回只坐几个人,就是去了大会堂,不少人也不安心听报告,而是找熟人聊天。有兴趣听发言的实在没几个。一次,政协主席李瑞环见出席的委员太少,要大家积极出席,注意影响,这样一来,出席大会就成了纪律性的“义务”。何方说明“其实他自己(指李瑞环)就很少参加”。十年一直坐在何方旁边的尧西。索朗卓玛(十世班禅母亲),因听不懂汉语,十有八九睡着打呼噜。

政协开会要求委员“不添乱”

何方说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为了人事照顾与安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顾的离退休干部、社会名流、劳动模范。何方的几个熟人都是当选后才知道自己是某个省某个界的代表、委员,这些代表们平时与该省毫无关系,既不去选区听取选民意见,也不同选民建立什么联系,选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代表,连省里领导对他们也一无所知。何方一语道破政协的实质:“政协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确实受到优待,所住宾馆一般比人大代表高档.

对政协的要求是“不添乱”||不要给党和政府找麻烦。每次两会前夕,党内会先打招呼,将人大代表团和政协委员中的党员负责人找去打招呼,由总书记讲话,回来再传达至每一党员代表与委员,除说明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意义,着重是一些注意事项,如要照顾影响呀、内外有别呀、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呀,“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们在两会期间,维护经中央审定的各项报告,发言不得出圈,遵守纪律性(主要是全党服从中央)。每次听了打招呼以后,总会有党员说怪话,认为两会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但“不出圈”并不明确,发言时许多党员还是会提出尖锐批评与意见,据政协机关人员讲,每次政协分组讨论会,意见最激烈、批评最尖锐的总以中共小组为第一把交椅,民主党派的讨论基调多以颂扬拥护为主,就是提意见也较温和。大会发言须事先提交发言稿,太出圈的发言者不仅不会被邀请,而且连小组发言都不会上《简报》。一些尖锐发言大都摘成几句原则性的话与温和意见。“即使一些具体生动慷慨激昂的发言,一上简报也往往被八股化了,变成了凉开水。”

为一党专政披一件合法外衣

如有重大问题和对中央领导人有意见,工作人员概不记录,更不列印,专门规定是必须亲笔手写并签名,由工作人员逐级转送,至於送到什么人手里,如何处理,上书人就不知道了。

部长质询制也只实行一次就正式取消了,因为就那一次质询,尽管事先有关部门作了准备、打了招呼,“质询中没有多少过分尖锐、激烈的问题,但已经使有关部门感到十分紧张和狼狈.”何方的结论大大出圈:

“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边的,而且是青出於蓝,连我们搬运原生模式苏联的苏维埃都不如。当年我在驻苏使馆工作时,看到最高苏维埃开会还有点质询和问答,特别是批评不少,包括部门之间的指名批评和答辩,财政部长兹维廖夫每次总是挨批最多。这在中国的人大会上是看不到的。对於这种领导来说,专制比民主实在好得多。

两会期间,中常委们特别活跃,每次他们参加的小组会,都事先通知做好安排,连会场也要临时换个好的。一开始,领导还做出听取意见状,很快就喧宾夺主,发表一大通准备好的讲话,讲完走人,很少有上下交流。

这只是为了给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权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还要搞这个形式,走这个过场。“

小组会因发言热闹些,都认为不太保险,不允许记者参加。

“但人们还是顾虑不少,以应付居多。真正肝胆相照、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连一个也没看到。这是经过十年的观察体会,并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会下谈的和会上讲的就大不一样。……敢於讲话的人在发言中顶多也只说了不到一半真话,而这说一半真话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老实说,连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说一半真话的人。……有些真心实话总还是藏而不露。看来,不论年轻年老,似乎都被新社会陶冶成有修养的人了。”

不受欢迎的政协出团访问

第八届政协领导上任后,大手大脚大修办公楼、大礼堂。据说主席办公室佔办公大楼的一个层面,除宽大豪华的办公室设备,备有厨房、餐厅以及桑拿浴、冲浪浴几个浴种的浴室,但主席并不来此办公。常务副主席佔半层楼面,据说其中一位连看都没看过,因为他平时住在外省。这些“主席办公室”连机关工作人员都不准上去看,何方提议开放一两天让委员们参观一下,以免“不实舆论”,“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大概仍然没有开放过.”

政协主席每年要率领百余人的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最少一次,多则两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国家。但政协在外国没有对口机构,既不搞外交谈判,又不来做生意,还要求高规格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得出面会见,徒增麻烦,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主动邀请,基本都得由中方提出,往往对方并不欢迎,托词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甚至交涉一年也不同意。一位驻欧某国大使,早已超出任期,因未完成让对方邀请政协主席访问的任务,长期不能离任,直至最后交涉成了才准回国。政协出访,对方国家大多不重视,媒体也很少报导,认为没有多少新闻价值。至於新华社的发稿,一切报导、会谈、讲演,都事先敲定留稿於国内,只用一下新华社名义,按日发稿就是了,谈话内容有些出入也没关系.

政协代表团出访一次,耗资几千万,可建上百所希望小学,其效果是“除了国内大肆宣传一阵外,国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内地视察陕甘宁穷得不忍目睹

国内视察,每次由一位副主席带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到一地,受到地方上的热情接待,省领导举行两次会,表示欢迎与彙报情况.视察团一半时间考察访问,一半时间参观名胜。视察团一般都比较客气,主要肯定成绩,何方没听到一次带有实质性的尖锐批评.何先生十次视察的集中感觉是一个穷字。怎么会把老百姓搞得这么穷?当年陕甘宁边区亦曾做到丰衣足食,但经过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怎么反而不如那个时候?

宁夏南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合称)地区,有一家八口人挤在一孔破窑洞里,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全家都要靠它禦寒。但县府对政协视察团的招待宴席却十分丰盛,为了工作人员可瓜分剩菜剩饭。有时政协委员还没完全走出餐厅,就已看到工作人员在分抢了。有的女委员便带着几个馒头出来分给群众。何方也曾带出一个馒头给路边的一位小姑娘,但小姑娘舍不得吃,说要留给弟妹们吃。陕甘宁、贵州等地农民都有这么苦的。

何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长,去过日本二十多次,日本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中国村庄的最好建筑、最宽大的院落多是支书之家,学校往往非常简陋甚至破烂。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与老百姓谈起干部,大多不愿开口,而且对下来的“公家人”,也躲得远远的,当地干部也不愿政协委员与群众多接近。

政协视察团住房等级严密,司局级两人一间、副部级单间、正部级以上套间.着名文化人唐弢、吴祖光年老,仍只能与人合住,两人呼噜甚大,每晚都搅得同住者何方不堪其扰.尽管有人对森严等级强烈抗议,“仍然是维护等级制和特权制的。”无济於事。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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