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1/20/2010              

湮灭的异端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这几日莫名兴奋,乃至中断写作,原因是我终于读到了卡普钦斯基的书。

晓得卡普钦斯基是在去年。5•12大地震爆发,我深入灾区访问,正忙得喘不过气呢,《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傅好文(Howard W.French)率众找到我,一起工作了4天。某次途中对谈,他突然说:廖亦武你和一个波兰人很像。接着就开始滔滔不尽。比如卡氏身为红色波兰记者,却跑了几十个国家,还到过中国和印度;比如卡氏出生入死,多次涉足非洲战乱,四次被判死刑,又奇迹般脱险,因此近距离接触了若干独裁者。他的代表作《皇帝》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传记。

我不得其解。因为和见多识广的卡氏相比,我的文字领域单调而可怜。我多年不能出国,我想即使能出国,脱离了母语环境,也差不多沦为哑巴。不过面对热情洋溢的傅好文,我宽容地笑了,这根一米九三的美国竹竿,跟卡氏倒很像,至少10年扎在非洲,也曾拜访过不少独裁者,包括蒙博托,包括那个以吃人肉而著称的中非皇帝博卡萨(傅好文说没吃)。

随后我从网络晓得,卡氏200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5岁。他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6年那次已进入决赛,却败给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

再随后,我的《地震疯人院》中文版由台湾允晨文化推出,我与出版人廖志峰隔海结交,成为好友。我在书中以较大篇幅写到卡普钦斯基。较近一次聊天,廖志峰说,他们刚刚出了一本卡氏的书,想给我看看。廖志峰的卡氏书评,结尾极其浪漫:跟着卡普钦斯基的这场旅行,在阅读和冥想中进行,时而心绪激昂涌动,时而叹息低回,掩卷时,月落星沉,我像穿越了时空来回数次,又好像从没离开过。

于是我等候着卡氏的书,如等候神交已久的异国情人。过了半月,廖志峰来邮件询问,我答没收到;又过半月,依旧渺茫。廖志峰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哥你另外写个地址,我再寄。

可又过一月,仍泥牛入海。后给他的朋友地址,与本人八竿子打不着啊。廖志峰分析说,卡氏倒没啥,估计是随同卡氏寄来的《地震疯人院》出问题了。我恍然大悟,记起3年前,台湾麦田出版社将拙著5套15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寄到我在云南丽江的朋友处,也被查处。可气的是,大理海关还送达一封公函,申明“违禁书刊,依法没收,如有不服,可在几月几号至几月几号行政上诉至云南省海关”。

而在去年春天,作家余杰随身挟带美国出版的拙著《最后的地主》数套,企图蒙混过关,不仅书遭查处,人还被留置讯问两小时。我不禁感叹书籍变炸弹,令当政者草木皆兵,廖志峰接嘴:那我们出版机构就成恐怖组织了。

浑浑噩噩数日,彼岸的廖氏恐怖组织真派人接头来。这是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在成都远郊的温江汽车站,把住一黑衣高个男人的胳膊。我献殷勤,想接过对方挎包,却遭断然拒绝。我们一同回到家中,黑衣人才搓搓手,从挎包内挖出拙著《地震疯人院》5本,康正果著《出中国记》1本,卡普钦斯基著《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1本。

我感激之余,要泡茶待客。黑衣人却松口长气,称正事儿完了,也该走了。我问咋个带进海关的,黑衣人答:你没瞅见每本封皮都包得密密实实?机器上照不出啥,除非重点盘查,才会露馅,过关时我紧张得浑身哆嗦呢。我连连哎呀,恨不得当场跪倒,磕3个感恩响头。我说:我、我、我请你吃饭。黑衣人却说:不必,还要赶回成都呢;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武兄多写好书,就是对老朽莫大的慰藉。

当晚净手拜读来之不易的卡氏的《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却是从终点到起点的回溯,恰如回光返照。卡氏首次意外出国,是1956年,共产暴君斯大林死,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社会开始解冻,拖了好几年不能出版的远古巨著《历史》勉强面世了。

《历史》是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唯一作品,主题是战争,它在西方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史记》。不过这个希罗多德同卡氏一样,也是旅行家,隔着浩淼的时间河流,两人的共同特点是,边走边追究形形色色的道听途说,尽可能临场发挥、添油加醋,这倒是符合我国司马迁以降的“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作风。两人都唠叨着“跨越边界”,可边界在天际?还是在人心?探险家、独裁者和文人们对“跨界”的贪婪,是否大同小异?

卡氏指出,希罗多德在2500多年前,就在从事“反革命影射”,所以苏联不解冻,《历史》就永远搁置。相关段落是这样的——希腊城邦科林斯(Corinth)的暴君之子Periander继任,派遣使者到另一城邦米利都(miletus),向另一暮年暴君Thrasybulus请教如何维持专制统治。老暴君一声不吭,却带着使者来到城外的麦田,并步步深入,将麦田里那些高出整体的麦穗一个个掐掉,反复几遍,直到弓腰瞄眼,也扫不着一棵冒尖的。使者困惑不解,只得回去汇报。而少年暴君却心领神会,立马开展“镇反”,历经几年,终于把他老爸还没来得及剪除的异见人才,一个不剩地杀光,赢得数十载连狗都不敢乱叫的“太平盛世”。

头皮阵阵发麻,庆幸自己没生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卡氏解释,擅长揭短的《历史》著者没掉脑袋的原因,是居无定所,也没几个人有耐心读他的书。

包裹在雾气中的太阳,犹如从古烂到今的红桔,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儿。我自书面抬头,眺望了几秒钟窗外,再转向电脑——《远东牧羊人》快写完了,可“侯悟灵”这个名字,老是挥之不去。

从基督教长老吴永生口中,我首次听说侯悟灵,一划而过,闪如流星,没留下啥痕迹;稍后夜读“内部交流”的《大理基督教历史》复印本,再次重温侯悟灵,可惜只寥寥数笔,还闪烁其辞,令人顿生疑云。于是我再三求教于著者吴长老,以及前辈教徒多人,依然不得要领,似乎这是块必须小心绕过的雷区。

我从事底层访谈多年,晓得同时代人之间,种种龃龉难以言表。只得放弃追索,转托经常上教堂的弟兄鲲鹏,在星期日礼拜之余,向吴长老打听侯悟灵家属的下落。书上写得明白,19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之际,侯悟灵的《平反通知书》由他寄出。

毫无结果——外交手段灵活的鲲鹏久久才回话——吴长老回忆了半天,也记不起侯悟灵女儿当年的地址,更别提电话了。他说已经二三十年不来往,只有天上的主,能看清谁谁的下落。

我说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难道大理和成都的教会不通音讯?鲲鹏无言。唉,太苛求人了吧,我想,倘若吴长老出于种种顾虑,彻底不提侯悟灵,那今后的大理古城,就再没任何基督徒晓得这个名字——他将被活活掐掉?如希罗多德笔下的“冒尖的麦穗”,肉体、履历和思想,一概不留痕迹?

如果侯悟灵活到现在,应该和吴长老的岁数差不多,可1948年,他接替温春融,担任大理中华圣公会牧师时,正年富力强,适合在动荡的政局中,为主辛勤放牧。圣公会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从湖北武昌南迁大理的华中大学播下的种子,创办人为蔡永春和吴盛德教授。1943年,两人用总会提供的资金,买下古城内的土地10余亩,房屋20余座,改建为礼拜堂、孤儿院和惠榆小学,加大福音的传播力度,使教会一度进入鼎盛时期。

侯悟灵临危受命,接管了积累数年的教产,以及数千惶惑的信众。此后,1948至1952年之间,是一段无任何记载的空白。但其他同代人的旁证,却透露了改朝换代的混杂背景。敲锣打鼓,杀人如麻,红旗升天,白旗落地,帝国主义被撵跑,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神的体系转瞬崩塌,叛教者们痛哭流涕,当众忏悔,要与不光彩的过去,与自己敬拜了多年的耶稣,一刀两断。

侯悟灵消极观望。神是公正的,开头他想,国民党、共产党,既不靠拢也不疏远,教会总有生存空间。稍后受到逼迫,教徒一个个跑掉,他又想,这是神的旨意么?恩宠有限,我只能放牧这么多羊。最后只剩他们夫妻,他还想,放牧不了别人,就放牧自己吧,心是牧羊人,身体是羊。

可这种步步退让却注定了他的悲剧。侯悟灵到底要干啥?向人民挑战么?县统战部开会时,有人这样质问。侯悟灵却迟迟不答。其实他已经用行动说话了——我只求信主,我只求为主看守门户。据记载,至1952年深秋,曾拥有数万信徒的大理教会,敢于公开信主的只剩4人——侯悟灵夫妇、李全本、杨凤珍。

政治运动的活靶子竖起来。“沉默的羔羊”侯悟灵,在12年间,竟遭受了几百次批斗。1953年,政府强行接管圣公会名下的惠榆小学,改名为大理第二完小。侯悟灵的抵制,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政府命令,已失去经济来源的教会代缴照明电费,代修授课设施。愤怒之余,侯悟灵剪断电线,并当众宣称,侍奉主的人,内心正大光明,所以不需要外在的照明。

断电当晚,侯悟灵点燃蜡烛,独自在礼拜堂祷告。破晓时分,民兵们破门而入,将他抓走,扣上“反革命破坏”的帽子;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政府盘查教会账目,罪名又变成“反革命贪污”;再接着,又被指控“奸污未成年孤儿”。频频更替的罪名终于导致他正式逮捕,坐牢一年,却因证据不足释放。

不识时务的侯悟灵,依旧跑回教会,做主的看门人。教会的另一个看门人叫李惠君,1953年,她带着10多岁的女儿,自老家云龙来此投靠,得到侯悟灵的接纳。可没过多久,她的女儿因肺结核死掉,而她也自身难保,被本地居委会查出“地主”背景,随即解送回乡。由于受不了毒打,又两次逃回教会,闭门不出。捉拿她的民兵搜遍各个角落,最后却在藏书室隔壁,搜出悬吊在房梁的尸体。她吐出来的舌头早已风干,脖子挂了3个十字架,身体干瘪,经解剖,体内没一粒粮食。

这是1964年。李惠君自杀。侯悟灵也相继弃世。他已经什么都不是。因为抗拒“三自爱国”,不加入集体投诚,教会同仁就通过大会表决,撤销其牧师职务,中止圣餐。紧接着,宗教系统反右,他又被划为右派,1958年,大理县政府征用圣公会的全部教产,用来办化工厂,统战部要员威协侯悟灵,不搬家,就判刑坐牢。于是“内外交困”的前牧师,只得放弃他守了10年的圣公会,被安排到职工宿舍,天天接受监督改造。

3年大饥荒接踵而至。人们饿得东倒西歪,可批斗会照旧进行。大伙没气力打人,就掐,就咬,他浑身青紫,却忍住不吭声。有人说恨不得分吃帝国主义走狗的肉,大家就围上来,绿着眼笑,老运动员侯悟灵,此时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直呼“我这条走狗太瘦了,没得吃头”。到底挺过来,市面上渐渐有东西吃,人们在毛泽东退隐、刘少奇主政的间隙,允许做点小买卖。侯悟灵也替中国人民念叨了几千遍“感谢主”。却不料风云突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卷土重来。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在1964年,李惠君自杀不久,侯悟灵也在大理县公安局组织的一次右派学习现场,脑溢血发作。

历经数不清的审讯和批斗,人生却嘎然而止,除“掏出十字架,当众滑到地下”几个字,再没留下任何记录。据说参加那次集中隔离学习的,有几十名右派,难道都集体失忆了?会议是咋开的?领导是谁?日程密度?按狱中昼夜24小时的统一管理,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监视,那么侯悟灵发病前有无异常?

按说他早已身心麻痹,不可能因为多遭几盆污水,就热血沸腾。但是掏出十字架的举动,证明他的确热血沸腾了。谁的发言刺激了他?谁的批判勾起他的思绪,间接杀了他?几小时后,他的遗体被火化;几天后,其妻从成都赶来,领走骨灰盒。她没法问,也不敢问丈夫的猝死。也许事后她要暗自庆幸,主在文革开始前,将他招回天家,是不忍他陷入更深的劫难。

1980年,大理县统战部的一纸《平反通知书》送达刚刚恢复的教会,并由教会长老吴永生转寄成都的侯悟灵女儿侯美恩收。吴长老说,他晓得侯悟灵妻女都在,但近30年,却没接到任何回复。我问:除了一纸文书,就没其它补偿?吴长老答:没一分钱补偿。侯悟灵困守多年的圣公会教产,也被政府全部变卖。化工厂停办,2007年改建为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楼。

眼球酸胀。我再度脱离电脑,眺望窗外。我想,侯悟灵妻女与我同处一城,或许同处一区,却咫尺天涯,无缘相见。此刻她们在干啥?看书、呆坐、睡觉?敬拜上帝么?可上帝并没有让侯悟灵、让成千上万敬拜祂的个体幸免于难。恰恰相反,祂需要人间的苦难来证实“拯救的必要”。需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以及河蟹社会的某某,需要若干能量超强的撒旦,来证实“拯救的必要”。假如都像美国那样,总统是基督徒,就职之日,还按住《圣经》起誓,信仰就太普通,如阳光、爱情、星星、花朵、家庭、流水,大家随意享受就够了,谈何“拯救的必要”?

要不红色波兰的卡普钦斯基,为啥渴望“越界”,朝更野蛮的非洲专制国家跑?部落之间的仇杀,动不动就要人命,卡氏如猎物,在其中厮混、奔逃、记录。而在他之前一两百年,法国传教士就沿尼罗河播种福音,替黑人们取名“约翰”“彼得”“保罗”了;在他之前2500多年,希罗多德就从地中海走到非洲和亚洲的地缘,采记“夺土又开疆,杀人如割草”的丰功伟业,影射独裁,影射茫茫乱世中人和神错位,以及相互依赖。

倘若侯悟灵、卡普钦斯基、希罗多德的在天之灵在此刻相遇,他们会通过我的写作,相识于云端么?这残缺的文字将如何弥补?愿两位天才史家托梦指教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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