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2010              

特务政治:催生反动思想的沃土

作者: 李元龙 李元龙

孩子到美国留学还不到一个月,在生活、学习和思想上,出现了两大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没想到他适应和转变得这样快,把英语学的这样好;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原来,他过去的21年,过的是那样的压抑,他的所思所想,原来是那样的深刻,有档次,用党话来说,也就是他的思想,原来也是“很反动”的。而第二个没想到,是促成第一个没想到的思想基础。

自从坐过两年中共文字大狱之后,不少人半调侃、半认真地叫我是“反革命”或“反动派”。我的回答往往是:在反文明、反进步的一党专制制度之下,反革命、反动派才是好人。所以,我的看法,反动是个中性词,反谬误而动,你就是站在正义立场,是对的;站在谬误立场,反真理而动,你就是站在邪恶立场,是错的。正因为如此,只有敌视民主和自由,敌视文明和进步的人或组织,才会不根据具体情况,对一切反自己而动的思想和言论都持贬斥的态度。

产生反动思想和言论的原因很多很多,不是本文想要叙说的话题。本文只想就事论事,根据我孩子出国留学这段时间以来的思想和言论,并套用毛语录论证:人的反动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特务政治催生的。

我儿子生在所谓的“新中国”,长在所谓的“红旗下”,他的爷爷和妈妈都是党员,并非生来就有反骨,就具备了反动言论和思想的基因。读小学的时候,他戴过无数无辜的中国人鲜血染红的红领巾,算是当过中共政治童工;初读高中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想入团。我当时的态度是:我李元龙的儿子加入共产党儿孙组织,显得我口是心非,是我的耻辱。可是,儿子还是悄悄的入团了。也即说,到了高中阶段,儿子还是个中共眼中又红又专的“正动”份子。

可是,继之而来的特务政治,或曰特务的卑鄙龌龊,让我孩子看清了“伟光正”党的真实面目。

2005年秋季,仅仅因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中共豢养的特务——国安将我抓捕入狱,后来还判我两年刑。我刚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或在家中,或将我孩子带到别处,特务们对正在进行高考最后阶段冲刺的孩子进行威胁、欺骗,将所有龌龊手段都用尽了。更伤害孩子,也让孩子更加清楚中共公检法卑鄙无耻,见识特务政治下作下流的是,中共毕节地区中级法院在判决我有罪的判决书中,竟然将特务威胁、欺骗到的“口供”,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有罪的“证据”公然写进判决书。这让孩子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肯定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思想因此急转直下,萌发了中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反动思想。从初中阶段开始,孩子就动笔写魔幻小说,可是,那时的小说纯粹是消遣性的。我出事后,孩子在其小说中加入了一些现实内容,说白了,国安的形象成了孩子小说里的反面角色。当初,我想让孩子远离中共的想法,没想到如今由特务政治帮我实现了。

对于孩子的这段恐怖而又屈辱的经历,我曾经起过问问他、以便为特务政治“树碑立传”的念头,但是,后来,我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是的,我希望他尽快忘记那恐怖、屈辱的一幕幕,而不能再一次伤害他。

当年,在网上得知我的事情后,山东律师李建强来到贵州毕节,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来到毕节后,李律师即陷入特务政治的汪洋大海。他的言行受到特务严密监控,第一次与他一张桌子吃饭的,有假装成毕节某律师同学的女国安,开庭那天,女国安就坐在国安席。第二次与他陪饭的,表面身份是某某的同学、好友,实则身份可疑的好几个大汉。李律师在某人的配合下,被“请”去洗桑拿,其间,他被迫与电脑分开足足三四个小时,电脑拿回来的时候,已经上不成网,许多资料不翼而飞。凡此种种,孩子都是耳闻目睹的。再对特务下作手段痛恨的同时,他的反动思想,肯定因此得到了升华。

我出事后,录有孩子小说的电脑被国安抢走。快要出狱的时候,张国安和另一个国安来看守所威胁我的那天,我要求两个国安归还我的电脑。国安说那是“作案工具”,归还的可能性很小。我说,电脑不能还,将电脑里硬盘取出还我也行,因为里面有我孩子写的小说。张国安说可以。出狱后的一天,我到毕节地区国安处去索要我的电脑、日记本等物,谁知张国安竟然给我看一份据说是省国安厅下发的“文件”,他很特务地将文件的上半部遮住,指着露出来的那一条给我看,说:“上面有文件,电脑是作案工具,不仅不能还给你,连里面的硬盘我们也不能还给你——我们要保持电脑的完整性和原始性。”我当即质问张国安等:“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说说,我的电脑在你们手里,哪个地方你们没有打开看过?连我学习电脑操作下载到的有关六四的图像,我不知道下载在什么地方,你们也找出来了,还说什么保持电脑的原始性。”

后来,我给孩子讲了这件事情。气愤之余,他说:“我过去存在那台电脑里的小说,要不要已经无所谓,因为,后来我重写了这部小说,现在,我还准备将你被他们关起来这两年的事情揉合进去。”

由于特务政治的迫害,孩子学习大受影响,最终没有考取他心仪的外语学院。出狱后,我已经不是多少有些办法的人民记者,而是人民敌人了,以孩子就读的三本学校,毕业后我完全不可能给他找个工作。去年三、四月份,被特务政治破釜沉舟的我,萌动了让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念头。我和孩子曾经分析:留学,我们最大的困难,一是美国方面的学校录取孩子与否,二是录取之后有无特务阻挠?

孩子被录取了,签证到手了,历尽千辛万苦,孩子和我于去年12月24日从成都赶回家乡毕节那天,刚一进门,妻子就说:“国保正在到处打听:听说李元龙的孩子要出国留学去了,国际航班上怎么不见他孩子的名字啊,他孩子是否还有另外的名字?”

我一听,当即改变了原先让孩子向亲友道别的打算: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也不要在电话里、电脑上和任何人提到留学的事情。那本《在未知的中国》——百年前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的传教士写的书——也别带去了,免得海关说这里面有国家机密。能在机场少呆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

我乘飞机从贵阳送孩子到上海的打算,也只好放弃,我去了,可能会引起特务更多的关注。我还一再告诫孩子,如果在上海机场被特务拦下,不要和这些家伙争吵,没有用的。我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提什么要求,我都会暂时答应下来,至于“承诺”会否兑现,你走了再说。

从孩子12月27日晚上12点到达上海机场后,直到30日上午8点,中间整整56个小时,没有孩子的一点消息。如果不是中国的特务政治,我只要没在网上看到空难消息,那我就不用担惊受怕,但是,胡思乱想中的我认为:有可能,孩子被“绝对忠诚于党”的人拦截下来了!

我们不怕外国人,我们怕的是自己的“同胞”!

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孩子出国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一篇文章,有时候一天两三篇。是的,这几年,被特务制度压抑得太久的他,现在终于可以大口呼吸,大声说话了。孩子远比我想象的有思想,有深度得多,这让我连连感叹我对孩子的了解太少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所写的内容和语句,有不少是特务政治不待见的,可谓“准异见作者”。 近一个月以来,儿子已经两次走进美国教堂,他不仅发出了“信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信仰”等感悟,在一篇文章里,在谈到连沙特人也知道、会用facebook时,儿子感叹道:“下课以后我还是难过。沙特人,我们曾经瞧不起的沙特人,男的包头巾,女的裹面巾。但是至少人家言论比我们自由——人家可以用facebook而我们不可以;人家只是自己遮住自己面部,我们却被人将信息的国门遮挡起来。这到底算什么?”

在另一篇文章里,儿子写下了如此深刻的文字:

小学时老师说我聪明,很有个性;中学老师说我成绩退步,少做点其它事,多学点教科书;高中几乎是一塌糊涂,老师说我懒,根本不花心思在教科书上。我讨厌教科书!我想读文学名著,我想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世界里遨游;我不想再呆在这个地方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适合在这里生存。我想打棒球,在方形的土地里打出全垒打;我想写小说,倾注我所有的想象力,写个天荒地老,写个天昏地暗,从早上写到晚上,再继续到第二天早上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知道什么是疲倦。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让化学和数学见鬼去吧!让政治见鬼去吧!让语文书上魏巍的作品见鬼去吧!让那些红色的课文见鬼去吧!让被篡改过的历史书见鬼去吧!

在以自己两年半在中国的大学生活为蓝本,长达近十万言的中篇小说《行走》里,孩子写到:

如果我在中国这个三本学院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被强X和潜规则的话,如果在中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有什么顾虑的话,如果我没有走过这条充满坎坷的通往机会之国的路的话,……我何必离开我的家乡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我喜欢的中国菜,去尝试那我不习惯的西餐;我的笔下何必丢弃我写了15年的方块字,去写那弯弯拐拐的西文;我的父亲和继母何必卖房子,也要把我送到美国!

我想去美国留学,可是我之所以想去美国留学,多半是被国安逼去美国的!……

天哪,上帝啊,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啊!拿到签证之前,我一直不敢告诉大家我要去留学,就是因为怕国安。现在我拿到签证了,可以去留学了,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说到底,飞机离开地面之前,我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丝毫都不能不畏惧他们,他们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我已经退学了,要是被他们阻拦了,美国我去不成,中国这边我也没有了退路。如果他们真的插一手,我到底怎么办?

对了,去年12月24日获得签证后在他就读的大学办理退学手续时,曾有个“教师”问孩子:你的“团籍”是转到哪里,还是保留在学校?孩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转也不保留,我退团!

过后,孩子对我说起这事,开心地说:在我们的学校里,肯定,我是第一个主动公开退团的人!

我在监狱期间,特务们不止一次问过我:你把你的思想灌输给你的孩子没有?我说,思想不是“灌输”得了的,他要入团,我表明了不愿意他入的愿望,但他还是入了,我也没说什么。而今,孩子却以能够主动弃团如敝履为赏心乐事,在为孩子的言行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为生养自己的国土感到悲哀:如果不是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如果不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我的孩子,千千万万个孩子,何以会活得这样的憋闷,活得这样的沉重。

我也为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瞿秋白的中共感到悲哀。欺骗和谎言,特务和监狱是达不到目的的。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也要“革命”,哪怕上百万人、上千万人死亡也要“出政权”的铁杆颠覆国家政权的家伙,你依法把他抓进监狱,甚至枪毙了,都可以理解。像李元龙这样的人,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什么“鸿鹄之志”,只是不愿意唯党首是瞻,不愿意被党卖了还要帮党数钱的人,他只是写了几篇说真话、心里话的文章,你们把他抓起来,他也按照你们的要求保证,如果保住饭碗,他就不再写反动文章的人,你们技巧些,心胸稍稍宽广些,放了他,于你们没什么损失,于他的一家老小,可是非同小可,何乐不为。

张国安等不止一次威胁我,出来后不要写文章,不要和贵阳,以及其他省份的反动分子来往。我说,你们不判我的刑,你叫我写,我还和你没完。如今,我没有收入了,我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你说,我不写文章赚几个活命钱,我怎么生存?

近日,中国网上有篇文章,标题就叫《法治社会与“特务政治”水火不相容》。由此看来,连喉舌网也间接否认了当下社会是法治社会了。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保大队,是六四后为了更好掌控、镇压民间不同声音,消弭异端思想而成立的。明代的锦衣卫和苏联的克格勃当初何等威风,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它们的江山永不变色。是的,再清楚不过:是特务政治、特务手段,是不会、也不可能“绝对忠诚于党”的特务们成就了如今的“异议作家”李元龙,催生了我儿子今天这些文章和他的“反动思想”。

关键字: 李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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