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争鸣 】  时间: 3/1/2010              

执子之手,与子偕死──记文革期间自杀的三位大师夫妇

作者: 焦国标 焦国标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中的千古名句,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理想、最温馨的婚姻结局。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中国人好像遭到魔鬼的咒诅,“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变成“执子之手,与子偕死”。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对鹣鲽情深的夫妇被逼同上黄泉路,这个数字尚不得而知。着名地质矿床学家谢家荣、吴镜侬夫妇,着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和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戴淑婉夫妇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三例。

地矿学家谢家荣夫妇之死

谢家荣死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晚或十四日晨。离世前几天,六十八岁的谢家荣遭受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和脸上吐唾沫等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十三日那天,又在所在单位地质科学院被集体批斗.他走走歇歇,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妻子吴镜侬问他在单位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妻子安慰几句,照顾他吃点东西,夫妇就一起就寝了。可是刚睡下不久,谢从床爬起来,说睡不着,自己要到客厅小床上睡,免得搅扰妻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吴镜侬和保姆发现谢家荣已经走了。吴当即昏厥。

谢家荣身边留有两件小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另一个是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自杀属於自绝於党,就像今天自焚属於暴力抗法一样。得到保姆的电话之后,急忙赶来的儿子儿媳、女儿(谢恆)女婿四人,合计该如何处理这个纸条.女儿谢恆说应该交给组织,面对事实,哪怕天塌下来。她的丈夫和哥哥都不同意。四人最终决定隐瞒父亲死因,对外称突发心脏病死亡。红卫兵头头说家属说的不算,要做屍检.

父亲的遗体被推出解剖室时,谢家兄妹几乎晕倒。屍检打开的皮肉未予缝合,但是医生做出了与他们的声称相符的结论:死於心脏病。医生也许是通过不予缝合的刀口无言地宣告,他们做出的结论是客观,因为那时野蛮表示客观,表示与当事者划清界限。

谢家荣去世之后,吴镜侬被接到女儿谢恆家住。可是地科院和外交部(女儿、女婿的单位)的造反派仍然借谢家荣寻衅生事,两次查抄谢恆的家,甚至打开缝纫机进行搜查。累及女儿,吴镜侬非常难过.一天趁女儿去上班,吴镜侬留下一张字条,回到自己的家。字条上写道:“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这天谢恆下班较晚,到家一见字条,便觉不妙,急忙与丈夫喊上哥哥赶往百万庄.但是晚了。一身乾净衣裤,一条白布单罩身,吴镜侬已经走了。与丈夫一样,身边遗留两件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个是给女儿的字条.“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翻译家傅雷夫妇之死

五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夫妇死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晚或三日晨。此前毛氏塔利班(红卫兵)已连续在傅家折腾几天了,喊口号,贴大字报,罚傅雷夫妇跪,强迫他们戴高帽站长?,为搜寻反革命证据,甚至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被连根挖出。

九月二日晚饭时间,朱梅馥告诉保姆周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晚八点左右,周到傅雷书房,傅在写东西,朱也在。近九点,朱让叫周早点去休息。

次日上午九时,周菊娣打不开傅雷夫妇卧室的门,便报警。户籍警左安民闻讯赶来,使劲儿一推,门开了,见傅雷夫妇一左一右悬挂在落地钢窗的横档上。傅在右,夫人在左。强力推门产生的气流冲了过去,导致傅雷上吊的绳子断掉,屍体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后来进入现场的人看到的是躺在籐椅上的傅雷,於是便传傅雷是在籐椅上服安眠药弃世的,实际是左安民已先把落在躺椅上的傅雷扶正了。

傅雷夫妇上吊用的不是绳子,而是由浦东土布被单撕为长条打结而成。当时,地上铺着被子(大约怕?子倒地惊动保姆),被子上是两只倒了的方?。左安民把朱梅馥卸下,放在棉被上。

左还在傅雷的书桌上发现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约八百字的遗书。其中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接下去是託付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十三件家事和琐事,如房租、手錶、保姆生活费、存款,等等,甚至包括他们夫妇火葬费的安排:“十一,现钞五三?三○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遗书前后两次向朱人秀表达歉意。“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遗书结尾处是:“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当天下午四点多,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光着脚被抬上收屍车,送去屍检.法医鉴定结果是自缢致死。保姆周菊娣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於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当时长子傅聪已“叛逃”到英国,在北京的次子傅敏也未获向父母遗容告别的机会。

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之死

翦伯赞夫妇死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夜或二十日晨。当时北京大学已有五百多名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是其中之一。造反派在北大开设十几个审讯室,对这些“权威”进行刑讯逼供。翦是权威中的权威,造反派因而专门成立了翦伯赞专案组.

专案组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隔三差五来逼迫翦伯赞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作证.七十高龄的翦伯赞身体尚好,头脑清醒,绝不违心作假见证,气得专案人员指着翦的鼻子咆哮:“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

后来,翦伯赞常常与夫人默然对坐,通宵不眠。翦伯赞以睡眠不好为由,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管理人员虽只给他一晚之量,却没有监督他当面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十二月十八日,翦伯赞拿出笔纸,想写字。握住钢笔,在纸上画几下,不出水,拧开挤了挤,墨水乾了。他歎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十二月十九日那天,天气很冷。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婉双双服下了积攒了十多天的安眠药。次日早上被发现时,只见他们夫妇各睡一张床,被子蒙头,揭开一看,两人穿戴齐整,包括鞋子,可早已断气了。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二○○五年我在美国曾读过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现在已经记不得书中记录了多少“执子之手,与子偕死”的文革受难者。傅雷夫妇和翦伯赞夫妇之死,我早就知道,谢家荣夫妇之死则是最近才得知的。文中提到的谢家荣的女儿谢恆,是新华社李普先生的老伴。不久前去看望李普老,才从谢恆阿姨口中得知其父母之死。谢家荣先生在地矿学界,与译林的傅雷先生和史学界的翦伯赞先生一样享有盛名,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谢家荣的真正死因,这个仅限於最初四个儿女辈知道的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了二十七年,其他儿孙皆不知情,世人更无人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傅雷和朱梅馥、翦伯赞和戴淑婉,也不应忘记谢家荣和吴镜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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