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2/2010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作者: 李元龙 李元龙

以书为敌,是专制独裁政权的特别酷好和无良传统。以书为敌,始作俑者是秦朝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登峰造极者是天朝毛太祖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乃至戴上三块大表的今天,以书为敌的阴魂,仍然妖雾黑云般不绝如缕,笼罩着中华大地。而在阴曹地府般的看守所,以书为敌,当然更甚于官府衙门。因为,官衙以书为敌,还需呈羞羞答答状以示文明进步,看守所以书为敌,没有个围观起哄打酱油的,何用遮羞布为?所以,就可着劲儿,由着性子地以书为敌,以书为劲敌,以书为死敌。

今天,本人就是要将本人经历的,看守所以书为劲敌死敌而又鲜为人知的事披露出来,为以书为敌的政权树碑立传,为中华大地以书为敌的事件立此存照。

第一次遭遇看守所以书为敌时,我还被关押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2005年11月份的一天早晨,与我关押在同一监室的潘突然叫我“别说话”,同时竖起耳朵,并将手做成喇叭状放在耳部,朝向隔壁监室仔细听着。听了约半分钟后,潘对我说,看守在叫隔壁囚犯将书交给看守保管,只许留下一本书在监室。

国安看守所,往往一个监室关押一个囚徒,最多两个,没有书看,岂不是度分秒如年?书籍送进看守所,送到囚徒手中,是要经过不怎么看书,甚至不看书的看守过目的,因此,我开给亲人,请亲人送进来的书,都考虑到了不能不以书为敌的看守所的“责任”。所以,在国安看守所时,我的身边,也就《古代汉语》,《陶渊明诗文集》,甚至是家里自作主张送进来的够“卫生”的《白话史记》,《乱世佳人》等。如今,连这些全部经由层层审核,全部经由“合法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成了肉中刺眼中钉,看来,始皇帝以书为敌的衣钵,他们最起码还要紧抱住五十年,甚至抱进坟墓里也不放手。不能叫他们将书一网打尽,我赶紧将想看的书化整为零,分些给潘,然后我和他或褥子下面,或被子中间,掩藏起来。剩下的不那么想看的书,就留给看守做战利品,增加他们年终总结时以书为敌的成就数字。

看守进来了,果然,叫除留下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只能由他们代管,看完一本,交旧换新。我放下手中作观看状的书,故作不知地抬起头:“哎呀,起码留下个四、五本书吧,这里面太无聊了,得不同内容的几本书换着看才行啊,一天到晚只看一本书……”

“不行,这是上面要求,不要多说,把多余的书交出来。”

我只好积极配合,把挺身而出的那些书抱给他们。

看守走了,我把手伸到褥子下面摸着那些漏网之鱼,心里暗自庆幸:“多亏看过共产党的红色经典《红岩》,学到些斗争经验,否则,你们就不在我身边了。”

在高墙外面,在互联网上,汇集四九年前新华日报等鼓吹民主自由文章的《民主先声》,是禁书,似乎可以理解——人家都高度民主了,那些鼓吹低级民主的文章,当然落伍反动要禁啊。初看最不可思议,细想却再正常不过的是:连汇编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三农政策、文件的书籍,在许多县乡,也成了党棍、官僚眼里的禁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国粹不能丢啊,那些文件是发给外界看,供自己人参考着灵活掌握的。在组织内,许多文件也要分级别、看时机才有眼福看到,你那些“非同志”的厮们想看?一边玩去吧!

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雄辩地说明了以书为敌,对于做了心虚事最怕鬼叫门的人来说,确实是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的。潘这个识字不多,在外面不兴看书的人只是看了《白话史记》后,竟然大彻大悟般地说:“怪不得毛泽东要搞死刘少奇、彭德怀,你看看这书上,不就是韩信功高震主,所以刘邦才害死了韩信吗。怪不得秦始皇要烧书,怪不得毛泽东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外面看书太少了,早点看,好多事情我早明白了。”

潘告诉我,八十年代中期,他还坐过牢。那年,监狱叫把凡是有刘宾雁、王若望等文章的杂志都收缴上去,一本不能留下。为什么要这样干,看守不说,他们也无从知晓。我简单给他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情,然后对潘说,刘宾雁还是“人民记者”的时候,他的文章没毒,现在,他是“人民敌人”了,他的文章,他的书,自然就带有毒素了——书写着真理的书籍对于讳疾忌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毒药,对于闻过则喜的人来说则是治病的苦口良药,对于向往正义的人来说则是救国治民的福音。所以,说白了,以书为敌,实际上是以正义和真理为敌。

刚被投入文字大狱之初,我对国安强加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对什么叫逮捕,什么叫保释等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很想找有关法律书籍看看。可是,要看这样的书,就得给看守说。可是,每次给一般看守说,他们都是推说要找看守所领导。只好到一个戴眼镜的副所长,他每次都是说“正在找正在找,不要慌”。直到我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的一天,这位才如此当了潘的面对我说:“我告诉你吧,你要的书不能给你”

我纳闷不已:“花费人力物力普法下乡都要搞,我要的是法律书籍,没理由不给我啊?不能给我法律书籍,你给我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安法单行本也行。”

“不行,单行本也不能给你。”

“为什么?”

“我们的单行本是有注释的。”

“有注释的,不是更有助于我学习法律吗?”

回答竟然是:“能给你看的东西,我们会给你,没有给你,你就不要问了。这是规矩,懂吗?”

关上铁门上的碗大小窗,被我问恼火了的这位副所长,就这样拂袖而去了。没有正当理由,在看守所,一走了之,再简单不过。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明白这些唯党首是瞻,不知维护法律尊严的看守为什么不给我看法律书籍了。和我关押在一起的潘,莫名其妙的惹上了个间谍罪。有个看守和他算是老相识,于是偷偷给潘一本刑法。刚换号和潘关押在一起那天,我就看见了这本刑法,于是如获至宝般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明白了不少:“我的四篇文章,都是说的共产党没穿衣服的烂事,可他们给我扣的罪名却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不挨边啊。可见,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有多荒唐——违他们的法、犯他们的罪的不是我,正是抓我关我的他们啊!”是啊,为了随心所欲地陷害一个人,连自己修订,并且可以玩弄于鼓掌的法律也不给你看,用他们文革时期对孔老二掘坟鞭尸的话来说,就是“用心何其毒也”!难怪,监狱外面,《中国农民调查》,《民主先声》会遭到查禁,汇集三农文件的小册子也被视为非法出版物铁窗内外,手段和目的,如出一辙。他们不愧是一个党爹党妈的儿孙。

对于记载传教士嘉言懿行,传播基督福音的书籍,国安们更是视为洪水猛兽。100多年前开始,一直到四九年前,毕节地区威宁石门坎一直有英国传教士在那里传教,传教士们当年写的文章后来被汇集为一本书,这就是《在未知的中国》。当年,这本由云南出版的书出版后,身在四川的翻译者曾受到贵州国安的跨省“了解情况”。还关押在国安看守所时,根据我的意思,妻子将此书交给毕节国安,让他们交给省国安人员带给我。可是,直到今日,这本书也没有到达我手中,国安们也从来没个说法。所以,我人出监狱了,还有我的书还在因为我——不,是因为书中讲述的真理而坐牢。

2005年12月1日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那天,一个姓邓的看守一看我带来的满地的书,以书为敌的天性顿时爆发出来:“真是知识份子不是?带这样多数干啥?一本不许带进去,给我进去好好反思罪行。”就这样,我这些书既没有和我一道进入监室,也没有如他们承诺的那样被还给我的亲人,而是被囚禁到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里,与老鼠和灰尘为伴。直到我都快出狱的时候,在我和亲人一再交涉下,看守所在请示检察院、国安等后,才勉强把这些书还给了我的亲人。

在毕节看守所,为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山东律师李建强会见我时,特意给我带了本《圣经》,说待会请毕节看守所看守给我。可是,《圣经》所载的真理,正是一切心理阴暗的人害怕的,所以,当《圣经》被放到看守手上时,看守被“圣经”二字吓坏了:“别开玩笑了,这样的书也想带进去?快拿走吧,不收缴你的算对你客气了。”这本书最终没有进入监狱陪伴我。可是,只要诚心追寻真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一年多回到家后,这本《圣经》终于被我捧在手中,日夜陪伴着我。

毕竟没有“绝对忠诚于党”的人“精干内行”,实际上,毕节看守所里面的书相对多些,法律手册每个监室都有,书进入监室,也相对国安看守所容易。在这里,亲人第一次将《在未知的中国》请看守给我,被一个看守拒绝了。后来,看准一个马大哈些的看守值班时机,妻子将《在未知的中国》用纸包住封面后,竟然让这本书混入了监狱。这本被我称为“狱中的《圣经》”的书,不仅我在狱中通读了多遍,我还介绍给其他人看了。对于不看书的人,我也给他们讲过这本书里所记载的故事。我还对他们说,民主国家的监狱,不仅允许《圣经》等等任何传播真理的书籍进入监狱,甚至还会将传教士请进监狱,向犯人们传播福音,接受罪犯的忏悔。有的听了,都新奇而又羡慕:要是我们这里也有传教士来传教,那该多好!威宁籍的人听了,往往说:“威宁竟然曾经有这样了不起的人和事,我在威宁生活了几十年,咋子一点不晓得?出去后一定去石门坎看看。”

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在未知的中国》这类书籍进入监狱的原因。

多年来,我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兵的时候在云南买的。退伍时,这本书和我一起回到了家乡。我当司机的时候,它陪伴着我走南闯北;我当记者了,它也陪伴着我爬格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坐牢了,它又来到我身边,陪伴着我坐牢。有人说得好,人的命运、书的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本书来到我身边的那天,抚摸着一本本本该陈列在雅致书架上的书们,我感慨万千、泪下潸然:书啊,我李元龙就是因为看你们、爱你们,才被人家抓来坐牢的。文章憎命达,我不后悔写了那四篇心里有鬼的东西们才会害怕的文章。只是,太委屈你们了,我的书们!

对于会看书的人来说,再主旋律,再红得发紫的书,也会给看出不主旋律,黑得发亮的内容来。比如,在毕节看守所,我就看到了一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不外乎对治下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使得老百姓对其军队和党盲目感恩戴德。可是,我却从书里看到了贺龙、肖克当年经过贵州时,他们采取的“就地筹款”的方式,竟然包括绑架许多有中国钱人,甚至绑架许多外国传教士,索要上百万美元赎金,这样的一点也不“三大纪律”的事情。这不是典型的土匪、恐怖行径吗?而看了一本外国人写的,在中国大陆出版,审查肯定严格的无以复加,封底、封面红得夺目的《他改变了中国》后,你会大发现般得知,它应该是铁杆无神论者的主人公崇拜“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据书载,主人公从小受过“三种教育”,他从小就开始念诵《三字经》,他的“妹妹”用三个拐了无数个奇怪弯子的理由来论证他确实就是她们的“三哥”。难怪,书的后半部分出现了“三讲”,“三个代表”之说,而不是“五讲”、“五个代表”之说,原来,是数字崇拜、图吉利的心理在起作用啊。忧国忧民到这一步,难为人家了。

再清楚不过,再审查严密不过的书,也可能在字里行间隐藏着反动内容;再红色不过的书,也可能藏匿着对自己不利的内容。由此可见,主旋律书籍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愚弄读者的同时,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因此建议:管他红书黄书、白书黑书,是书就该查禁烧;管他高墙内外,是书就不该让他出现,唯有如此,方可保将书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点,将以书为敌的特色事业发挥到及至。

那么,何以在党的领土范围图书馆并不鲜见,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的标语随处可见?其实,在古代,这种现象就是叶公好龙,在现代,就是文盲加痞子的人结婚时弄些充气塑料“书”填充书柜的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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