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7/2010              

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和后共产综合症(上)

作者: 康正果 康正果

话说天下大势,左极则右,右极则左,东风与西风的彼此消长回荡其间,公平的诉求与不平之心的杠杆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种种对抗和互转构成了今日世界政经文化论坛上持续的论争。好多年前,当共产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形势被宣传得一片大好,而古拉格、大清洗和饿死人等罪行尚未广泛披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是挨批的靶子。它被指责为剥削和掠夺的势力,贫穷和犯罪的根源,帝国主义扩张的贪欲,它的种种罪恶被凝聚成黑暗的底色,从而反衬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后来柏林墙倒塌,冷战随之结束,自由民主的价值大获全胜,共产专制首先在苏欧土崩瓦解,世界形势一时间似乎真的走向了福山所宣布的“历史终结”。在过去的二十来年中,大概除了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在自言自语地批判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的语境中,该词消失得如同白糖化入开水。正所谓 “百姓日用而不知”,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反而很少谈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

只是随着这两年金融危机的蔓延,股市和房市大跌,华尔街成为公众眼中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恶名才暗礁般浮出水面,突然又成了左派人士热议的话题。著名制片人迈克•摩尔及时推出了他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的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他自编自导加串讲,以一副失业工人的模样走上前台,把观众的视线引向了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场: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foreclosure)的家庭如何被银行收回房屋,有法拍屋经纪人(condo vultures)趁人之危的恶劣行径,有公司老板从死亡雇员身上捞取人寿保险金的骗局,有种种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悲惨场景。摩尔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的金融界和大公司,通过他技巧的剪辑,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颇为辛酸地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而金与权的勾结,政界右翼与华尔街的联合,则被归结为那些不幸者遭灾受罪的根源。影片在高昂的《国际歌》中响起尾声,银幕上竟然亮出了镰刀斧头旗子的画面。摩尔以苏维埃式的口号宣布:“资本主义就是邪恶,它不可救药,我们必须消灭它。”

但通观该片的叙述,除呼唤改变,重复着奥巴马那个竞选口号以外,并未看到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被提议出来。反讽的是,就这么一部揭露资本主义金钱罪恶的片子,却也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让摩尔赚了大钱。没有警察阻止他在高盛公司门前拍摄搞笑的现场,没有检察机构剪去他与政府官员有关纾困救市的讽刺性对话,当然也没有出现观众看了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电影就会去华尔街砸摊子的煽动后果。民主制度是靠言论自由维持的,政府没必要担忧任何批评言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全面开放的社会中从不设防,言路畅通,广漠的舆论空间反而有足够的余地化解冲击,自动地吸收了喧嚣的杂音。前不久摩尔携此片到威尼斯电影节参赛,当他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愿意用资本家的投资拍一部骂资本主义的电影时,对自己的选择,他避而未谈,却幽默地强调了资本家乐意出钱供他拍戏的事实。他说:“资本家只要能从中赚钱,甚至连你用来绞死他的绳子也会卖给你的。事实上我过去二十年所拍的影片全都帮那些老板赢得了利益。”与报喜不报忧的共产专制政权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似乎具有连赚钱带赎罪的功能,媒体和娱乐业在主持公议和传达舆论的同时,也顺便以它特有的闹剧方式让公众泄愤消气,无形中起到了耗散不满的作用。美国社会就是有这样的魄力让媒体大搞自暴其丑的卖点,任慿批评的声音风一样呼啸,等那阵劲吹呼啸过去,天和地照样明朗澄清。对惊弓之鸟的中共当局来说,那里面的奥妙恐怕是至死也想不通的。

如果说欧洲因更重视公平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美国则因放任自由而被认为有损公平的原则。福山的历史终结点更寄望于欧盟而非美国,就因为欧盟所欲建立的跨国法制旨在超越主权和传统的权力政治,而美国的世界霸权,特别从伊战以来,一直都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在众多的批美论家中,近来在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个就是援拉康理论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怪才齐泽克(Slavoj Zizek)其人。他出书三十余本,中译本已有十数本之多,其走红中国的势头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米兰•昆德拉。数月前,在美国新出的小册子《始而悲剧,继而闹剧》(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Verso, 2009)一书中,齐泽克从近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谈起,全面诊断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困境,进而对他所期待的新共产主义实践作出了模糊的勾画。正如摩尔的纪录片巧于剪辑场景,齐泽克在他夸大其词的论述中大量插入了东拼西凑的引文和有关近来经济危机的见闻。在该书“共产主义的假设”一章中,他从如何界定“共产主义”展开话题,但那个新的共产主义具体的内容到底如何,他则语焉不详,只是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产生对共产主义需要的种种对抗性情势。书中重弹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阶级划分的老调子,把二十一世纪的战斗任务归结为组织贫民窟中“被损害的大多数”,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至于为什么要实现和如何去实现他认为必须重新发明的那个“共产主义”,他的论述则含糊其辞,最终也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解释。

由于对当今西方左派缺乏实际行动能力的情况甚为失望,齐泽克甚至想通过重新阐释文化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来探求他那莫可名状的“重新发明”。他试图在今日后共产世界的特殊情况下活学活用毛的“激进的批判”,发挥所谓“主观能动性的威力”。在强调市场的自由正是出卖劳力者的不自由之后,他接下来大谈了代议制的弊病。按照他的说法,一方面,绝大多数选民处于被动投票的情势,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面临的非常情况而不断增强了执政者的行使权,因此,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他援引法国毛主义者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话说:“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说今天阻碍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东西正是人民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盲目信仰。对民主制度下的竞选过程,他基本上持犬儒式的怀疑讥讽态度,他特别举粗暴专权的俄国总统普京和嬉皮笑脸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例,由这两个人把经济搞得很糟却仍有较高支持率的事实说明,今日的民主选举已萎缩成仪式化的空壳。若按照齐泽克的逻辑来看问题,甚至连迈克•摩尔那类好莱坞式的“社会批判”影片也由于其批判的对象与无限追求利润的市场共同协作而丧失了它那个“反资本主义”能指的颠覆意义。

除了大谈民主在西方的贬值,齐泽克更基于所谓“亚洲价值”的成功,进一步质疑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十分忧虑地向读者指出,面对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扩张,起初有不少论者还以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如此飞速地发展下去,到时候政治民主自然会水到渠成。然而现在的事实却令西方的观望者甚为失望,共产党不但拒不实行政治改革,反而在摆脱经济困窘后财大气粗,蠢蠢然翘起尾巴,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挑战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齐泽克因而发出警告说:“如果这种威权资本主义表现得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有效力和效益,如果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然伴随的结果,它反而可能造成障碍,那我们将何以置辩?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后共产国家中,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也许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缺乏现实主义的认识以及他们那‘不成熟’的期望了。”

如果情况确如齐泽克所说,那民众的不满又该归结为什么呢?

齐泽克毕竟是在南斯拉夫那样的前共产党国家从下长大的,他和他的同胞,以及前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广大民众,看来都有颇为相近的心思和情结: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共产专制,但未必期待在共产党垮台后全面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对接下来的社会转型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恰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渴求的是在国家的控制之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欢聚畅谈,他们渴求单纯而真诚的生活,渴求摆脱粗鄙的意识形态教条束缚和摒除遍及社会的犬儒虚伪。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见,主导抗议者的理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来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他们渴望某种可被称之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包括齐泽克本人在内,提起了那种被笼统地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情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怀念。他告诉我们,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原来,吃惯了大锅饭的民众当年所厌弃的主要是专制下的意识形态束缚和物质匮乏,从柏林墙这一边向那一边远远望去,他们只看中了那儿的自由和富裕。直到后来专制垮台,国民经济向市场化转型,他们才逐渐感觉到生存竞争的艰难,以及种种难以容忍的新出现的差别。正因从这种不适应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情绪出发,在后共产国家,有不少人又怀念起公有制年月的某些福利。

在东欧,除罗马尼亚曾一度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其它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在迫于形势的情况下顺从了天鹅绒革命的潮流。旧政权不得不与反对党坐下来协商谈判,交出了权力的大小官僚一般都没受到政治清算。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前共产党人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人事关系,比起民粹主义的异议人士,他们更能有效地管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趁变天之机,机灵者纷纷摇身一变,从原来的掌控政治权力转而掌控了经济权力,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发成巨富。国有企业部分地转入私人之手,大量的中年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一边欢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一边却眼睁睁干看着某些前共产党高官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这就是在后共产时代的俄国及东欧国家,大量的失意者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深有感慨地告诉我们: “当反共产主义的英雄们仍旧怀抱他们新社会自然会有正义、诚信和团结的梦想时,前共产党人却冷酷地迎合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和残酷竞争的市场新世界,对肮脏的骗术和腐败,不分新旧,他们全都兼收并蓄。在那些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扩张,同时又紧抓住政权的国家,这样的扭曲则更为加剧。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里的情况更其资本主义。经此匪夷所思的双重颠倒,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但却为此胜利付出了代价,共产主义如今竟在资本主义的地盘上安营扎寨,占了上风。”柏林墙倒塌的胜利转眼幻化为一场闹剧,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立的终结,反共人士看到了他们以前并未预料到的现象:前共产党官僚纷纷化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来自西方的投资者如今反而与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左与右的分野和转换一时间呈现出错位的怪象。在很多东欧国家的政党纷争中,反倒是从前在共产党政府中默默服务的实干家勇于与时俱进,那些前左派分子脑筋活,转轨快,更热衷推行私有化,民粹主义的右派群体却变得恋旧,舍不得尽弃公有制留下的遗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把抵制资本主义的情绪与反共清算的仇恨悖谬地扭结在一起。这就是天鹅绒革命所付的代价。在匆忙的社会转型中,一没完成革命的宣泄,二没建立健全的法制,致使经济在转型,正义却未得到转型。人民对新旧精英的幕后交易产生怀疑,他们难免感到世事荒谬,有一种受到历史愚弄的失落。每遇执政当局经济搞不上去,社会问题成堆,反共潮流便与日俱增。2008年6月,立陶宛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公开展示镰刀斧头之类的共产主义形象,并不许演奏苏联国歌。2009年4月,在波兰政府的提案中要将禁止极权主义宣传的范围扩大到共产主义的书籍、服装及其它对象,包括体恤衫上的切•格瓦拉头像。据齐泽克所说,在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同性恋权利和堕胎合法化都被划入共产主义阴谋淫乱国家民族的范围。他因此为共产党叫起了不平,说极右的民粹主义者把新的问题和挑战缩减为重复旧的斗争方式,指责他们沿用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段。

在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出现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齐泽克告诉我们,很多反共的左派人士由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幻灭的感觉,如今又回到了共产主义的旗下。他们爽然若失,深感反悔,很想在临死前与共产主义理念和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终其一生徒然反抗的那个东西,原来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齐泽克笔下这种既受骗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又幻灭于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之迷惘,可以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国家存在的后共产社会病症。但共产专制在那些国家垮台毕竟已二十个年头,齐泽克所列举的不满和失望,应该说,在转型初期或某些比较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从俄国到东欧,整个的情况实际上已有了很大的好转。齐泽克显然片面夸大了那里的后共产病症。如果说在美国,他那些共产专制垮台后的负面报道通常很难引起耸人听闻的效果,那么在中国,可就正好迎合官方有关东欧“剧变”多糟糕,“休克疗法”多可怕等歪曲性的宣传了。对不满现状的中国公众来说,更会由此激起厌恶资本主义的情绪。不久前,魏京生的一篇短文——《时代潮流的转型》——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他说东欧“许多反共的民主派人士越来越感到社会在倒退,共产党并没有被击败,而是转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专政背后仍然是共产党,列宁斯大林的专制共产主义体制。”如果你读过秦晖和金雁有关东欧变革的系列论述,仔细参照一下其中所提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魏京生此论的以偏概全之嫌,他恐怕是把他个人从某个东欧朋友口中听到的一面之词与他自己印象中难以抹掉的中国现状搅混在一起了吧。齐泽克书中那些反共左派人士回归共产主义理念的悖谬现象的确值得华人群体稍作反省,特别是那些以民运自居或在网刊上常发政治异议的人士,尤应自审自问:看他们一直反抗的某些东西是否也潜藏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要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清理,首先应该给自己来点有关资本主义常识的补课。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解释,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数据都归私人所有,资本家雇佣劳动力发展生产和创造利润,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行使,生产和销售主要由私人公司控制。简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它鼓励私人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追逐最大的利润。自由市场允许个人和公司从事其所擅长的产业,商品在自由市场的环境内进行交换,政府对生产过程和商品价格的制定通常都不作过多的干涉。价格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制定的,你生产出优质商品,提供了优质服务,才有可能得到优厚的盈利。而所谓竞争,就是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要力求降低价格和广开销路。自由市场经济的首要规则就是优胜劣汰,而最基本的条件则是不要政府作过多的干预。政府的职能仅至于通过立法和限制以保证公平的优胜劣汰。譬如,不许非法组织在市场上强买强卖,防止伪劣商品等一切欺骗性的商业行为,制止行业垄断,打击毒品、酗酒、赌博、色情等商业犯罪活动。正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所说:“让我们(政府)接受这些有力的措施,而不要去限制物品的价格,这是有违事物的本质的,也是不实际的。但是(政府)要惩罚投机,垄断,高利贷,及高税收。”美国社会正是在此一自由市场的原则下,快速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

但无庸讳言,在成功的经营背后,一直都有无数未成功的公司相继倒闭,更有无数的失意者挫折潦倒,饮恨吞声。公司经营有得失,个人事业有成败,这本来就是人世的常态,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多会以平常心看待之,只有左情左思者才惯于妄发齐泽克那类不平之论。此类人由于自己缺乏竞争能力而对社会怀有怨愤,一旦获得发言的机会,总喜欢把个人的义愤提升到代言穷人和弱者的高度。总之,不管怎么说,自由市场的实践已明确地证实,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之得以精益求精,优秀的个人之得以代代相续,优等的生活品级之得以逐步扩展,就是在此一看似冷酷,实则非如此不可的优化进程形成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如今营销全世界的名牌产品——从波音到微软,从德国的汽车到日本的电子器具,到法国的名酒和香水——全都是在优化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最大追求固然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因权衡利害的趋势本身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才得以调节胜负,排比高下,从而推进了市场的优化机制。当绿色产品更具有竞争的优势,当回报社会能建立更好的公司形象,当商品消费中更有文化意味可供享用,聪明的经营者就不再因唯利是图而一味把市场与社会责任对立起来了。经过权衡利害的调整,他们自然会在经营上寻求市场与社会责任的重新统一,以争取互利的结果:如采取鼓励雇员的参与合作,与顾客对话,重视环保,以及经营透明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这个被认为只是赚钱机器的东西逐步改进为实现社会福利最有效的工具。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在谈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问题时总结了九条经验教训。他指出,私有制是市场运行良好的首要条件。一般来说,财产所有权分人格化与非人格化两种类型,理想地看,两类形式中非人格化的所有权应占主导地位,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就东欧国家发展的顺序而言,则为从人格化的私有开始,然后逐渐向非人格化为主导的方向过渡。因此,科尔内主张国家鼓励个人化,也就是人格化的财产所有制。从独联体到东欧国家,其社会转型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从大规模的私有化起步。关于国有企业的变革,科尔内认为国有资产不应平均分配给每位国民,而应大规模地抛售出去。在企业变革后,未来企业的负责人到底应由原有企业内的人员担任还是从外面另求人选,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科尔内则认为交给外来者管理是最佳的选择。对亏损国企,他主张通过破产与清偿来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但他特别强调,在此过程中必须建立新的规则和约束。为建立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他所强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强化合同管理、严肃金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鉴于东欧国有银行的种种弊病,他认为银行的私有化势在必行,而强化法律和防止腐败,更是市场经济得以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

科尔内所总结的九条经验教训基本上符合上述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从独联体到东欧国家,上自政府,下到民间,这二十年来追慕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便是在上述经验教训的碰磕跌宕中谱写出来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了三百来年,其间经历的曲折和冲突有目共睹,至今仍危机时现,得在不断的调整中向前发展。而前共产国家要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重重的困难和举措的失误当然是在所难免了。据有关资料的统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经过一度的困难和混乱后基本上在步入正轨,如今已在提高和健全的方向上向前迈进。尽管局部地区还存在问题,而且前进中时有难以避免的危机出现,但就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日益改善的政治经济状况已在不可逆转地与欧洲接轨,而非如某些模糊影响之说所夸大的那样缺乏效率一团糟。

中国的东欧问题专家金雁在她最近的东欧之行考察报告中提供了很多澄清谜团的信息,根据她此行的见闻,用“东欧”来笼统指称那些前共产国家的提法如今已不太适用,而应予以废弃了。她提出了“新欧洲”的界说,并以此涵盖那些曾一度被冷战分裂到欧洲之外的前共产专制国家。这个“新欧洲”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可被描述为重返欧洲的复原过程。它们本来就属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欧洲世界,在摆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专制体制及其计划经济之后,经过了转型的“阵痛”,新欧洲国家正在与“旧欧洲”融合,而最终会全部纳入欧盟体系,最终在北约的协防下,势必将共产专制东山再起的威胁远远地杜绝在与现存共产专制国家的分界线之外。在此一复原的艰难过程中,不管后共产病症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不管在未来还会遇到什么难以预料的困难,共产专制的狂澜之已倒则是既成的事实,任凭左情左思者如何呼唤,也是落花流水,无可挽回的了。

至于齐泽克所欲重新发明的那个“共产主义”,按照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解构性的描述,仅为左情左思者迷惘的视境中游荡的一个幽灵而已。这幽灵只能“处于来临的状况……资本主义社会总算可长嘘一口气对自己说:共产主义将由于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崩溃而被终结,不仅终结,而且它根本未曾发生,它仅仅只是一个鬼魂。资本主义可做的只能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

阻止此鬼魂复活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就是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并非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不再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然伴随的结果,” 新欧洲国家二十年发展的实践恰恰证明,其经济转轨之所以历尽艰难而终得以稳步前进,正是从改革的起始即彻底废弃共产专制,建立和健全了民主体制的结果。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所有中东欧国家都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在选举活动中,除个别国家外,执政的共产党大都惨遭败选,痛失政权。共产党下野后,右翼势力独揽了大权,从此多党并存,打开了多党制选举的局面。这些党派不管打出什么旗号,制订什么样的竞选纲领,均在新颁布的宪法和政党法规定下遵守各政党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国家需一视同仁地向各党提供办公场所、设施及竞选经费;各党均有权出版报刊,平等分享舆论工具;禁止各党派干涉国家机关、军队、执法机关、国家舆论工具、教科文组织的活动;禁止成立附属的青少年组织和带有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禁止各党在工作单位建立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等等。多党竞争机制全面取代了二战结束以来一党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

二十年来,或左翼执政而右翼在野,或右翼上台而左翼下台,左右翼在不断的较量中良性地互动,以轮流坐庄的形式持续地发挥出优化选择的作用,而“回归欧洲”和“重新确认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就”,以及建立公正、人道和自由民主的社会等诉求则逐渐成为各党共同努力的目标。在左与右几经较量的回合后,近年来更出现了各自向中左和中右偏移的趋势,中间力量正在崛起,在很多国家,出现了由两党到多党组成联合政府的现象。这种由混战转向兼容的整合趋势,已在民主的角力中开拓出新的方向。

被外界认为情况最不好,而国内的如实报道又特别少的俄国,其实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去年十月十一日,普京访问德国,他在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如是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的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普京这段陈述中所保证和许诺的是否已在俄罗斯完全落实,读者尽可以打怀疑的折扣,但仅拿他如此坦率的表白与胡温讲话的拘谨陈腐相比,即可看出中俄两国的悬殊差距,以及中共的顽固和反动了。

齐泽克在他的斯洛文尼亚也曾竞选过总统,讽刺的是,多年后他草成这本“闹剧”小册子,却给当今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扣上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帽子。在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新欧洲”国家,民选官员如今都在力求讨好选民,选民的投票正在使左派与右派的对垒趋向含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不再基于各自所属的党派投出选票,而是根据执政者当下的施政效果来决定予夺了。远的不说,就让我们举眼前发生的事情为例。美国麻州一向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但不久前老肯尼迪病逝,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竟被共和党一举拿下。为什么?显然是某些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当局的执政现状有所不满而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再如当前台北市市长竞选的预测,据报道,竟出现了不少泛蓝选民表示要支持民进党参选人的戏剧性变化。就此而言,选民的手岂不也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在起着择优汰劣的作用!不可否认,在媒体的鼓噪下,选民有时也许会陷于盲目而为时势所左右,但只要他们的支持率能对不得人心的政策起到惩罚作用,民主制这个最不坏的可行之策总是对伸张民意和鞭策政府有好处的。特别是相对于至今仍在中共专制下受压的中国公众,不加分析地引入齐泽克那类消解自由民主价值的闹剧性言说,实无异于为中共批驳普世价值的论调提供了有力的帮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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