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4/16/2010              

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技术操作步骤(之一)

作者: 焦国标 焦国标

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技术操作步骤(之一)

焦国标 译编

参加今年1月泰国清迈维权会议的朋友带回一本60页的英文小册子《文明的异议——缔造和平的一套领导方法》,截取介绍了中美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内战——危地马拉内战获得和平解决的一段技术细节。向中国与会者推荐这本小册子的捷克与会者特别叮嘱:“希望从事维权事业的中国同行能看看这本小书;如果可能,最好将它翻成中文。”该书转至我手,大致翻阅之后,觉得确有必要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于是我在全文翻译的基础上,结合中文阅读习惯,对章节进行了分合增删,表述方式做了较大调整,全文题目也更换了,为的是使所述内容在汉语里更显醒豁。也许中国目前在大环境上与当初缔造和平时的危地马拉有相当大的不同,然而促成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精英阶层的那种堪比外科医生的冷静理性的精神状态和丝丝入扣的操作设计却是绝对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的。此小册子作者荷西•亚尔古塔(Jose Maria Argueta)是亲身设计和缔造危地马拉和平的核心智囊和操刀手之一。感谢他事后还写出这样的精彩的“技术操作说明文”以飨世界,以启迪世人。是为此文的缘起。

一、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历史背景

冲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互动行为。因而,冲突无法消灭,只能处理。有鉴于此,我们不打算达成“共识”,而是在弄清楚分歧背后的道理的基础上促进综合解决。这是一个尝试,一个促成中美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内战的冲突得到解决的故事。

与大多数冲突一样,根本上讲,危地马拉这场内战也起自“社会排 斥”。大部分危地马拉社会被长期排除在权力、资源和机会之外。通过合法或民主途径克服这种社会排斥的许多努力都失败了,强烈的挫败感随之而生。最终,某些人和集团转向暴力,试图以此争取自己的利益,达成自己的目标。

在此情况下,危地马拉政府面临三种选择——镇压、奖励或改革。镇压可能导至甚至更强烈的挫败感,那些被更远地排除在权益之外的人会把暴力的烈火烧得更旺。奖励可能导至得出暴力“有效论”,从而吸引更多民众,包括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焦按:排斥者堪比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暴力视为达到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改革则可能使排斥者产生失去权力的恐惧,从而将其强大的影响力转而用于反对政府。

当此之际,一旦做出错误的抉择,冲突变得无法妥善处理,局面就会发展成为一个程度吓人的暴力冲突循环,从而确定无疑地把社会撕裂。危地马拉这一处理失当的冲突和暴力循环,前后持续了30多年(1962-1996),导致超过20万人死亡,正式的说法是“危地马拉国内武装冲突”。

自1954年至1986年,危地马拉生活在一连串军事独裁政府之下。这些政府都以对付共产主义的需要作借口为自己的独裁政治辩护,其中个别独裁政府还把自己蹩脚地伪装成“当选”政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集团与军管政府之间20年的低度暴力和冲突之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叛乱于1970年代后期爆发了。最终,以至于连首都城外的公路上都有游击队的路障。无人知道叛乱对政府或社会的渗透究竟有多深。政治暗杀、野蛮的酷刑和有系统的“失踪”,在双方都在剧增。然而,至1980年,危地马拉军队在重组之后,便发起一场对叛乱游击队的猛烈反击。叛乱游击队摧毁了全部乡村,屠杀村民;他们的反叛策略也更狡猾世故,比如强调地方发展,把村民武装起来进行“自保”,以免遭受叛乱的袭扰。自1978年至1984年,100多万人逃离危地马拉到邻国寻求避难,超过15万人被杀。

1985年,在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危地马拉军队答应允许召开平民立宪大会制定新宪法。1986年,一位当选的平民总统宣誓就职。这即意味着政府与游击队叛军之间的第一次半官方接触得到了认可。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对话几乎立即陷入死局。接下来的18个月里爆发两起未遂军事政变,这说明危地马拉仍然深陷于暴力与镇压的循环,所谓“当选的政府”实际上徒有表面的虚饰。

二、一个卓越的国防部长

然而,到了1987年,改革派的阿连德罗•葛若马赫(Alejandro Gramajo)将军就任国防部长。他立即着手从多种源头(包括平民)寻求新的途径建议来终止内战。我(荷西•亚尔古塔)就是那些被咨询平民中的一员。葛将军发起的这一系列激烈碰撞的对话,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现行的指导危地马拉军队的《国家安全信条》显然需要更新。危地马拉军队执行的这个信条有两个核心构成部分:

1、共产主义对国家安全已构成严重的实际威胁,因而对付共产主义 可以采取非法手段。

2、唯一可接受的结果是彻底地在军事上战胜共产主义者的叛乱。葛将军凭借其领导地位,促使军官们思考一个新的保卫国家安全的信条。他们以“国家安全论题”名义下所提出的新原则,可以蒸馏出以下两个精华部分:A、持久和平和国家稳定只能通过合法手段达成。B、和平协商解决是叛乱方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只要这种解决有利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然而葛若马赫明白,在此时的危地马拉,他的开启和平协商可能性的新军事原则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挑战。当时,大多数危地马拉人,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城市地区的人,已经形成一个定见:战争只不过是“属于”军队和游击队的一场战斗。大多数国民,无论位于哪个阶层,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在观看两个战斗队缠打不休的旁观者;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们都会站在场外。葛若马赫的精彩突破在于:他明白了只有使这场战争成为全民“所有”的战争,才可能终止这场战争。葛若马赫比那时的任何国家领导人都更明白,仅属于两个战斗队的战争观,无法或很难让其他领域的社会公众对战争产生责任感,此乃通向协商和平和国家稳定的主要障碍。

在此期间,一个由我(荷西•亚尔古塔)和另一位平民(Cesar Lechuge)组成的二人小组,应国防部长之邀约,受命寻求一个可以使战争问题“国家化”的办法。我们二人的工作是直接与部长一起分析形势,进而制定出一个策略,把其他大部分危地马拉社会的知名要人(在很大程度上站在冲突之外的)拖进寻求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

我们做出如下判断:要想造成“冲突的所有权”已扩大为全国所有这种感觉,军队需要带头把其他重要部门和机构拖进帮助定义危地马拉“国家利益”的过程之中。这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得帮助说服这些其他部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他们狭隘的部门利益的角度,来审核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去教育尽可能多的危地马拉的关键领导人明白:“在追求个人眼前目标的同时,努力服务于国家利益,也是最有效地服务于个人总体利益的方式”,这个论断在运行正常的民主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的假设是:一旦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领导者群体开始从把 “国家利益”当成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一观念出发思考问题,战争就应该很快被全社会所拥有,并进而被社会当做一个整体加以解决了。于是,我们的目标就变成 了去得到这个从“国家利益”视角考虑问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人群体。

三、问题发现了

为了勾画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我们分析了一些成熟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新生的危地马拉民主政体一如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有选举,监督和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立机构,人权监察员,等等。可是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可使成熟民主政体正常运行的秘方:多种功能的机构和建立在信托基础长期行之有效的传统。它能广泛持续地把社会各界所有重要的利害相关人都拖至一张“桌子”前,进行公开交流、当面诘难、挑战和互动,尽可能妥善地处理国家范围内的种种问题。这个程序一旦开启,被普遍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便开始逐渐呈现,因为加入到这个程序之中来的利害相关人是有利益交集的。这个利益交集将不断显明其自身即为“国家利益”。

我们知道,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由于有多种相应的配套措施,以及在此过程中彼此的边界在“桌”上的不断改变,因而部门之间的得失很少被看成是零和游戏。有了一个可在这张桌子上确定的虽粗略但有用的“国家利益”观念,各机构的领导人现在甚至可以在分歧极大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却并未给国家造成大分裂。

与成熟的民主政体正相反,像危地马拉这样的新的不发达的民主政 体,缺少有效的机构和机制去制造一张可围坐在一起确认某种国家利益共识的“桌子”。相反,幕后的精英和有实力的利害相关人却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以不当手段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而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并未被拿上“桌面”接受挑战和锤炼。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利害相关人被处心积虑地排除在外。举行这种设限的沟通有着严重的缺陷,无法产生被普遍接受的“国家利益”共识。于是,整个国家制度体系迅速陷入一种人人为己、疯狂抢夺的堕落状态。

通过对成熟民主国家与危地马拉现状的对比,我们断定:阻碍“桌 子”在撕裂我们欠发达民主国家的战争中发挥正常作用的因素有三个。换言之,通向达成广泛国家利益共识的障碍有三个:

1、信任匮乏:二十多年的冲突已经把可能存在于传统危地马拉社会 中的大部分社会信任和个人信任扫除净尽。危地马拉社会普遍陷入多疑状态,对行为动机难以遏制的“第二猜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风气。

2、沟通匮乏:家庭和亲缘关系之外的沟通渠道中断。社会已经原子 化为无数孤立的大小不等的单元,不是根本不沟通就是沟通无效。

3、零和心理:大多数党派都认为自己生存处境险恶,因而协商解决 似乎是太危险了。尽力彻底制伏对手被视为当前国家情势下应对利益冲突的最现实的策略。

四、提出了解决方案

为了克服这三个关键障碍和“跨越式开始”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进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军队需要起带头作用。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此时在危地马拉历史上,军队最有能力召集国事会议,人为地再创造一张平台,将危地马拉各主要机构和部门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学习运用成熟民主国家通行的方式进行沟通。

然而,人为创造一张平台,这个抽象的解决方案说起来清楚明白,做起来却有两个真真切切的实际挑战:

1、用什么工具造这个平台:找到可以再造民主国家里通行的那种沟 通方式的类型正确、混合比例恰当的互动工具。

2、谁是真正适当的利害相关人:招募到围坐这张平台的、混合比例适当的利害相关人。

解决这两个挑战的尝试经过18月的试错,逐步设计出一个新方案,即逐渐被人熟知的“国家稳定 策略研究方案”。该方案有四个组成部分:两个工具和两个实体。

两个工具即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和高级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被设计为三节阶段,每个阶段要突破一个障碍。第一个阶段是“国际研究”阶段,要突破的障碍是处理信任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国家研究”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有效的沟通。第三个阶段是“策略研究”阶段,要处理的问题是克服零和式的思考。

高级国家问题圆桌会议旨在确定国家面临的五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五个问题也是上述三阶段课程的课程表的基础。另外,该圆桌会议还将在国家层面上增强该课程的信誉。

两个实体即一个基金会和一个中心。这个基金会具有高级的私人性质,“拥有”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和高级国家问题圆桌会议。此基金会对于保护该项课程免遭恶意反对,对于吸纳那种可确保该方案的两个工具正常发挥作用的参加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中心为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和运作该课程的工作人员提供场地。

所谓“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即意味着这两个实体运用这两个工具进行互动。四个元素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可以人为地创造一张平台的综合方案。在此里,参加者可以公开地交流、面诘、挑战和互动,一如成熟民主国家所展现的那样。

一旦我们把课程的核心内容敲定下来,下一步就是成立高级基金会 了。该基金会被确认为是拥有和操作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合法实 体。该实体将有两项使命:

1、保护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在一个陷入冲突的多疑的社会,任 何旨在促成重大变革的新举措都将引发认为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某些实力派人物或部门的敌对反应。无何倡议何种变革,无数对其“实际目的”和“秘密目的”的猜疑都会应运而生。一个强大的有着特定明确宗旨的高级基金会,对于把这种反对的规模降低到可操控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2、吸纳参加者:为了确保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成功,招募适当 类型和比例的关键领导人物加入到该方案的两个工具中,即一天的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和九个月的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高级基金会提 供必要的可信度,就无法把确保该方案获得成功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领导人物吸纳进来。

带着这两项具有挑战性的使命(保护中心和吸纳人才),我们需要创办一个实体,以确保无可非议的政治权威和毋庸质疑的政治中立。被认为中立将减轻对方案的反对;被接受的权威可以保护此方案,避免来自任何层面反对力量的 进一步扩大;二者结合起来则有助于招募到参加该方案的各行各类混合一起的正确人选。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实体命名为“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

关键字: 危地马拉 和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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