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议报》 】  时间: 4/19/2010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作者: 李元龙 李元龙

记者,编辑,总编,无冕之王,青少年时代,我就对记者,对编辑充满了敬意。王云生,史量才,储安平,章伯钧等等当过总编的人物,这些新闻界的王中王,对我来说,更是高山仰止般的人物。

四九年前的总编,值得尊敬的人物是不少,可是,时过境迁,此事已自成追忆,四九年后的总编,尤其是在党媒体混得有声有色,过得有滋有味的总编,则令人实在不敢恭维。

不难理解的原因,在文中,管他是正总编,还是副总编,我一律采用口头“尊称”,一律将他们呼为总编。

一位总编,其个人道德品质倒是不错,但是,他的新闻稿件,不仅具有新华体的刻板,更是充斥着新华体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党媒体味道。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欣赏品位不高,也是其特点。

刚刚调到这家报社的时候,这位总编对我们进行业务培训,其搬来一张在当年算是放得很大的,上面有当年的总书记和他人握手的照片作范本,眉飞色舞地对我们说他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感受”。以后,他又多次津津乐道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为了表现自己拍摄总书记的不容易和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执着,他每次都不忘了说,总书记的保镖如何人高马大,身手如何矫健了得。他记忆犹新地说,第一次因为“没经验”,举着相机靠总书记太近了,他被一个保镖像提棉花一样,将他提到了远离总书记的地方。

我听了的感受是,我要是受到这样的欺侮,我就收起家什,“老爷不干了!”其他总编们提到这件事情,总是笑话说,某总编执政的时候,举凡省级以上领导来到本地区,他谁也不放心,总是自己亲自出马,好像除了他,谁也完成不了这光荣而又重大的采写使命。

中共沾文化的官员们,据我所知,最起码,级别到了副县级,就享受公款出书的待遇了。一位总编收集书稿的时候,不管芝麻西瓜,几乎把自己发表过的,甚至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全都整理成了待出“书稿”。可是,出书经费不足以给他出全集,这位总编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忍痛割爱”,将原本数倍之多的全集“压缩”成了六、七百页的一本“选集”。书出来之后,本单位人员人手一册“斧正”。我随便翻了一下,让这位总编留下很多“遗珠之憾”的选集,其中赫然选入了《某某老干活动中心昨日开业》等等“作品”。我当时的感受是:将来我即使享受公款出书出书的待遇,这样的文章,打死我我也不收集在里面,实在太掉份了。

一位靠边总编想把自己得文字变成铅字,因为掌舵主编不待见他,变得十分艰难。但老骥伏枥的他偏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愿望十二分的执着。有一次,他私下找到一个和他私交不错的编辑,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塞给她“处理”。文章发出来,我一看,标题叫做《人间自有温情在》。我以为是他用新华体写的好人好事,谁知一看,我的眼镜差点掉地上打碎:感情总编先生写的,是自己住院期间,亲朋好友如何提了礼物,到病床前看往自己的“温情”啊!

一位从其他单位调来的总编,据说,他的来到报社,是为了解决他的级别问题。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写过新闻稿件,甚至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章。可是,人家是总编啊,记者的稿件,轮到他值班的时候,还得给他“斧正”,签字把关。可是,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他只好当甩手掌柜:我信任大家,大家再仔细些,我就不细看了,我只管签字就是。可是,偏偏那段时间,报社出了好几桩“政治错误”,比如我将李岚清弄成了“李岗清”,还有人将邓小平弄成了“邓不平”。

这位一看,生怕自己值班的时候发生“政治错误”,一轮到他值班,他就说:“举凡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指示的地方,你们告诉我,我得亲自把政治关。”

有一天,某编辑将自己认为看好了的清样给他过目,还真给他看出天大的政治大地震来了:三个代表,活生生白纸黑字给赫然弄成“三不代表”!天哪,我们党是三个都要代表非代表不可的,你却给整成三个都不代表,这不是要砸我饭碗,要我老命吗?从那以后,凡是诸如此类容易出现不得了政治错误的地方,这位都一丝不苟,圆睁双眼,用手指头指着,戳着,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读。旁边有人,他还会叫人也帮着“再把一次关”。

在这个记者编辑以歌功颂德为己任的国度,采写所谓反面报道,风险性格外巨大。反面报道出来了,往往有人上门兴师问罪。这样的时候,记者最可靠、有效的第一个保护者,理当是总编。有一次,我采用笔名,采写了一篇有关公安的反面报道。报道出来的当天上午,当时那个值班总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到了他办公室一看,公安局刑侦队长坐在他办公室里。刑侦队长的来意,是说我采写的报道严重失实了,得把他们公安纪委调查的“真相”也登在报纸上,为他们正名云云。这篇报道,我只是署名为本报记者,没把自己名字落上去,我知道公安会否闻过则喜。我的不具名已经毫无意义,这位总编不仅在第一时间出卖了我,竟然还答应按照刑侦队长的要求,要在报纸上全文照登他拿来的“真相”。

刑侦队长走后,我说,公安纪委调查公安违法的事情,也就等于是老爹调查儿子犯法的事情,这样的调查结果是真相吗?再说,我对我的稿件有信心。还有……。这位总编先生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我说:“算了吧,我们和公安局是友好单位,我们有好多公事私事,,是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的。”

可是,按照公安材料全文照登,也太荒唐了。部室主任力争的结果,就是部分刊登了公安调查材料。

100多年前,来到云南、贵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写了许多书稿。2002年,这些书稿经翻译后,题名为《在未知的中国》出版。当时,我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中共对宗教很敏感、反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总编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不妙。

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谁想后来,其中一个总编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细润”,还是愧悔的“细润”,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细润”?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一年,本地区中考题目偏难而且大大超出事先划定的考试范围。结果,那年的中考成绩大幅下滑,各县市教育局,尤其是教师们对此很有看法。在采访了几个教师后,我的《中学教师对中考试卷的质疑》发出来了。

没想到,负责出题的地区教育局,尤其是各科试卷的出题教师对我的报道很是不满,有电话问罪的,有登门问罪的;有口头问罪的,有书面问罪的。当时,我被两个总编叫去“谈话”。我给他们说,出题教师说我的报道失实,可是,更多教师和县市教育局都说我的报道写得好,如果打官司,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证据支持我,你们可以听听他们的看法。

可是,两位总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而是说,报社记者编辑许多子女还要读书,还要求教育局。还说什么,党报不适合对考试试卷指手画脚。我说,《中国青年报》不也是党报,它还年年对高考试卷品头论足、横挑鼻子竖挑眼呢。总编们说:中国青年报是中国青年报,我们是我们。你不能强词夺理,只能无条件接受处理结果:扣还稿费,扣发当月奖金。至于教育局和出题老师那里,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协调。

“协调”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个总编去请教育局官僚和那几个愤愤不平,气喘如牛的教师吃饭喝酒,并在饭桌上宣布了我已经受到扣回稿费等严肃处理。

一个原来在某机关上班的总编,有一年的一天,他去参加职称英语考试。考试通过之后,这位和我一样的典型的英语盲总编在办公室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作弊考试的经过:“监考老师走到我桌子前,用手轻轻敲打我的桌子:老同志,时间不多了,抓紧些啊!一张有答案的纸条,就这样到我手里了。”

有一年报社招聘记者,当年的招聘,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后来,其中一位对我说,他是送了某总编一万元钱,才被录用的。但当时这位总编说的是,他将被录用为正式记者,谁知他和别人一样,也是个临时记者。离开报社后,这位临时记者索回了这笔钱。

有一年,报社搞“中层干部”招考。当时的部室主任曾经两次对我说:“有领导想用你,你得报名竞选,并好好争取啊。”我知道“好好争取”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屑别人习以为常的跑送。所以,领导没有见到我的“争取”,我也没有戴上领导已经向我频频招摇过的乌纱帽。

有一天,一个曾经的记者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她亲眼目睹的,发生在某“歇凉”总编身上的闹剧。这位曾经的总编,他老先生有一天去开什么诗词楹联会议。会议一项内容,就是选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来。按说,这是个有名无实的“社会职务”,境界稍高,根本不屑一顾。可是,老总编不仅对这个乌纱帽很感兴趣,另一个也退休了的,本地区老干体诗词代表“作家”对这个职务也很来劲。狭路相逢互不退让,二位先是打口水仗,接着便老拳相向,把个本该雅静的诗词会场给闹得乌烟瘴气。套用一句流行话,这就是总编也是人,也免不了官瘾总是过不足的俗气吧。

某总编,我进入报社以来,没看到过他写过什么文章。他的特点是:爱接下亲朋好友又臭又长的党八股关系“理论文章”,然后交给值班编辑“处理”。有的“文章”是在太臭,按照党八股最低要求也不行。可他不管这些,编辑发完了,他还连连催促,直到发出为止,弄得编辑就怕他值班,就怕他塞稿子。

一个财神爷,写了篇介绍某画家的文章。其文最大特色是:“开篇”数千字了,他的文章主人翁名字还不见出现——他还在“教授”中国绘画史呢;文中只要提到某个古今知名画家,他就要把这个画家的生平,主要成就等等从头到尾不厌其烦介绍一通。就这样的文章,财神亲自交给两个总编的时候,特别进行了关照:“我的文章,一个字不许改动、删除。实在有疑问,一定得请示我,由我定夺。”

当时,有编辑就指出,别说如此前无古人、闻所未闻的霸道要求,就这样的文章,登出来,会遗笑大方的。可是总编们说:你们别管,求人家的地方多着呢,以大局为重吧。

可是,一个不知轻重,新来不久的编辑看清样的时候,把几个明显的错别字给改了。这下不得了,财神一个电话打到总编办公室,一通狗血淋头的训斥还不解气,还口口声声非叫责任编辑到他办公室说过一二三。总编听了,只是唯唯诺诺,洗耳恭听,看得记者编辑们摇头不止。

哀叹本地区连年获奖新闻太少,有一年,总编们决定:今年花点代价,将今年本省好新闻评委们邀请到本地区评选今年好新闻。陪吃、陪喝、陪玩几天后,本地区好新闻倒是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美中不足的是,最后的晚餐是按照官衔级别安排桌子和礼物的。这样一来,一个没有能够跻身地厅级桌子,没有领到地厅级纪念品的处级新闻检查官就不高兴了:“瞧不起人不是?报纸年审的时候,你们找瞧得上的人盖章去!”

总编们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带上地厅级礼物,另外加上一些土特产等等,赶赴给气回省城的处长家负荆请罪去了。

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知道,校长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教师、学生,总编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编辑、记者,往往是毫不含糊的,如蔡元培、史量才等等,莫不如此。但是,2005年9月9日我被抓的那天,就是总编刘某某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给特务们抓起来的。在特务们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刘不仅没有为我说一句话,反而对不肯把家门钥匙给特务的我说:“给他们吧,配合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

出狱后,妻子给我看的她2006年3月10日手机收到的一条短信:刘某某打电话要我给你讲,有个大领导要你们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怕会对李元龙不利。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要我把劝说结果给他汇报,我该怎么对他说呢?

亲人们得到的类似“关照”,不只是来自这位总编,还有其他人。这给我的感觉:这位总编,他和国安们,就像一个专案组的,是陷我于当代文字狱一个重要的人物。

2000年11月8日,中共第一次赏赐给喉舌记者一个“节日”解馋。当天,到一个风景区嬉戏打闹后,报上发表了题为《欢欢喜喜过个节》的报道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编辑老记们既感到了一种荣耀,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不通,原文如此)。另一篇消息则报道了地委、行署“几大班子”,宣传部领导对全区新闻从业者的“关心和问候”,本报总编对此表达的衷心的感谢。还因有了“自己的节日”而“由衷地感激江泽民总书记和丁关根同志要求关心和爱护记者。”

我悲哀地想,总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总编们,你们就这样当总编?这就是新中国的总编?

2001年的记者节,一篇相当于记者按的、某总编执笔,题为《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的文章出现在报上。文章第一段就称,“能在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应当感到庆幸。这个时代的记者,……是和平盛世的歌者”。

我的感觉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时代当一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阉割的太监记者;当一个实际上是被党棍、官僚包养了的卖笑记者;当一个只能龟缩船尾、却自称是站在船头的有名无实记者;当一个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扒粪”,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没有的记者,实在是莫大的不幸。就凭这,总编们,你们还敢“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

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报社仿佛发了一笔横财般,几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个当天值班的总编,都幸灾乐祸,喜形于色,叫好不停。经过某部室门前时,我看到了显然是前来与民同乐的一个总编正与喽啰们谈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有一个快活得差点就到高潮的喽啰把手往嘴上比了个喝酒的动作:干脆,下班后我请大家喝啤酒,我们好好地庆祝庆祝!众喽啰和那位总编齐声响应:好的,该好好庆祝一下——你美国再霸道,还是有人收拾得了你的!

当时我对某总编怀有幻想,我企图在他这里听到一句有关911的人话。我说:“亏他们说得出口,居然说美国世贸大楼被撞替他们出了口恶气,死者中有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如此。” 谁知,这位完全让我失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你看看,那美国把我们中国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路见不平嘛。”

仅仅因为文字狱,我坐牢两年又六天。在此期间以及出狱以来,只有一位退休的总编以个人名义到看守所看望过我一次。对于打电话将我骗到他办公室给特务抓捕的那位总编,我在狱中的时候,就想通了的。至今,我还是这样想:哪怕他只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请我理解、体谅他当年的难处,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我就完完全全地原谅他了。可是,时至今日,2010年4月16日,这位总编还是片言只语人话也没有。

看来,想等他今生一句人话,只是我的一相情愿加痴心妄想了。当我想到他也是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忘了他还是一家党报的总编。而且,他看重的,显然更是后面这个身份。

“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国有国格,报有报格”,“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有胆有识的总编辑,在四九年以后,早成行将绝迹的珍惜动物了。偶尔出现个把称职的总编,就会如储安平、程益中等等那样,被关进监狱。剩下的,尤其是能在党媒体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所谓总编们,只能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完整人格,没有脊梁骨的,有名无实的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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