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新世纪新闻 】  时间: 6/4/2010              

2010年6月3日夜晚木樨地路祭纪实

作者: 丁子霖 丁子霖

我们一直等待着6月3日夜晚去木樨地桥头为死去的亲人祭奠。去年的这一天,我们被国安禁止,没有去成。今年,我们说什么都得去。但是,还没有等到6月,决定和我们一起去祭奠的杜东旭夫妇就“被邀请”到武汉干休所去“休养”了。还有一位徐珏女士,她今年得了癌症,而且正在进行第二次化疗,我们叫她不要去,她一定要去,她由她的小儿子陪同一起去。但是,到了6月3日夜晚,她那里的警察说什么都不让她母子两人去。十九岁中学生叶伟航的妈妈尹敏,早几天那里的警察就不让她单独离开家门了,说要到5号才解除。袁力的父亲已经94岁了,年迈体弱,目前正在住院治疗,他84岁的老伴行动不便,去不了了。其他亲属都是外地的,不能来。这样就剩下我们两位了。安全部门看我们态度坚决,没有来阻止我们,但提出的条件是:不打横幅,不“聚众”一起去,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6月3日夜晚,我们的亲人饮弹倒下的一刻,我们只想在那块血地上陪陪他们,给他们洒上酒,点上香烛,献上花,向他们说上几句话。

 

 

 

 

6月3日夜晚10点一过,我和老伴便带上祭奠用品离家了。我们拒绝乘用国安提供的便车,自己找了辆出租车。国安的车就在后面随行。夜深了,路上车少人稀,我们十点半到达目的地——复兴门外大街29楼前、地铁木樨地站路北出口处。

我们一眼望去,29楼东头与大马路之间已经拉上了警戒线,从东头到西头靠大马路又竖起了一长条大栅栏。线外、路边已经集聚了好几堆人群,我眼花缭乱一下子也没有认出几位热悉的记者,只听得日本NHK的田中先生在一旁轻轻叫了我一声“丁老师”,我默然点头回应。我们进入29楼前的空地时,身后又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把29楼前那一大片空地都围了起来,圈内有好几层便衣,圈外也有便衣、穿警服的警察、載红袖套的社区协勤员,以及外国记者,围观群众,足有好几十人混杂在一起,不时发生冲突,便衣粗暴地推搡外国记者,抗议声、叫骂声,此起彼伏。

我和老伴默默不语,静静地坐在地铁站出口路沿上,等待着徐珏母子的到来。

冲突越来越频繁,叫骂声不绝于耳。安全局负责人大概担心场面失控,要求我们提前祭奠,我说不行,说定11点开始的,我要等徐珏来后一起祭奠。

5分钟过去了——这五分钟对便衣们来说也许够长的了。他让我与徐珏电话联系,开始我电话联系不上她,她家中电话和手机均无人接听。我感到事情不妙。果然,不一会儿,徐珏来电,说警方把她母子俩堵在家里,不准外出。她的情绪异常激动,在电话里可以听到她气愤地训斥身边的警员。徐珏重病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是不能动气的。白天又刚做了化疗,我只得在电话里语不成句地连连劝慰她。

我们不得不在10点45分提前举行了祭奠仪式。我和老伴拿出蜡烛、烛台、香炉和炷香、红白双色的玫瑰花,一瓶白酒,最后再拿出早先准备好的一条黑布条幅,上面平排贴着包括我儿子捷连在内的十位在木樨地遇难者的照片,每张照片下方都贴有他们的名字。

本来我们在每张照片前方还分别摆上了小烛台,但当夜这里风大,刚点燃的蜡烛就被风吹灭了,好在我们准备了一对高大的插有蜡烛的烛台放在我儿子的遗像前。然后我们鞠躬行礼默哀。我手举酒瓶挨个儿给遇难者奠酒致哀:

她是马承芬,1989年她53岁。我说:“马承芬大姐,您是我找到的在木樨地遇难的年长者,他们都是您的晚辈,恳求你在另一个世界对他们都关心和照顾。……你的老伴被送到外地‘休养’去了,不能亲自来祭奠您,他们委托我了。”

第二位是肖波,北大化学系讲师,遇难时27岁,我说:“一个能长久被人怀念着的人是幸福的。你老母亲已经病故随你而去,如今你那远在湘西的老父亲已病重在床,无法圆他来京的梦了。他早先就托我前来为你祭奠,我一定要来的。你当时一对才70天的孪生子如今已是在校大学生了。”

第三位是郝致京,中科院助理研究员,遇难时30岁。我说:“致京,我知道你是家中独子,父母都年事已高,而且料理完你的丧事后,他们俩决心再也不踏上北京这块伤心地了。年复一年,都是由同命运的老父母在万安公墓为您扫墓。几年前你父母委托我在你倒下的地方为他们祭奠,我今天终于为你们实现了。

第四位是吴向东,遇难时才21岁,夜大三年级学生。他父亲十五年前已陪伴在他身边了。现在他妈妈又患了癌症。我说:“向东,你妈妈是好样的。你们父子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她战胜死神,度过这一劫吧,我们都需要她啊!

第五位就是我们的儿子蒋捷连了。他遇难时才十七岁……我泣不成声了。我说:“我只能在梦中相见了。现在父母都老了。爸爸又有病,但我们会竭尽全力……我们不会放弃的……。

第六位是叶伟航,北京高三学生,遇难时仅19岁。我说:“伟航,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学生,就在高考前你遇难了,你正直无畏,我也知道你妈妈多么深爱着你,她是个刚性的人,可是只要一提起你,她就热泪盈眶。这次你妈妈被警察限制在家,不能来,今天我代表她来了。”

第七位是邝敏,北京叉车厂工程师,遇难时,婚后不久。六四十周年时,他的老父亲和我们一起祭奠时,曾说:“邝敏,老爸会尽力为你讨回公道的。”如今,他的话语犹在耳,可惜病故多年。在他弥留之际,我对他许下诺言:会继续,永不放弃!

第八位是陆春林,人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遇难时27岁。我说:“春林啊!你与我们同乡、同系,又是与我们的儿子遇难在一个地区的,可是我们与你生前无缘相识,只是在你遇难后我们才来到你出生地——苏南乡间,见到了你父母,见到了你的墓地;才得知你是从一名小学生考到北京,成为一名大学研究生。你父母老了,又远离北京,他们早就托我这个同乡前来斟酒了。”

第九位是袁力,机床研究所助研。遇难时28岁。我说:“袁力,你父亲已经94岁了,现病重住院,你母亲也84岁了,腿骨受伤,行走不便,我代表他们给你斟酒了。祝愿你在天之灵保佑你老父亲平安过关,康复回家。

第十位是李得志,北京邮电大学的硕士生。我说:“得志啊!你爸爸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少年丧母,你是三兄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一直以你为荣。可是厄运突然降临,你的一张遗像一直就挂在他的房间里,他对你的思念心切,你的在天之灵保佑爸爸健康平安吧!

我和老伴终于完成了难友们的嘱托。但此时我终因悲伤过度体力不支,原现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双腿乏力,在走向计程车的途中瘫倒在地。稍事休息后勉强乘车回家。

写成此文以告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迟告为歉!

关键字: 木樨地 “六四” 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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