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13/2010              

立法进步不能总是付出高昂代价

作者: 田奇庄 田奇庄

《刑事诉讼法》早就明确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内容。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程序保证,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赵作海案”事发,再一次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义愤。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前者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列明了对各类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的规则,后者对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规范。原则性总算有了可操作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终于有了逻辑关系。

这样的进步实在太艰难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居然没有一部刑法。多少有点权力的人,包括红卫兵、村干部,革命群众都可以随意侮辱、惩罚、斗争他人,乃至轻易将人置于死地,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就更不要说了。有了无法无天的领袖,必然会有天文数字冤假错案。总结了文革教训,执政党提出必须依法治国。然而,在宪法公民权利未能落实的情况下,具体的法律只能是半吊子法律。其功能就是为刑讯逼供者大开方便之门,使被屈打成招者求告无门。

本人曾多次听当事人家属反映,疑犯被捕后,警方为了尽快获取口供,往往使用各种刑法。其中最常见的是连续几个昼夜审问不许睡觉,有的用橡皮棍殴打,见不到外伤。法官审案时,当事人如果说自己受刑讯逼供,法官就让当事人拿出证据。当事人完全在警方掌控之下,且没有外伤,根本不可能拿出证据,于是法官当场予以驳回。打了白打,打了能破案,破了案能立功获奖,警察们怎能不大打出手。

法律本身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实践早已检验出了法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历经半个多世纪,居然解决不了这么一个在法律界看来是小儿科的问题呢?为什么非要等到发生了一场场悲剧,激起众怒之后,才硬着头皮改进呢?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法律的每一次小小进步都要以无数悲剧为代价,那不仅仅是国人的悲哀,更是当权者的耻辱。

是国人缺少教训吗?不是。且不要说共和国前三十年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制造的滔天罪恶,自《刑事诉讼法》问世后,由于刑讯逼供造成的冤案就数不胜数。一起起冤死冤判,一次次国家赔偿,不仅令法律蒙羞,更让国人发出了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的感叹。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是国人缺少智慧吗?不是。据说,早在《刑事诉讼法》立法之初,就有学者郑重提出,应设立必要程序,防止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然而,有关方面却以种种借口,将学者的正确意见否掉,只保留了所谓严禁的原则性要求。

是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吗?更不是。文明发达国度总结了无数经验教训,早已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司法程序,足以保证每个环节都能避免刑讯逼供,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是米兰达法案。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要由司法部门独立关押。警察如果需要提审,必须有当事人的律师到场,否则,其供词法院不予采信。这些现成的制度无须缴纳专利费就可以拿来使用,完全用不着自己另起炉灶。

是为了照顾警察素质低吗?也不是。靠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警察毕竟少数,而且是警察中的无能之辈。警察中高素质的人有的是,问题在于有能力的人往往得不到重用,《刑事诉讼法》的现状给刑讯逼供创造了条件。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办案环境,怎么可能打造高素质队伍?

排除了这么多可能,原因究竟何在呢?事实显而易见,中国大陆的立法原则是首先满足掌权者的需要,以便于他们使用权力且不承担责任。凡是约束、限制权力的法律,要么不予理睬,要么无限期推迟。《刑事诉讼法》的命运是这样,《新闻法》至今没列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也是基于同样原因。这样的立法原则决定了公民权利难以维护,也决定了权力集团的肆无忌惮。

警察应当成为文明代表。文明的表现多种多样,但起码有一条,警察不能和流氓一样随便使用暴力——无论其理由有多么正当。警察与流氓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很容易产生使用暴力的冲动,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警察完全可能成为新的罪犯。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其实,不设立防止刑讯逼供的程序,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爱护警察,而是给警察犯罪创造条件。当官方保护的刑讯逼供能够大行其道时,当局所标榜的中华民族文明礼仪又从何谈起?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严禁话题。世人都知道,没有强制性具体保障,严禁只是一句空话。这是起码的常识,根本无须思考。我们能想像只有刑法,没有警察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吗?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就严禁公款吃喝,现在吃喝成了什么样子?中国足坛一直强调严禁打假球、严禁赌球,结果呢?不但球员、裁判赌、领队赌,连足坛掌门人都成了赌棍。严禁以权牟私的高调已经将国人的耳膜磨出了老茧,如今大家已经再也不议论类似话题了。刑讯逼供是公安部门顽症,面对如此现实,只提原则要求,不设立程序保障,就等于庇护纵容。

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说到底要靠法律进步来实现。一个国家的野蛮和落后,就是因为法律不能规范和限制权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一次制订出完美无缺的法律,问题在于,文明理性的国度,在出现问题之后,能举一反三迅速纠正。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需要法律规范的国家,居然把显而易见的常识性法律缺陷足足拖了六十年不改!如此立法行为如何取信于世人?如何跟上世界文明的潮流?

当然,如今总算有了两项若干规定,这要比继续不设立程序还算得上是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司法进步都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都要拖上这么长时间,中华民族只能无可救药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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