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2/2010              

立宪党人的革命

作者: 黎建军 黎建军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时间到了1911年,革命就并非是孙黄一党的专利了。立宪派的大部分地方领袖在与腐朽的清王朝进行了多次博弈而毫无结果后,心中未必没有革命的念头。只不过与孙文一派单纯的武装暴动不同,立宪党人更注重发动广大的民众与自己一起干,他们是由维权走向革命的。

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也即1911年3月13日),中国传统的春节刚过完不久,因为立宪派国内的主要领袖人物徐佛苏再次倡导革命,引起梁启超的高度关注。故梁启超写有长信一封,专门与徐佛苏探讨有关革命一事:

“佛苏足下,初谓公已南下矣,故有两书皆寄上海,今乃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我究与此妖魔窟相隔稍远,若我与公易地处,则厌世思想或更甚于公,未可知耳。但我辈既遘此闵凶,终不能一瞑不视,遂以自谢,即日厌世而消遣此无聊之日,亦当行吾心之所安。读公去腊惠书,几欲一齐放倒,仆期期不敢谓然。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

来书述皙子语,此诚鞭辟近里,体验有德之言。仆数月以来此种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无取用其所短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彼辈(似为吾辈)则以为目的者也。若如来书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挟以自进,则以此为手段者也。令诚欲以此为目的,则固有商略之余地,若欲以为手段,则不诚无物,吾所绝不敢赞同耳。要之,此问题非面见不能决,公能一来,所最盼耳。“(《梁启超年谱长编》541—542页)

徐佛苏是湖南长沙人,1903年11月4日,与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胡瑛等人一同发起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举义失败,徐佛苏随同黄兴等人一同逃亡上海, 因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一案被捕,出狱后即逃往日本,投入梁启超门下,从此倡导立宪政治。

梁启超在信中所说“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显然指的是徐佛苏当年参与华兴会时,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一事。自1908年7月开始,立宪党人用和平方式上书请愿,希望清廷开启宪政,速开议院,但两年多来,清王朝丝毫不为所动,使得立宪派人士对清廷大失所望,所以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立宪党人曾在徐佛苏所主持的国民公报社里密商新的斗争方式,曾作出这样的决议: 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

会是在徐佛苏所主持的报社里召开的。徐佛苏不可能不参与其中。所以会后不久徐佛苏曾有书信一封寄给梁启超,反映了当时立宪党人欲用激烈方式倾覆清王朝的打算。故此,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有“读公去腊惠书,几欲一齐放倒”之语,可见在1910年末至1911年初,国内立宪派对清王朝的态度已经有了本质的改变。

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虽然委婉地以不能放弃自己所长改行自己所短而表达自己不赞同革命的主张。但从此后,他的笔端却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推翻清王朝的愿望。发表于《国风报》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就明白无误的反映了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我国民未尝有事弱于人也……徒以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之二十六)

而在另一篇题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中,梁启超解释了自己对清王朝的态度为什么转趋激烈: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唯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在所有的立宪派领袖里面,态度最温和,反对革命最力的人应该是张謇。当年的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余芷江在回忆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前后立宪党人活动的情景时,曾有这样的内容:我记得有一份电报是沈恩孚起草的,张謇看过。电报底稿一直在我家里,抗战时被日军搜去了。这份电稿内容是江浙士绅要求清帝退位的。本来要张謇起稿,张说,清廷对他还有点恩,他起不下手,所以改推沈恩孚起草,由张謇、汤寿潜两人领衔发出。到了此时,张謇还放不下面子,可见对清廷,张謇的感情有些复杂。

也许是因为中过状元的原故,与所有的立宪党人相比,张謇骨子里面对清廷始终有一线幻想,所以对于清王朝不愿即开国会,他不像其他立宪党人那样态度激烈,而是选择了忍耐。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宣统三年亲贵内阁的出现,让这个立宪党人的全国领袖也愤怒了:自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枢密疆吏,皆政府代表朝廷也,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很显然,张謇的愤怒是因为他看到了清王朝马上就会灭亡,但清廷却不思改变。

1911年6月4日,已经打定主意用激烈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立宪派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宪友会。由于从成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间,所以现在所谓的史学家们很少看到宪友会的成立对中华民国建立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宪友会成立时间虽短,但其酝酿的过程却很漫长,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末的立宪运动时期。而且一经成立,其组织就遍布全国。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宪友会的地方领袖都是各省谘议局的领导人。当时既是宪友会各省分会领导人又是省谘议局领导人双重身份的立宪派领袖人物就有:汤化龙(宪龙会湖北省分会负责人、省谘议局议长 下同)、梁善济(山西负责人、议长)、袁金铠(奉天负责人、副议长)、谢远涵(江西负责人、议长)、高登鲤(福建负责人、议长)、刘崇佑(福建负责人、副议长)、方贞(河南负责人、副议长)、甘德蕃(广西负责人、副议长)、籍忠寅(直隶负责人、资政院议员)、李良材(陕西负责人、副议长、)、蒲殿俊(四川负责人、议长)、罗纶(四川负责人、副议长)、陈黻宸(浙江负责人、议长)谭延闿(湖南负责人、议长)、窦以钰(安徽负责人、副议长),这样一份名单,足见其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故此,宣统三年六月四日的《时报》曾有文章称:是党(宪友会)之好处,一则其党员多谘议局之人,或与谘议局有关系之人。一则其各省支部多由各省谘议避议员担任组织,故此党之党员,将来必各省人皆有之。以吾国幅员之广,交通之阻滞,吾敢信无论何种政党其所吸收党员之多,无有能及于此党,其所吸收党员之能普及于各省,亦无有能及于此党也。谘议局是清王朝认可的合法机构,其领导人也能借助这一公开合法的平台从事活动,因此,其在地方的势力和影响力是革命党人望尘莫及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是因为第二天就得到了宪友会的湖北省负责人,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的公开支持,并由汤化龙向全国的立宪党人发出响应武昌起义,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号召,才导致短短一个月内,就得到十四省响应。

对于宪友会的成立,张謇似乎有不同的想法。所以6月4日宪友会在北京成立,张謇此时也有事要去北京,他却故意绕道避开。但不赞同成立宪友会,并不表示他认同清王朝。在张謇看来,当时能够稳定中国政局,避免大量流血伤亡的唯一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因此,虽然袁世凯被清廷解职,赋闲在家,张謇仍然专程前往拜访袁世凯。在张謇此行的随从人员刘厚生所著的《张謇传记》里,记录了一段袁世凯对张謇说的话: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遵从你的旨意而行。但我要求你,必须在各个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你同我合作。张謇和袁世凯的“洹上会晤”,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的基石。

在立宪派的领袖中,梁启超虽然不赞成用暴力推翻清王朝,但他却在宣统三年发表世上不会再有宣统五年的激烈言论。张謇表面上极力反对革命,但他也在1911年6月就着手寻找清王朝灭亡后的替代者。

而对于更为激进的蒲殿俊、汤化龙等人来说,他们等待的是一个能揭竿而起的时机。所以当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发布,南方各省保路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时,这些已经决心用激烈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立宪党人,毫不犹豫的投入到了保路运动之中,而且在这场运动中毫无争议的充当了领导人的角色,保路运动的日趋激烈,又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由此可见,到了1911年,中国立宪派对于用激烈方式推翻清王朝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即便如此,立宪党人的革命方式还是与孙文动辄四处暴动的革命有质的区别。立宪派认为革命必须等待时机,所以他们的决议里最为关键的就是: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的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可见他们一再强调的是革命的正当性。这与孙文一派只要集合起一批死士就举行武装暴动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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