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9/2010              

黄丝带行动与僵持前阶段策略

作者: 陈卫 陈卫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在破除形而上的神话后,选择民主或专制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阻挠民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僵化,而是利益集团对其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舍弃的不甘心。

在利用民主的号召和历史决定论的诱惑取得政权后,中国出现了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党前期还是为了支撑他们奋斗的信仰聚集权力和财富的话,那么自七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崩溃已经让中国的执政者明白他们以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信仰的垮塌对于中国的政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官方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挣脱出来,将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和长期积累的需求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官方顽固的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致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官强民弱的畸形社会,社会不公和腐败跃居世界前茅,社会矛盾堆积如山,使社会共同体犹如坐在炸药桶上,面临随时崩溃的危险。中共目前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将和谐作为执政目标,就是面对社会矛盾无法疏导和处理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个富裕之家绝不会提出让大家吃饱饭一样,一个和谐安宁法治健全的国家也不会将维稳和和谐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信仰垮塌带来的另一个效应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转移并受到怀疑和威胁。当中共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时,由于目标单一,以及意识形态加上严密控制,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对马克思道统的坚持。由于目标的高远缥缈,实际人们无法对这个目标检验和质疑,以致它们的合法性很难在内部受到挑战。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在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事实上的稳定。但是信仰垮塌,或者说国家目标的转换,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作为来评判其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而将执政者的合法性从天上拉回人间,也就是将不可质疑不可挑战的公共权力置于人们的视线中。

中国现代政治的目标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是否要抛弃一党专政,而是怎样实现从一党专政转型到宪政民主国家。理论上的争执只是利益上纠纷的表现,当然数十年的灌输教育和社会实验,足可以让一些人产生惯性思维,这并不奇怪,就象凯恩斯所说的:新思想战胜旧思想并不是拥有旧思想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们成长起来,而拥有旧思想的人们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说来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但其中大多数时间可以归结为个人对制度的挑战,悲壮成分居多。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怀疑以致与一个现行的具有正统地位、具有欺骗性的政权决裂从刚开始一定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行为。人们不能跨越自己的肩膀,这也是理解民运历史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漆黑道路上摸行者苛刻,我们应该记住民运是有记忆和历史的。

在一党把持政权先天合法性丧失后,剩下的就是欺骗性宣传和赤裸裸的维持。虽然是非问题很容易弄清,但是强大的习惯和集团利益却不是那么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民主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却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革命派、组织派、暴力派、渐进派、颜色革命派,众说纷纭。评判其中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将自己长期思考的一些所得与大家交流。

转型路径取决于对形势判断

许多人在选择民主运动的策略和路径时的依据是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受到历史事件和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情绪大于理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略提出而实际效果很小,就可以明确,这些东西闭门造车的成分有多大。

批评不是目的,因为严格说来,包括笔者在内大家都不属于职业政治家,良好的初衷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但是现实的估计不足也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只有在对现实充分全面的判断下我们才能做出民运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方式的结论。

僵持前阶段是现阶段的特点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民主化的什么时期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当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局势判断失误可能会给民运带来巨大的危害,而我们已经交了巨额学费,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再疏忽大意。

对于局势判断,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确定。首先,我们是否处于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从纵向的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种铁桶似的统治已经软化,虽然这并不是统治者们的本意。在五六十年代对专制者怀疑的人可能性命不保,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在绝对专制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自魏京生为首的西单民主墙人士被判刑,到现在大批民间人士公开提出政治主张,虽不时有人被抓进监狱,但总的来说,异议人士已经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而且在大量反对者的批评下,政府和警方也不再仅仅采用监禁和判刑的方式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们已经度过了暗无天日的绝对专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不过僵持也是要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策略也有显著的区别。界定僵持前阶段与后阶段的标准我认为是力量和效果,当然也有手段的作用。我之所以将现阶段确定为僵持前阶段的理由是:

1、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小视的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相对来说还处于半自发状态,既没有大量组织化的维权团体,而且维权行动还基本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虽然在一些具体维权行动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在涉及地方利益、敏感事件、国家政策等方面只能是有限作为。而完善的维权运动应该是人员机构、维权平台、维权方式、维权范围以及强度有更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方面有所作为。

2、民间力量兴起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宗教人士、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访民和网友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民间反对群体,他们是反对专制要求权利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人士的沟通交流还比较缺乏,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运动公民运动必须走过的过程。

3、舆论一边倒的终结。专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控制舆论。现在,在一些具体的反对腐败、法律公正以及社会问题上,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了,网络即时媒体的兴起使大家在获取资讯发表意见上更开启了崭新的空间,从而使官方舆论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大大打折,使其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利益集团日趋成熟和贪婪。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曾经是一个以理想支撑的主义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形成表现在官员的任命和使用依靠上级,所以跑官成风,收受贿赂,民间称“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就是对利益集团的一个写照。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的财产,几年来许多维权事件都是因为权贵者肆无忌惮的掠夺而造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富裕起来的基本都是权力周边群体。有人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开放称作“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在专制下可以实行经济改革,而是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实行的经济改革是畸形的改革,是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和对国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掠夺。而让人担忧的是,利益集团在中国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益集团的掠夺行动不是到了高峰,实际利益集团才刚成熟,他们的圈钱运动才开始。而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围绕权力灵活的分赃体系,国家政策成为它们的着陆点,法律和暴力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捞取财富保驾护航的工具,借改革、开放、行业发展等理由公开掠夺。利益集团由于其本性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社会层面对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天然反感,也导致民主运动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大力发展。

僵持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实力原则,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人因为看到维权和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觉得现在到了僵持后阶段,我觉得这是民主运动中一个普遍的疾病:头脑发热,冒险激进!

僵持前阶段的特点是: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融合,在重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维权行动和公民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冲击保持分寸。
而僵持后阶段的特点则是:民间力量壮大,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有一定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势在必得,除了维权外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主动进攻行为明显增多,冲击底线频率加大。

僵持前阶段策略的引入

利益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地位的,这跟理念和素质没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治者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所有手段铲除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们虽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否则我们现在依然在秦N世的统治下生活,历史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所谓僵持,就是博弈双方没有出现一方将对方完全解决掉,那种“在精神上完全摧垮,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另外,僵持前阶段也意味着力量的不对称,民间力量还处于生长和发育的状态。

理论家们注重的是政治理念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长远可能性,而政治家们则必须将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放在首位。所以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中,拥有足够多对专制摈弃、对宪政、民主、人权拥护和推动者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僵持前阶段。

我们可以说专制制度是邪恶的,它们会出于自身迂腐的观念以及利用不对称的权力体系为一部分人捞取好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邪恶和不道德也是有等级的,毛时代的绝对专制和胡温时代的专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虽然舆论还是被控制,组党结社以及批评政府与执政党依然可能面临被投入监狱,但是不论是打压程度还是范围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僵持前阶段民间人士、反对派人士的空间是许多人用他们的行动抗争得来的,也是官方和民间博弈的结果。

政治家们不是意气用事的书生,实际结果应该是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个人抗争是不足以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民主转型必须有自己强大的的力量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眼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人物自我陶醉的小圈子,而是应该用敞开无边界的胸怀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心态作为战略。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现在所谓公正对他们只是一个美丽的包装盒,里面却是赤裸裸的谎言和暴力。中国的百姓不需要启蒙,他们只是被压榨到麻木,或者对反抗的作用较为怀疑而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有着较大的顾忌。

僵持前阶段的策略首要的就是降低人民捍卫权利反抗暴政的门槛。我们可以把精英民主比喻为跳高,一个国家能一跃而跳过一两米的人必定是少数,这里跳过一两米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在奉献精神、人文知识、面对专制毫不退缩的勇气等等有较高的要求和水平,虽然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良心,但曲高和寡,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应该说是另类和难以复制的。但是僵持前阶段的策略更象是爬楼梯,也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参与。一个并不强壮的普通人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的爬上几层楼梯,对专制形成合围。

僵持前阶段我们首要的是听从良心说真话,这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但却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因为专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纯暴力来对付人民,大多数时间它是利用人们的恐惧,让人们失去说真话的勇气,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制的一份子。所以只要大家坚持说真话,就会使专制失去其土壤。

僵持前阶段强调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下的活动。随时随地的与现有体制进行对抗并不会带来对专制体制的瓦解,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是加大与现政权的裂痕,让参与者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对民主运动的风险评估加大,对民主运动产生疏离。而坚持在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可能在一时一地取得现实胜利,将高远目标和现实努力联系起来。维权运动和公民行动在最近几年不断取得局部胜利正是大家具有现实眼光采取务实策略取得的成绩。当大家在注重现实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行动时,民主运动也就从疾风暴雨的革命转向到渐进温和的轨道上来,将未来从对不可知的突发事件的期待转向到每时每地无数细小进步上来了。

僵持前阶段的重点是消除恐惧,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坚持,是实力的发展和扩大。同时僵持前阶段策略的成功并不是利益集团的退让,而是在法律界限上的坚持消弱了专制者镇压的理由和意志。

黄丝带行动的意义

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工具对专制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结果,但是科技绝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也许我们拥有太多锲而不舍的勇士,但中国的民主不会到来,因为我们相比来说民主并没有扎根在坚实而广袤的土壤上。

川渝地区的朋友提出了僵持前阶段的行动原则: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坚持民运维权三次入狱正面临审判的刘贤斌先生也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

本文重点提到黄丝带行动是指为了捍卫人权和法律以及公正自发的公民行动,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网友们的声援让一个弱女子从杀人罪的指控中获得自由,刘晓波、黄琦、谭作人等人被政治审判,由于众多维权人士、访民、市民的围观,虽然并没有改变审判结果,但这些审判却明显的失去了杀鸡骇猴的作用,深刻的体现出假法治真迫害的本质。而在乐山开庭的成都中院“链子们”案件以及福州马尾开庭的“三网民”案件,由于大量外地网友、热心人士的参与,规模更显得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局在明显违背民意的情况下虽然将审判继续下去,但也显得力不从心。而新都警方将陈云飞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非法拘禁,在刘贤斌、陈卫、莫之许等人发起的“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之后,警方当天就不得不迫于压力将陈云飞释放,并且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考虑这样完全不顾法律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所有这些黄丝带行动都是公民自发行为,同时也是大家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行动,这样的行动虽然可能受到当局的干扰,但是由于坚持了自发、守法、站在道义一方,不管结果如何,都算是取得了成功。每一次邪恶的审判都是专制者自掘坟墓,每一次黄丝带行动实际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课。

对民主的追求与政权的更迭不能划等号,僵持前阶段我们更应该步步为营,坚守阵地逐步前进。黄丝带行动揭露了专制的法制不是法治,对正义的追求就可以将大家联系起来。在黄丝带行动中具有良心的普通公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消除了对专制的恐惧,瓦解了专制的土壤。民主是远大的目标,当决战疆场遥远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拱一卒,收获现实的胜利,也许到那时我们距离理想就不是那么遥远了!

关键字: 陈卫 中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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