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9/10/2010              

从属血气到属圣灵——李柏光律师的维权道路(上)

作者: 焦国标 焦国标

如果说李柏光律师与其他中国律师或其他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想这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曾两次去白宫见布什总统。在柏光的办公室里,南墙挂着2006年与布什总统的合照,北墙挂着2008年与布什总统的合照。《圣经•诗篇》第113篇有一句话说“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柏光说的。

七岁丧父的早年

李柏光1968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的一个很小的小山村。“一个穷乡僻壤,但是山清水秀。”母亲有8个孩子,3女,5男,其中1女夭折。活下来的7个中,柏光最小。柏光7岁那年,父亲得了病,并不重,主要是因为农村缺医少药,就这么去世了。

“我属于那种没有管束自由自在成长起来的孩子。一个人在泥里土里摸爬滚打,所以性格上跟那些有父亲的小孩有很大差别。我们不服管束,叛逆性比较强。有父亲的人,从小父亲就管他、骂他、打他,可我没人能管得了。母亲有时候也打也骂,只是她的这种管束对我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只要一离开母亲的视线,我立刻又像飞天王一样玩得很开心,很野。”

柏光小时候看牛,看鸭子,拔草,什么农活都干。“不过,从内心来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孩子。儿时的几个伙伴都上幼儿园读书了,我比他们晚一个月出生,母亲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去读书,要我在家放鸭子,晚一年才能读。我不肯,跟母亲吵架。有一次我放完鸭子回来,去看在幼儿园的小伙伴。我搬些砖头垫起来,趴在窗户上看他们读书。然后我哭了,一个人哭了很久。回到家我告诉母亲,我也要去读书,我不去放鸭子。母亲说:你是没有父亲的人,家里有很多农活,你不去做谁去做呢?不能跟人家比,等明年再去。我说:不行,我必须要去,你不让我读书我就把鸭子全部打死,说着我就真的去打那些鸭子。我母亲吓坏了,然后就妥协了,让我跟他们一起上幼儿园——让鸭子吃点亏吧。实际上每天放学后我还是要去放它们。”

柏光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初中,从来没让母亲喊过起床,总是天不亮自己很早就起来了。他的成绩也一直都很好,母亲时常夸赞他聪明。

由于家里孩子多,又贫穷,一年12个月只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米饭,其它时间就是以红薯充饥。至于吃肉,一年有两三顿已经很不错了。兄弟5个,大哥很早就出去当煤矿工了,在家的哥儿4个就住在关猪关牛的地方——下面是猪圈,上面搭上木板,4兄弟就睡在上面。冬天盖的是那种几块棉花拼凑起来的棉被,身子下面铺的是竹席。“凉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这种困苦中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苦了!”

柏光读大学时母亲已经60岁了。家里依然很穷,后来哥哥每月给5块钱10块钱的资助。“那时我在大学的生活费是一个月50元左右,母亲都是通过卖苦瓜、卖冬瓜、卖酒、养猪等为我筹措这笔钱。88年还是89年的冬天,有一个月,家里一直没寄来生活费,我就朝同学借。到了下个月,我还是还不了。我感到特别伤心,不想活了,想跳楼自杀。可是就这么跳楼自杀,对不起老母亲,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考大学那一年,柏光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上北大。可是由于高考没有发挥出平时水平,只考了506分,未达到北大的最低录取分数线530分,与北大失之交臂,最后到湘潭大学读了哲学系。大学毕业时,家里希望柏光赶紧回乡政府当个干部,好给家里运些煤、运些木头来烧,还可为家里提供保护。他不听他们的,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家里并不为我读北大研究生而感到高兴。后来我读完研究生又读了博士,家里就更不高兴了,说你读那么多书,可家里还是一点收益也没有,不如回来当乡干部。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学数学、学物理、当官都可以,就是不要去做学问。在老家,亲人供你读书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当官。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没当上官,又没赚到钱,对他们没什么帮助,家里出了什么事也没力量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很失望。妈妈今年已经84岁了。不过,尽管失望,母亲还是比较理解我。只要我平安,能经常回去看看她,老人就高兴了。母亲总是最理解自己孩子的人。硕士毕业那一年,我还有个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可是考虑到家里这么多年为我付出的辛劳,我还是尽早做一些报答,最后还是放弃了。”

未出道碰上煞星

“我在北大读博士时学的是宪法和行政法。临近毕业时,我们搞了一个讲座《宪法与社会进步》,安全局的人也参加了,汇报到我们法学院。北大原不打算给我发毕业证书,后来法学院还是顶着压力给发了。我本想留校任教,可我的导师觉得我思想过激,怕在他身边给他添麻烦,不让留。一气之下,我跑到海南大学去当老师。”

海南大学给柏光四室两厅的房子,一个月还有2000块钱的工资,那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当时我还有一个重要想法,就是尽快对老娘尽点孝心。如果留在北大,就给那么一间很小的房子,一个月四五百块钱,想尽孝心也没条件啊。既然北大留不下,去别处做学问也没什么意思,对官场又一直没兴趣,那就去海南。一到海南大学我就把母亲接了过去,让她坐了一趟飞机,老人家非常高兴!”

在海南大学,李柏光经常跟学生一起搞学术沙龙,就像在北大读研、读博期间那样,探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这样,我就又被安全局盯上了。我是1997年去的海南,98年1月份去广州见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是湖南人,也是热心民主的人,想在全国各地搞民主。当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湖南志士想借机申请注册成立一个公开的政党。他们说,既然国家允许组党了,我们就申请成立政党,不搞秘密组织,希望政府能对公民落实这些权利。他们委托我准备这些申请注册材料。这些东西刚搞完,记得是一个星期五,下午2点多,我接到一个电话,校党委书记和院长让我去法学院一趟,要听我谈谈这一段的教学体验。我去了,也谈了我的感受。出来时我对他们说,我想调到复旦大学去。”

“谈完一下楼,我发现楼下停着一辆日本丰田子弹头车,两个彪形大汉冲着我就来了,问我:你是不是李柏光老师。我说是,他们说: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当时我星期天给公检法的人上一门课《刑事诉讼法》,我以为他们是我的学生,就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吧。他说不,他要我到他们那里给他们解答。我说我不去,有问题就在这里给你们解答。左右两个彪形大汉就架住我,要我上他们的车。我说:你们是安全局的吗?他们笑了。我知道我们的事情坏了,肯定是我们申请注册成立政党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那时我们没经验,什么都在电话里说。他们把我弄进去关了一星期,把我写的那些申请材料都抄走了。完了让我写认罪悔改书,并要求我不能离开海南,必须在这里教书。我写了认罪悔改书,也答应不离开海南。放了之后,他们还是经常找我聊天,为的是控制我。但是出来之后半个月之内,我偷偷处理了家具,在朋友家订了机票,在一天早晨坐最早的航班离开了海南,跑回北京。”

“我跑掉了,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去了哪里,吓坏了,到处找,全国各地找我。我就躲在北京,也不用手机,没有任何通讯联系,他们找不到我。这是1998年3月份。”

海南大学的工作就这样失去了,从此李柏光做起自由撰稿人,以翻译和写作谋生。这期间他接触了很多朋友,如张辉、杨子立等。这些朋友都是在安全局挂了号的,一与他们接触,马上就又被盯上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大南门搞拆迁,与被拆迁的居民发生冲突,柏光与另外一个朋友和南门那些居民一起对抗非法拆迁。“有一天我把自行车放在南门旁边的书店门口,出来时发现已经被高压老虎钳拧成了一团。我知道我又被他们监控上了,他们是在警告我。此后我不敢再轻易出门,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租的房子里。”

8月份的一天,李柏光吃过晚饭骑自行车到北大东门,突然后面一辆桑塔纳把他撞倒,跳下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抓起来押进车里,还用个东西蒙住他的头。在车里,左右两个人夹持着他,把他的头按到裆里,这么按了四五十分钟。最后他被押到一个地下室,大约是在六郎庄一带。“那天晚上他们审问我,说他们是北京市安全局的,问我从海南回来后干了哪些事,为什么不经当地安全机关许可就跑掉,等等。这时走出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海南省安全厅那个审问过我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对我怒目而视,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人还是人吗?讲不讲信用?你不是答应坚决不离开海南吗?我就不敢说话了。他气得要死。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最后,北京市安全局的人跟我说:以后你在北京必须要向我们定期汇报,决不允许再跑掉。我答应了他们。可是出来以后我就又不理会他们了。他们生气,抄了我的家。在我的日记本里,他们发现了骂他们的话和复仇的话。第二天他们又来抄。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写日记了。”

大概到2000年,安全局的人就不再找李柏光了,而把对他的监管工作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大约是2001年3月21号,柏光又被抓走,关了一个星期。“当时我住在芙蓉里。那天晚上,有人敲门。我说谁啊,他们说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和身份证,我说拿你们的工作证来我看。我一看他们的工作证,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警察,就赶紧把门关上,给朋友打电话通报这个消息。”

李柏光被带到海淀派出所,审了3个小时,问他都干过什么事,与杨子立是什么关系,杨子立被抓后他做了什么。“我说我没干什么事。他说:你从海南回来在北京干过什么事?见过什么人?我说:我干什么事、见什么人,你们都知道啊,你们不是监控了我的一举一动吗?3小时后就放我回来了。走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你的事没完,还要来找你。又警告我:这一个星期绝对不能离开北京,你能保证吗?我说可以保证。24号晚上八九点钟时,他们又来找我。这回把我抓到香山他们的一个秘密审讯地点。这次审问我一个星期,审得特别细,包括我的出身、成长等等,特别是我来北大读书以后,问得更细。关于准备注册组党的事,则问得格外细。”

“审问了7天之后,他们的一个头头,个子长得特别高大,估计是一个处长,对我说:你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极端的批评、指责、谩骂,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你还说中国人种不行。我当时大吃一惊,心想,看样子我跟周围人的谈话也都在他们监控之中了,我真是太没经验了,把自己的观点全都说出来了。我没想到安全局那边不搞监控了,可公安局这边还是像安全局一样继续对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进行监控。那段时间我特别胆小,在朋友面前不再敢轻易开口说话。然后他又很郑重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安局开始正式管你。你必须听我们的,随时找你必须随时到,不允许拒绝和反抗。如果不听,我们可以随时赶走你,因为你的户口不在北京,你只是一个暂住的。”

“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听他们的,他们就指使居委会、派出所的人骚扰我,问我租住的房子纳税没有,有没有租赁协议,有事没事地就这样整我。这种骚扰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3年他们换了人,才算结束。换上来的这人大概是个科长,可能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比较好,比较懂法,人也长得很高大。他跟我说,过去两个负责监控我的小孩不懂事 (他们可能是公安大学刚毕业的),以后他还想考研究生,希望我能为他辅导法律。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开始来软的了。他经常请我到一个宾馆喝茶,后来又带一个女的来。每到有什么重大活动,比如说六四、美国那边有什么人来访问,还有一次是宪法修改的事,他们还征求我的意见,请我谈看法。他们说我的一些看法蛮激进,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跟赵岩走上维权路

柏光与赵岩1998年就认识了。从2002年开始,赵岩在全国各地就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问题为农民奔走维权。他们经常一起出去喝茶聊天。“有一次赵岩对我说,别老在家呆着了,要出去走走,一天到晚搞法律、搞民主有什么用啊!”那时柏光做图书生意赚了些钱,买了房,交了预付款,于是答应他一起到外地走走看看。

“在2004年之前,我们去了很多地方,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贵州、海南到处走,大概走了七八个省,介入的都是农村土地使用拆迁没有得到补偿的案子。这些案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很难解决,当事人长期上访无效,双方矛盾很尖锐。我们所到之处,一方面为农民争权利,另一方面辅导农民学习法律常识,教他们如何依法与政府、警察打交道。当地权力机关把我们视为眼中钉,在唐山、秦皇岛等地我们都遭遇过麻烦,特别是在福建福安,我被他们抓住关了一个多月。”

福安有个水库,因各方扯皮打架,修了28年都没修成。“我就跟赵岩讨论,目前看这个案子走法律起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当地法庭不立案,我们有力使不上,依法解决无从谈起。可是经过研究法律,我们还是发现了一条可以进行法律救济的通道。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可以说是那里的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党政一把手不够尽职的结果。从法律上讲,对这种局面,地方官员难辞其咎。老百姓纳税建立起你们这个政府,作为政府的一把手,你们有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市委书记都是人大代表,我们可以通过启动罢免其人大代表资格的程序来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市长也可以通过启动法定罢免程序给他们施压。这些市长、书记虽然都不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但从法律上讲他们的权力来源还在人民手中,因而人民在法理上有罢免他们的权利。当时赵岩就说,这个道理很通畅,就是要对这些地方政府的市长、书记们来一个集体罢免运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从2003年12月份起,赵岩、柏光开始操作此事。他们写出罢免文书,让农民挨家挨户、穿山越岭到处去签名,然后在2004年3月各地省、市、县和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把这些联名签署的罢免书呈交人大会议。地方官员报复,很多农民被抓。国外媒体倾力关注,一时影响甚大。“当时我们做这件事做得真是很来劲。依法与这些政府官员抗衡,动不动就罢免他们,起诉他们,第一次把这些不可一世的官员们治得这么害怕,觉得很痛快。我们经常在网上曝光当地干部的贪污腐败丑行,他们对我们的做法非常气恼,就开始设套收拾我们。”

有一天,福安一个农民电话告诉李柏光,说福安市政保科的一个科长放话,如果李柏光敢来这里,就把他关进铁笼子沉入海里喂鱼。“我说我这人还就是不信邪,既然他说我去了就把我喂鱼,那我一定亲自去一下让他喂。事后,我在厦门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实际上这个农民是在当地政府授意下打的电话,用这个话来激我,把我骗过去好收拾我,给他们出口气。结果我们一到那里,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2004年底,一个福安农民说愿出2万元路费,邀请柏光去当地为农民维权(一个火电厂项目侵权)。“我让他把款打到我母亲的储蓄银行卡上,然后组织三个律师两个记者一行5人于12月13号赶到福安。当天下午我们就去看了火电厂。回来的路上,5辆警车包围了我们,把我们都抓了起来,拉到福安市一个镇派出所。在那里,司法局的人说我们没有律师执照,是非法提供法律服务。我说我们没有收代理费,只收了2万元路费。如果坐飞机,连5个人的往返机票钱都不够。司法局与我们胡搅蛮缠,最后我说:我不跟你们谈,你们司法局没有强制执行权,你们抓我们是非法。这样公安局的就来了,我说:我要控告你们绑架。他说:我们穿的警服啊。我说:你们没有出示证件,警察也有假的,所以我要告你们绑架。那个公安看我这么强硬,就不跟我说话了,把我们带到公安局大楼,分两个房间审我们,翻了我的包。到凌晨1点钟时,给我来了个刑事拘留,说我不是律师但跟农民签了代理合同,这是诈骗罪。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错了。那时候赵岩没经验,我也没经验,被他们抓到把柄了。他们把我关在看守所,然后福建公安厅派人到北京来抄我的家,把我做的那些罢免政府官员的文件全部抄走了。”

福建官方要定李柏光诈骗罪,他说:“如果你要以这个理由定我诈骗罪,我都不需要请律师,我自己就可以为自己辩护。我只是收了个路费,用了1万元,你顶多拘留我15天,再没任何权利对我做其他拘留。你们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我一定要起诉你们公安厅。”

当时国际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力度很大,美国《纽约时报》、美国驻华使馆都在跟中国政府交涉,当地官方感到很大压力。美国方面和国内朋友都尽力捞人,北京的李智英等朋友到美国使馆要人,福建的朋友王建民,是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跟福建省政法委书记打电话,说:李柏光是我的朋友,你必须把他放出来。经多方努力,关37天之后,李柏光被释放。“他们原打算逮捕我,最后按取保候审放了我,我的外甥为我做了担保。他们用车把我送到高速公路上,说很对不起。我说:你们以后到北京旅游,我请你们喝茶。我还见了那个据说放话要把我喂鱼的科长,问他说没说过这话。他说他没说过这话,还说:我们对你这么好,审问你的时候也没打你,你看我们现在不也没把你扔到海里喂鱼吗?”

柏光被关押在福安的一个多月,正是深冬时节。“我就穿一件西装,特别冷。他们为了整我,指使牢头每天逼我洗冰冷刺骨的海水澡。我的头发掉了很多,人瘦得颧骨高耸,出来时我外甥见到我几乎认不出我了。”

不久就到了3月的北京“两会”,福建的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很多外国记者围着他问李柏光的事。“这位省委书记觉得很没面子,回去就把福安市委书记李旭荣给双轨了。副市长也吓跑了,但很快被抓回。副市长的妻子是公安局副局长,也被双轨。公安局长被撤职,贬到下面一个地方当信访科科长。李旭荣最后以挪用6千多万元公款罪被判刑19年。福安官场倒了一大批人。后来当地老百姓跟我联系,说虽然干部倒了一片,可是钱是追不回来了,因为都被他们拿去赌掉了。至今福安市还没有书记,只有一个市长。他们也尝到了老百姓的厉害。”

(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关键字: 李柏光 维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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