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议报》 】  时间: 9/13/2010              

朋友黄晓敏——《别样的中国:黄晓敏篇》

作者: 欧阳懿 欧阳懿

2006年初,我离开自己渐已熟悉的异议场景,开始隐匿于无地。生活的艰苦卓绝,要有意将我与过去隔绝,但记忆的坚强及惯性仍然来撕开我怀念之幕的缝隙。是的,我怀念那以笔为旗、为锄、为犁铧的日子,怀念与我一样渴望人的个体尊严的恢复和公义实现的朋友。

对于自以为绝对真理的化身的中共而言,愚笨如我者,罪有其二:思想罪、言论罪。这二罪的来源,是我的姓氏和家族响应大清皇室共和国的“西部大开发”即“湖广填四川”到我已经第十二代人了,建政数十年的中共党又并无能力将民间文化扫荡得彻底干净和我身体瘦弱溺于沉静等诸多原因,使我染上了阅读的坏毛病、坏习惯,竟然和进而想挣脱土地的束缚,要自由地思想、自由地书写,因而免不得沦为异端和敌人。党的一贯政策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样的碰撞和坚持中,我的严冬和黑暗中的严冬当以十数计,党还要想万岁,我的严冬和黑暗中的严冬当以数十计,如果我不易老死,这样的严冬和黑暗中的严冬当以百数计。抵御严冬和黑暗中的严冬的办法,就是扎堆抱团或“嘤嘤其鸣,求其友声”,《别样的中国》正是其努力之一面。

我于无地中的隐匿已四年,扎堆抱团和嘤嘤其鸣的朋友如我《狱后杂谈》所提及,进去了不少,比如陈树庆兄、谢长发兄和黄晓敏先生。文人情面一张纸,他们早该在《别样的中国》有位置了。但正如文首所言及的原因,他们只是存在于我深沉的怀念里。

2009年岁末,我终于有段闲暇,在家中恶补缺网断网的亏损,逢《议报》复刊,因为我曾是《议报》创刊号中的作者,加之《议报》复刊是我的期盼之一,答应宽兄一稿,题目是《国民和历史的在场与不在场》,与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1949》有关,但我很快又消失于无地,龙女士的书又在禁毁之中,没有了资料,只好留待以后。但答应的稿约终归不能不偿,便想拾起《别样的中国》,这首篇,预备献给为人权民主实现而忍辱负重的朋友黄晓敏先生。

1998年认识以来,晓敏累受党的骚扰,但多是有惊无险之类,每次骚扰,我都按住把他放进文章的念头,我告诉自己,他很快就会出来,还不是写他的时候。这一次呢,据说他自己并没有多大事情,但“上面”是盯住了他,“非判不可”, 加上黄琦、谭作人案的枉判反弹,地方上只好拖着不判也不放,听由“上面”自己来了断,如此这般,几近一年,一年有余。

我相信这拖延已经是无路中的无路,最终是“上面”的淫恶得到满足,既然如此,我且来给活着而受难的人作见证。

我和晓敏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8年秋初的某个周日下午。那时候王丹、廖胡子、刘贤斌第一次出狱4年有余,公开的呼吁、维权和人权观察与促成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积蓄。每月有两个周日,我从谋食的乡村中学到近200公里外的成都参加飞行集会。

四川人乐于闲适,所以茶馆成为人们聚集的场所,成都的大街小巷,没有缺少茶馆的地方。我们的聚会一般在西门附近的某个茶馆,因为当局的骚扰,很难有固定的地方。记得那天去的人比较多,我不经意地向贤斌、杨伟打听谁是谁。其中一位说普通话的中年男子,特别引人注意。杨伟告诉我:“新人,黄晓敏,在百盛商场作高级管理员,需要警惕和注意。”黄晓敏相貌堂堂、神采飞扬、衣着光鲜。看起来很兴奋,时而朗声发言,时而又摆弄他带来的短波段收音机和照相机,与多数长期挤压在边缘的朋友在精神气质上卓然不同。不多久,他靠近我身边坐下,问我姓名和经历,甚是仔细或者过于仔细。他告诉我他祖籍河南,谋食新疆农垦三师党校,后上北京农垦干校带职读书,得以见证、参加八九学潮,回原单位后受到清查,加上举报单位当权者的腐败原因,弃职到成都,在外资的百盛谋了个收入颇丰的职位。偶然中得与大家聚合,亢奋得很。那时候,单薄的民运圈刚开始了“公开”的宣扬,对于多数人而言,并不理解、深化、实践“公开”的意义的本身。所以,一个外乡人,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佐证,生活优渥,突然中大大咧咧地降临在一个被逼迫的群体中间,着实使人疑虑横生。晚上,回五大花园贤斌们的寄居处,只剩贤斌、佘万宝和我,三人就公开或可能的卧底作了一番深入的议论,最后的意见是:不能因为怀疑抵消了“公开”,不能因为怀疑伤害了找上门来的朋友,从而影响民运的发展壮大。

其后,我再去过成都数次,来去匆忙,没有与黄晓敏有深入的交流。到四川方面去民政局作民主党筹备的登记注册后,我再到成都,黄晓敏赫然列于筹备人员之中。晚上依旧住五大花园,三人再谈及晓敏,结论和上次的意义没有两样。

1999年7月7日,逼迫开始,10多人被掳,贤斌和老佘再没有出来,其余皆得脱身。我们开始无望的营救,黄晓敏得脱的身份再次成为问题。有人竟然以苹果日报记者的身份投资料于百盛商场,意图让晓敏失去其优渥的工作。陈卫和我对此轻率作了批评。

其时其实,因为需要保存实力,在某些人的疑惑中,贤斌和佘万宝请晓敏参与,晓敏慨然应允。对于贤斌和老佘而言,黄晓敏的新朋友身份本身,也足以保证他自己和整体的安全。

那个盛夏足够奥热,无望的营救之后,我和阿珍、周志刚、罗祥又经历着被驱逐的逼迫。9月末,草草地交代了阿珍,我到成都去。

我不知道怎样诉说那时的成都的街道、天空的颜色。黄晓敏继续在百盛作白领,李作(雄鹰)推销马肉,冯达勋老人吸着劣质雪茄, 我和这三位被怀疑的人混迹在一起。

我并不乐意多去百盛商场与晓敏见面,他便把我和李作邀请到营门口他家里去。两室一厅的房子,据说是分期付款购得。晓敏的妻子谢军,善良朴实,言谈得体,赋闲在家,或偶尔做些短工。女儿晶晶七岁,漂亮伶俐,因为操蛋的户籍政策限制,无法在成都上学,只好家长自己教育,竟然过了小学二年级的课程。夫妻俩不在家,给邻居打声招呼,把个小姑娘扔在家里。我说还是把孩子送学校去,但奈何中共的户籍和教育政策不大允许。这次出事,李作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晶晶长时间站在窗前,出神地望着楼下书声朗朗的小学校,以及和她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操场上打闹。李作说:在内心里,她是多么渴望走进学校,走到他们中间去。和我一样,李作很喜欢晶晶,并且李作大概也该作父亲了,否则,他不会有这样纤细的记录记忆。

我常常想,一个有意的线人,或者故意的卧底,总不至于连自己独身女儿上学的机会也奉献掉吧,至少他们不会和不敢把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小儿女,如此这般地暴露、推攘在“敌人”的视线之内。2005年春,我出走杭州被绑架回遂宁,认识了一位国安特务,某天我和阿珍在遂宁摩尔春天百货门口与这位特务撞面,我坦然招呼着,他旁边一位女士立即给我和阿珍以礼貌的招呼,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冲我们亲热的叫“叔叔好!阿姨好!”,那位特务大骇。我告诉阿珍,那肯定是他妻子和儿子,他的惊悚足以证明我的意思。

我们呆在一起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无非是思想的交流或意志的砥砺。真正算得上事情的,不过是走近或走进那些被迫下岗被迫抗议的人群里去,然后将消息传递出去。对于这样的事情,冯达勋老人的技术拙劣而不幸得多,他因为关注自贡一次工潮很快被掳掠进去。我出狱的第三天他就打来电话,有祝贺、有伤感,更有所期待。

和我不同,黄晓敏和李作都能说好普通话,所以,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比如,夜深的时候,在成都的某条街道某个公用电话亭里,他们等待空中民主墙开讲,然后尽力挤进去,争取说上几句。

2000年3月,我找到一份工作,结束了最初的飘摇,大约可以算是在成都立了足,晓敏很高兴,立即给我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有空的时候,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寒暑阴晴,我们在成都东西南北穿行。

待到李作和我学会了上网,少不了也向他鼓吹。他似乎有些犹豫,最后还是买了一台电脑,大概是年龄的原因,总不如李作和我学得容易。自从学会上网和在网上发表文章后,我有一个自以为然的观念:除了理念的传播外,从事人权民运的人们,最终会被当局把饭碗踢翻,做个自由撰稿人,是我们必须储备的生存之道。我们得以键盘为旗,以键盘为锄、为犁铧。大概是工作和收入还过得去,晓敏对此认识并不紧迫。另外的原因,他自己的说法是,演讲是自己的特长,写作是自己的短处。他最后还是开始了写作,的确,文笔并不好,记得我给他修改过一篇文章,应该是与纪念王若水先生有关。若干年后,晓敏的生存也成了问题,写作的水平有所提高,但与他的口才相比,终究是辞不能尽其意。

因为王林建先生的缘故,2000年春节刚过,我到栅子街的三一书店去听讲座。那里有高大挺拔的皂荚树,浓荫下可以喝茶沉思,有好书可读,有真正的学人讲学,也有朋友可见。我也把晓敏引到那里去,但他似乎很笨拙,难以融入其中。那里去的人也杂芜,而他却以为每一位与我坐在一起的人都是朋友。一次,我和一位闲人正在树下谈论佛教和股票之类的闲话,兴致正浓时,他唐突地走过来插话,大谈民运和某某被抓捕的事情,让对方惊愕,也让我尴尬,我只好离开,转到书吧里面去翻书。可以这样说,他的言语和行事,有时是粗糙的,因而让人生疑或隔膜。

他的粗糙还有一例。一次,我到他家去玩,谢军也在家,他突然说每个月资助我一二百元钱。这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们还有按揭房款需要支付,这样言说,自然会把家庭关系搞出麻烦,就人性而言,自家负债,丈夫把家里的钱往外拿,作妻子的免不了生些嫌怨。尽管如此,我和贤斌的妻子、孩子到成都,晓敏夫妇安排我们去几处游逛,谢军陪同,甚是得体。

我多次告诫晓敏,民运、民运人士和传统意义上的革命、革命者不同,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破身以示坚贞忠勇之类的东西不在我们的题意当中,真正的民运人士更应当拥有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2004年我出狱,知道他们离婚,我甚为惋惜,我觉得,这责任更多在晓敏的粗疏,是他自己没有处理好家庭和社会担当之间的关系,而谢军其实是非常好的妻子。

因为失去了工作,因为家庭破裂,晶晶被迫送养在她小姑家。一次,在遂宁的街道上散步,晓敏很焦虑地谈及小姑娘可能早恋,让我开开药方。尽管我有十年教书的经历,也处理过很多学生早恋的事情,但那终归是在和人性作战,胜战的几率不大。我感觉除了父母在身边多做疏导外,并没有其他法门。这自然让他失望和揪心,但从这失望和揪心中,我可以理解他对于女儿的深情。

正因为晓敏的粗糙,我就不让他参与所有的事情。比如我到一家网站作编辑,以及其后自己办网站,他是不知道的,我担心他上来发言拿捏不住分寸,影响了网站和论坛的生长、发育。

晓敏的内心充满着对未来世界建设的热情,而那些莫名其妙或者叫球莫名堂的猜忌如鬼影似的绞杀他的热情。记得有一次,晓敏参加了一次签名,另一位签名者找到我罗唣,说是黄晓敏签名他就退出,我正告他:“你是否签名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可以退出签名,但任何情况下你都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签名!国保和胡、温来签名也欢迎,何况黄晓敏?”

自1999年8月以后,对晓敏的了解没有甚过我自己的。给狱中的刘贤斌寄明信片有他,和我赴南江与蒲勇诀别的有他,入狱后安慰我家人的有他,庭审时和我家人偷偷钻进法院探看我的有他,我出狱时到监狱大门口接我的有他,听我对泛蓝的分析和期许后毅然参与泛蓝努力的有他,贤斌母亲去世前去吊唁的有他,我被绑架、被打劫呼吁 关注的有他,赵昕在九寨沟被黑恶势力殴打、欧阳小戎失踪需要吁救的最初努力还有他,贤斌出狱赶来的还有他,签署《零八宪章》还有他,一次次维权事件中也还有他……我所难过的是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无妄猜忌全数消除,我所难过的还有他每受打压我都无能为力。

我行隐于无地期间,几乎断网。偶尔上去,被他逮住两次。一次,他说:“欧阳,你应该忏悔。”我说:“我干了什么?何至于需要忏悔”他说:“林老去世了,那么多人都去吊唁,或者写纪念文章。林老那么爱你,而你了无一言。”这种指责,的确使我愧疚不已。另一次是“5.12”之后,他也逮我正着,他告诉我因为他是泛蓝中人,台湾方面有民间善款联系他直接捐赠到灾民中去。我正告他这很麻烦很危险,我说原因很简单,当年台湾出现灾难,当局还阻挠国际社会的直接救援,对于大陆方面的灾难,他们更是要将一切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哪里会让民间参入?他似乎并不以为然,我知道他必有麻烦。果然,几天之后,他被以“诈骗地震捐款”的罪名扔进看守所里,看守所里的管教和在押人员无不正在“爱国救灾”的亢奋高点上,管教对监号里的人众说:“抓进来一个诈骗地震捐款的,给点颜色看看。”百口莫辩,他吃了多少皮砣子,知道的惟有他自己。

近几年维权运动广泛、持久和深入,晓敏参与和促成了多少事,以及在多少事上让那个党在国上的集团忌恨,我不得而知。

和晓敏接触比较多的我的小老乡冯玉熙先生如是说:

“ 黄先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永远都不会是……,他只是一个被自己的理想所束缚的固执的殉道者而已,他不会有任何超过他信仰范围的善和恶存在于自己的思维之中,也许他做过许多使他人受益匪浅的好事,但这绝非是他受任何利益驱动所致。也许他偶尔会让自己的同志受伤害,但这绝非他的本意。他一生注定摆脱不了自己政治良心的指引,他是一个英雄,至少在他自己的心中。”

以我对晓敏的交往和了解,我以为名实相符。那么,在那个党在国上的利益集团的眼里,黄晓敏何若人耶?噫嘻噫嘻知不知?

春节回小城遂宁,知道了创意别致的“链子门”,他已经入狱几近一年,然后是一年有余。我在极端的忍耐中盼望,盼望着他和过去一样,不声响中得脱,至今仍为虚妄。然后是贤斌的再次被抓捕和海内外的关注、呼吁。这关注和呼吁中有一位黄晓芹的女士,正是晓敏的胞妹和黄晶晶的小姑。我想,惟有我的见证,可以昭示晓敏和他一家人对这个民族的新生所作牺牲应得的荣誉,可以抚平因此而招致的无妄猜忌所受伤害的内心。 也惟有这样的见证,我才可以在晓敏出狱之后与他见面和握手,说:“嗨,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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