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9/2010              

我的民运二十年(之二):我成了专政对象

作者: 刘贤斌 刘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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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的民运二十年》是刘贤斌先生在第三次入狱前写的。其中之一《陈卫被捕》已公开发表,并成为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八篇文章)之一。本刊辗转收集到刘贤斌先生尚未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稿,这些文字记述了刘贤斌二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的坎坷经历,对于了解刘贤斌以及中国民主运动史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本刊将会陆续发表这一组系列文章,以飨读者;同时也是实现刘贤斌先生的心愿。监狱虽然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但却无法阻止他的思想和品格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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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开学后的政治审查我顺利过关,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很快就将我这条隐藏的很深的“泥鳅”挖了出来。1989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我二哥刘贤贵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已经被遂宁市公安局侦破了,而且他们已经找了他本人,他也如实地讲了所有情况。1989年5月底,在成功阻截军队进京之后我回到了遂宁,当时我带回来很多传单,并找到欧阳懿,经过商讨之后我们决定在遂宁大量印制、张贴这些传单。为了解决刻制、印刷的困难,我想到了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正在顺南街小学教书。由于他也对“八九”民运抱着同情的态度,所以他听了我的想法后立即表示愿意从学校借出刻制工具。后来几天,我就一直在他家里刻写传单。刻制完后的当天晚上,二哥就带我进入了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并且帮我把所有的传单印刷出来。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马烈一起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二十多个地方。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我在传单上故意留下了“重庆高自联”的落款。没想到,遂宁公安局在几个月之后还是查到了我们头上。二哥在信中还说,好像欧阳也被他们找过了。

看了二哥的信后,我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虽然以前我从没有与专政机器打过交道,但共产党的革命史还是让我学到了一些斗争经验。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并没有感到任何慌乱,我只是在想如何才能将损失减低到最小程度。经过短暂的考虑,我决定先偷偷地回趟遂宁,找到我二哥和欧阳,摸清遂宁公安局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哪些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当天晚上我就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到遂宁后,我让母亲把二哥叫到了家里,然后让我二哥把他告诉遂宁公安局的所有情况再详细地告诉我。之后我又迅速赶到真武中学找到欧阳懿,详细询问了遂宁市公安局从他那里所掌握的情况。这一切弄清楚之后,我又迅速回到学校,安然等着遂宁市公安局找上门来。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与我在北京所做的那些事情比较起来,我在遂宁所干的事情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在北京参加游行、绝食都没有受到学校的处理,在遂宁张贴一些大字报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刚回到北京没两天,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就来了,他们把我叫到人大的一间教室里,详细询问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于是我就装着很配合的样子,将他们已经掌握的情况完全重复了一遍,他们对我的态度非常满意,并劝我要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后来他们还告诉我,说我们张贴传单的事情是建国以来遂宁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还说他们为了侦破这个案件,他们竟然到重庆去了解了“重庆高自联”的情况,结果重庆根本就没有什么“高自联”,后来他们用了几个月时间从纸张、油墨的成分开始分析才慢慢查到我们头上。我听了这些,一方面对他们的侦破能力感到佩服,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尤其让我开心的是,我们将马烈保护了下来,没有让他受到任何牵连。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就对我询问完毕,后来他们与学校商议后,就决定对此事予以结案,不再对我进行刑事追究。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来找我的就是遂宁市的国保人员,其中一个叫肖明志(编者按:应该是肖云志),是遂宁市国保支队的副支队长,另一个是遂宁市中区的国保人员。肖明志后来还告诉我说,那天他们本来是准备将我带回遂宁的,但鉴于我的良好态度,再加上学校领导的保护,他们才放了我一马。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由得松了一大口气,谁知这只是我二十年来坎坷命运的开始。由于我在遂宁所干的事情,我很快就纳入了人大保卫处和北京市公安局的视线,而且他们由此掌握了我的笔迹,因为我们在遂宁张贴的传单都是我亲自刻写的。人大保卫处先是不断地找我谈话,详细了解我参与“八九”民运的情况,显然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我先前所写的那些材料,因为我在那份材料中并没有提到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他们估计我还隐瞒了不少事情。每次找我谈话的都是一个姓马的人,听说他是人大保卫处的处长,长得尖嘴猴腮,一口牙齿也很不整齐,而且被烟熏得焦黄,让我每次见了他都很不舒服。但他对审讯工作还是很有经验,每次对我都很客气,总是装着很爱护我的样子,让我很难拒绝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也让我对继续上大学抱有希望。由于我经常到保卫处交代问题,慢慢保卫处的人都认识我了,甚至有时我到人大电影院看电影,那些在电影院卖票、实则是保卫处的人也会向我打招呼。

有一天,老马又把我叫到保卫处,但他却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而是让我写几个字给他们看,而且他在办公桌上早已为我准备好了纸张和笔墨。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便用钢笔随手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老马又让我写毛笔字,并让我写“中共”、“反思”、“历史”等几个字,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原来他们已经怀疑《反思中共历史》这篇大字报是我写的,我心里产生了一点慌乱害怕的情绪,但这时已经晚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这几个字。由于我已经知道《人民日报》曾批判过这篇大字报,我知道问题很严重,我估计我会因此而坐牢。但是老马当天还是让我回去了,他们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我估计他们还要对我的笔迹做一下鉴定。不久老马又把我叫到人大保卫处,直接问我是否写了《反思中共历史》这篇大字报,一开始我还想抵赖,但由于他始终扭住这个问题不放,问的次数多了,我也就豁出去了,干脆承认了这篇大字报是我写的,看他们会把我怎样,大不了也像陈卫一样进去坐牢。然而他们后来却并没有马上处理我,只是叫我写一下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材料。

我的问题很快就在我所在的劳动人事学院里传开了,听说学院领导还专门就我的问题开过几次会。有些老师也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有时就会向我问起这方面的事情。记得有个教我们《政治学》的叫赵凯农的老师,他在下课后就多次关心我的问题。我记得赵凯农老师在“八九”民运中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声援学生的政治签名,我知道他的思想也倾向于“自由化”。由于1989年上学期的课没有上完,因此在开校之后的政治审查运动结束后,有一个月时间我们都在补上学期的课。补课之后就进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赵老师就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论文题目好像是《论社会动荡的原因》,明显就是与“八九”民运有关,没想到后来赵老师居然给我打了满分。

在我受政治审查期间,学院的有些领导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不久就会面临着毕业分配的事情。当时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李瑛主要在负责管理我们这个年级的事情,因此许多同学为了在毕业时能够分配一个好工作就经常找李瑛汇报思想,但我却不屑于此,居然从来没有找过她。我的这种表现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次她就专门请我到她家吃饭,主动了解我的思想状况,并向我讲了她以前的一些经历,还与我讨论了一下斯大林主义。“八九”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看了许多马恩列斯著作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从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认清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最后写了一篇长达几万字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在与李瑛讨论斯大林主义时,我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李瑛听了之后就说我的思想太反动了,我听得出她对我很欣赏。后来她又经常请我一起去看电影或音乐会,甚至还带我去“莫斯科餐厅”参加她朋友的聚会,这样我们就慢慢成为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后来有一次她居然带我到学院办公室,拿了一份《内参》给我看,说看了这些的话我的思想会更反动。在我写大字报的事情败露之后,她又劝我,让我说是学院一位在“六四”后流亡到英国的老师写的,但考虑到我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情是我所为,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推诿,就拒绝了她的好意。

1990年中秋节,我们班举行了一次联欢会,吃完水饺后大家就开始跳舞,我不善此道就一直在旁边看同学们跳舞。这时李瑛走了进来,把我专门叫出去,指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学说:“这位是马少华,是你的四川老乡,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你们认识一下吧。”当时我感到一阵惊喜,虽然我不认识马少华,但是他的大名我却早就知道,他比我低一级,是我们学院八八级的学生,在“八九”民运中参加了我们人大的自治会,是我们人大的学生领袖,“六四”后也与陈卫一样受到当局的关押审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出来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李瑛知道我们之间有话要说,她介绍完后就立即走了。于是马少华就告诉我说,“六四”之后不久他就被捕,一直关押在秦城监狱,现在当局考虑到他问题已经交代清楚并且认识态度良好,就决定对他免于起诉,并同意让他继续回校读书。他还告诉我说,与他一起被释放的还有许多人,看来当局对学生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看见马少华出来了,我估计陈卫很快也会出来,而且我估计我写大字报的事情可能也不会受到当局太重的处罚。

但是我的好心情还没有持续几天,新的麻烦却又来了。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叫潘光华,他在兰州大学读书。在“八九”民运之前,由于受到“自由化”的影响,我已经对中共政权失去了信心,正想找一些人成立一个反对中共的组织,起名为“中华民族先锋党”。为此我给潘光华写了一封信,谈到了我的思想主张,但没有告诉他这个组织的名字,尽管如此,我的思想主张还是把他吓坏了,他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但在“八九”民运中,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曾专门到人大来找过我,我们又讨论了组党的事情。“八九”之后,作为思想上的朋友,我们之间继续保持着书信来往。由于我在人大已经暴露,我的书信来往就可能受到了当局的监控,于是他们就由此找到潘光华,可能潘光华就将我们之间交往的情况包括组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们。这样当局对我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可以挽救的“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而将我看成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于是我的问题就开始交由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处理,人大保卫处就不再找我了。

记得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让我到学院去一趟,当我来到学院办公室时,两名我不认识的人把我请进了学院的一间会议室,他们直接对我亮明身份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要向我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就开始对我进行正式询问。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由于我不知道对方掌握了哪些情况,因此我就支支吾吾地交代以前已经向人大保卫处交待过的情况,他们就说我每次回答就像“挤牙膏”一样,不愿把所有问题交代清楚。我就问他们到底因为什么事情找我,他们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最后只好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潘光华的人,我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我就半真半假地进行了交代,承认了与潘光华的交往,但坚决不承认自己搞过什么组织。这次询问之后没多久他们又找过我一次,仍然是问那个组织的事情,我仍然坚决予以否认。后来他们就没有再找过我了,但李瑛告诉我说,我的问题已经被立案了,学院专门为此开会讨论过,鉴于我的问题很严重,学院最后只好同意对我立案。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动我,我也乐得继续抓紧时间在学校多读点书,当时我还对读完大学还抱有希望,但是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最后一刻,我的这个希望还是破灭了,我最终还是成为了当局的专政对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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