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8/2010              

整合的困境(一)

作者: 刘京生 刘京生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相对重要历史时刻,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解决的。
 
博弈的基础是实力。实力不仅仅是人数的对比,还取决于许多其它因素,是一个综合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卓越的领袖其个人能力都是有限的。有限的能力汇集着有限的人数很难成为博弈的一方,赢得对手的尊重。
 
几乎没有人否认整合的意义,也没有多少人否认普世价值是共同的目标。可悲的是,几十年的努力,情况没有多大改观,似乎,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理”在有意无意中阻碍着整合。目标相同却无缘牵手,那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天赐良机,等待乾坤挪移、时来运转——对于无数次的化友为敌,等待的负面作用要小得多。
 
整合不是为了消灭谁,收复谁,更不是为了节制言论自由。整合只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地而携手共进、形成合力。
 
和平时期的整合考验的是智慧,危机中的整合考验的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我相信,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人会更加智慧,更加聪明,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也许我们是幸运的,但是,幸运需要付出,需要现实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几千年的顽疾如果不能解决,动听的词汇就永远无法变为现实。
 
困境之一:领导权之争
 
人的本质是差异,人的欲望都有存在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人生价值有着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兴趣,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中的特定人,有些东西需要节制,需要放弃。这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对你所追求的一种付出,这一付出,在你选择之日起就要面对。百姓可以不必理睬道德与民意,而领袖就要认真面对。想做领袖的基本素质就是包容、节制、有勇于担当的智慧与勇气。包容不同人的不同观点,节制自己的言论,智慧的选择进退,客观的分析形势,把握大局,在危险出现时有勇于担当的勇气。
 
和平时期的中国,领袖的涌现总是发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危险临近时总是难觅踪影。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排他性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领袖的致命弱点,这一弱点决定了刻意、精心打造的领袖总是昙花一现。这些领袖忘记了一个常识:领袖是别人的推举、别人的认可而非自我的感觉,自我的创造。许多人热衷于领袖之争却不客观的评价一下自己。在还没有任何势力时就忙着封官许愿,忙着争名夺利。毛泽东不忙,在李大钊、胡适、孙中山、各路军阀忙的不可开交,风光无限之时,毛泽东却在储存能量,等待机会。五次围剿的失败终于给了他机会。不是说我们要学毛泽东的狡诈与无耻,只想说明:民主的对手是毛泽东的徒孙,如果连他的那点“智慧”都不如,如何取而代之成为“一代枭雄”?
 
想做自由民主的领军人物就要现实的解决一个问题:每人一张的选票为何投给你?因为你说了一个“理”?还是因为你蹲过很多年监狱?我以为:领军人物未必是最优秀的,只需具备做领袖的基本素质,外加一些谦和,把人当人而不是只把人看作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
 
领袖之争,乐此不疲,各有各的理。每一个理,单方面的解释都是那么的毋容置疑。中共的捣乱,中共的渗透,看上去实在不好质疑,因为这是客观存在。问题是:这种客观存在出乎预料吗?或是,在预料之中而没有办法解决?如果出乎预料,这些领袖应当让位,如果没有出乎预料,就要面对这个现实并切实的加以解决——只要想解决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关键的是“想”不想解决?其一,不要忙着做领袖,要忙着把基础夯实。别那么浮躁,做些具体的事。其二,别忙着对付竞争对手,把精力放在该做的事情上而非只会不厌其烦的大谈意义,其三,别忙着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只要你做了,做的扎实,历史会还你一个公正。何况,现在想做领袖的人,推动的是自由民主的事业而不是想做皇帝,名誉上,地位上的东西不该看的太重,随其自然。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有效的解决掉中共的捣乱与渗透而在于这些领袖自己,在于这些领袖是否有真实的整合意愿,而非只为了收编,号令别人。有真实的整合意愿,中共的捣乱破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就会很有限。领袖需要有,大旗需要举,但是,世界上不是只有你具备领袖的素质,更不是只有你举的大旗所向披靡。所有人如果都依据自己的标准选拔自己,那就真的不怪人家的捣乱与破坏了。
 
苍天会眷顾,但不会只眷顾与一个人,不管这个人信不信他,也不管这个人做了多少。相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只是一瞬,这一瞬不会恰好让一个人赶上。历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匆匆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历史印记,后人颇感遗憾——遗憾不过是活着的人的一种情怀,这一情怀对于这些仁人志士没有任何意义。评价、纪念、敬仰、歌颂也不过是评价、纪念、敬仰、歌颂者所愿意、希望展露给别人的一种价值,一种意义。
 
困境之二:观点之争
 
目的相同观点不同是正常的。理论上对上述认识争议很少,但现实总是加以否定。很多人把观点看得比目的重要,非要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观点就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就思想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与谬误。每一个平等的人都有公开观点的自由,这是民主与专制的最大区别。在现实中,一些人总把观点的真理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同的观点之争常常会演变成敌我之争,而完全看不到真正的敌人却在乐享渔翁之利。这种现象反映的是认识者的局限,真理与知识是相对的,没有谁可以真理在握。其一,真理是没有同一标准的,实践的检验也由于不同人的不同结论而变得无所适从。比如,对于改革开放这个实践,不同的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实践本身不能检验,检验者是人,由于人的参与,实践的检验成为标准就是荒唐的。其二,不同的视角面对相同的事物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相同的民主目的,在选择路径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衣食无忧,有静静思考条件的人可能就多些温和、理性,而每日都要忙于温饱的人可能就要更多选择简单、直接,粗暴的方式来改变现实,推动社会变革。其三,实现目的的路径、方法、策略、手段都不会只有一种选择是唯一正确的。温和与暴力都仅仅是一种观点,一种认识,一种理念,一种推测,历史与现实,都没有告知有一种“方法”会造就未来一个必然——必然都仅仅是我们的愿望——历史经常会变得无情,无视善良的愿望。
 
与其我们把有限的时间、精力耗费在理念、真理、观点、认识的绞杀过程中而分崩离析,不如我们简单点,包容一些“谬误”,在目标相同的前提下殊途同归——不是相互蔑视,相互排斥,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相互提携,相互声援,相互站脚助威。这不难,只要承认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目地。
 
(未完待续)
 
2010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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